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序言 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E·B·怀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特别喜爱的两位美国随笔作家。 前者生活在富足而多彩的1960、70年代，常年为《纽约客》撰稿，几乎创造了风靡一时的“怀特体”，后者生于铁幕下的列宁格勒，曾被当作“社会寄生虫”流放西伯利亚，后来遭驱逐而在美国大学安度晚年。怀特和布罗茨基分别说过一段让倾慕他们的写作者非常沮丧的话。 在自己的随笔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怀特哀叹说，“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 而布罗茨基则是在著名的《小于一》中写到，“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 这两位天才级的文体作家，其实道出了所有写作者内心的两个必有的恐惧：散漫的文字比时代速朽得更快，而作家的经历及思想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拾人牙慧。 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多年来，一直拒绝出版散文集的原因。作为一位财经作家，我的文字的速朽度应该远远大于优雅的怀特和饱受厄运的布罗茨基。我写专栏的历史始于遥远的1994年，篇什数目应超五百，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散布于各家报纸杂志的专栏文章，值得用书籍的形式留存下来，他们是那么的琐碎，那么的应景，那么的犹豫，就好比一位职业棋手平日打谱的棋局，真真不足为外人观。而今天，当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只能表明我已经承认衰老，我开始顾镜自怜，开始回望来路，开始用过来人的口吻试图对青年人说一些注定会被漠视的鬼话。 所以，这一本集子的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私人的事情。 在选编本书的那几个春夜，我好像一位旧地重游的旅人，小心翼翼地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尽量压低帽檐，避免遇到熟人，蹑手蹑脚，随时准备逃离。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最旧的创作于十五年前，那时的我，在文字江湖里籍籍无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黄，横行霸道。渐渐于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身躯上的肌肉，服帖、松软而暗生法令纹。 当我把这些漂浮在岁月之河的文字打捞上来的时候，更像是在进行一次告别的仪式：我将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我们这一代，多少属于天生地养的一代。我们从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年代走出，在骨骼和思想长成的那些日子里，父辈奔波于生计，国家则忙于经济的复苏和意识形态的角斗，他们都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在学校里胡乱地读书，吃进无数的垃圾，却又在思想的荒原上肆意地寻觅疯长的野草。步入社会之后，既有的秩序濒于崩溃，“效率”替代所有的法则至高无上，而我们所储备的知识根本不足以应对很多突发的事实，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匆忙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在量化、冷酷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在这一本集子中，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读出我所描述的景象，很多篇章中表现出来的自责与词不达意，是被击溃前的哀鸣，而另外一些篇章里的激越和温情，则是逃进书斋后的喘息与抵抗。 从2014年5月开始，我开出“吴晓波频道”，恢复了每周两篇专栏的写作节奏，这使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文章在社交朋友圈里流传得很广，本书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写于过去的这一年间。这一次的结集，继往于青葱，止步于当下，也算是一次长途旅程的即景记录。 如果说这些文字还值得阅读，仅仅在于布罗茨基所提供过的那个理由——“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毕竟，这是一个我们参与创造的时代，它一点也不完美，甚而不值得留恋，但是，它真的到来过，而且轰隆隆地裹挟一切，不容任何一个年轻人脱身旁观。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这是我的职业偶像沃尔特·李普曼讲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每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所难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为美国人瞭望世事，铁口判断，但在内心，却始终难以挥散自少年求学时就已生出的疏隔感。 是为序。 吴晓波 2015年5月4日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家庭的年轻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所以，如果你侥幸可以，请千万不要错过。 每个父亲，在女儿18岁的时候，都有为她写一本书的冲动。现在，轮到我做这件事了。 你应该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你一个问题：你长大后喜欢干什么？ 第一次问，是在去日本游玩的歌诗达邮轮上，你上小学一年级。你的回答是：游戏机房的收银员。那些天，你在邮轮的游戏机房里玩疯了，隔三岔五，就跑来向我要零钱，然后奔去收银小姐那里换游戏币。在你看来，如果自己当上了收银员，那该有多爽呀。 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这个问题：你长大后喜欢干什么？ 你一次又一次地更换自己的“理想”。有一次是海豚训练师，是看了戴军的节目，觉得那一定特别酷。还有一次是宠物医生，大概是送圈圈去宠物店洗澡后萌生出来的。我记得的还有文化创意、词曲作家、花艺师、家庭主妇…… 16岁的秋天，你初中毕业后就去了温哥华读书，因为我和你妈的签证出了点状况，你一个人拖着两个大箱子就奔去了机场。你妈妈在你身后泪流满面。我对她说，这个孩子从此独立，她将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工作和城市，当然，还有喜欢的男朋友。 在温哥华，你过得还不错，会照顾自己，有了闺蜜圈，第一次独自旅行，还亲手给你妈做了件带帽子的运动衫，你的成绩也不错，期末得了全年级数学一等奖。我们全家一直在讨论你以后读哪所大学，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还是QUEEN（Queen’s University，女王大学）。 又过了一年，我带你去台北旅行，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夕阳西下中漫步长长的椰林大道，我又问你：你以后喜欢干什么？ 你突然说，我想当歌手。 这回你貌似是认真的，好像一直、一直在等我问你这个问了好多年的问题。 然后，你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看法，谈了对中国当前造星模式的不满，谈了日韩公司的一些创新，谈了你自认为的歌手定位和市场空间。你还掏出手机给我看MV，我第一次知道Bigbang，知道权志龙。我看了他们的MV，觉得与我当年喜欢过的Beyond和黄家驹那么的神似，一样的亚洲元素，一样的都市背街，一样的蓝色反叛，一样的如烟花般的理想主义。 在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光。 作为一个常年与数据打交道、靠理性分析吃饭的父亲，我提醒你说，如果按现在的成绩，你两年后考进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大学，大概有超过七成的把握，但是，流行歌手是一个与天赋和运气关系太大的不确定行业，你日后成为一名二流歌手的概率大概也只有10%，你得想清楚了。 你的目光好像没有游离，你说，我不想成名，我就是喜欢。 我转身对一直在旁边默默无语的你妈妈说，这次是真的。 其实，我打心眼里认同你的回答。 在我小时候，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布置写作文“我的理想”，保卫祖国的解放军战士、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或者是遨游宇宙的宇航员。现在想来，这都是大人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其实大人自己也成不了。 这样的后果是很可怕的。记得有一年，我去四川大学讲课，一位女生站起来问我：“吴老师，我应该如何选择职业？”她是一位物理系在读博士生。我问她：“你为什么要读物理，而且还读到了博士？”她说：“是我爸爸妈妈让我读的。”“那么，你喜欢什么？”她说：“我不知道。” 还有一次，在江苏江阴，我遇到一位30多岁的女商人，她赚了很多钱，却说自己很不快乐。我问她：“那么，你自己喜欢什么呢？”她听到这个问题，突然怔住了，然后落下了眼泪。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很小的时候，她就跟随亲戚做生意，从贩运、办厂到炒房产，什么赚钱干什么，但她一直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今日中国的90后们，是这个国家近百年来，第一批和平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你们第一次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它们甚至可以只与兴趣和美好有关，而无关乎物质与报酬，更甚至，它们还与前途、成就、名利没有太大的干系，只要它是正当的，只要你喜欢。 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地喜欢了，你才会去投入，才不会抱怨这些投入，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感情。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家庭的年轻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所以，如果你侥幸可以，请千万不要错过。 接下来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特别的“乌龙”了。你退掉了早已订好的去温哥华的机票，在网上办理了退学手续。我为你在上海找到了一间日本人办的音乐学校，它只有11个学生，还是第一次招生。 过去的一年多里，你一直在那间学校学声乐、舞蹈、谱曲和乐器，据说挺辛苦的，一早上进琴房，下午才出得来，晚上回到宿舍身子就跟散了架一样，你终于知道把“爱好”转变成“职业”，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到底学得怎么样，是否有当明星的潜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确乎是快乐的，你选了自己喜欢走的路。 “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这是台湾黑松汽水的一句广告词，大概是12年前，我在一本广告杂志上偶尔读到。在遇见这句话之前，我一直被职业和工作所驱赶，我不知道生活的快乐半径到底有多大，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则是无效的，我想，这种焦虑一定缠绕过所有试图追问生命价值的年轻人。是这句广告词突然间让我明白了什么，原来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否是“美好”的。后来，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你认为它是美好的吗？如果是，那就去做吧。从这里出发，我们去抵抗命运，享受生活。 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18岁的女儿。 此刻是2014年12月12日。我在机场的贵宾室完成这篇文字，你和妈妈在旁边，一个在看朋友圈，一个在听音乐，不远处，工人们正在布置一棵两人高的圣诞树，他们把五颜六色的礼盒胡乱地挂上去。我们送你去北京，到新加坡音乐人许环良的工作室参加一个月的强训，来年的一月中旬，你将去香港，接受一家美国音乐学院的面试。 说实在的，我的18岁的女儿，我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怎样，就好比圣诞树上的那只礼盒，里面到底是空的，还是真的装了一粒巧克力。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做准备》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塞林格 立冬既过，窗外绿深红浅。顺手抓着一本陈从周的《说园》，录下一段文字： “万顷之园难以紧凑，数亩之园难以宽绰。紧凑不觉其大，游无倦意，宽绰不觉局促，览之有物，故以静动观园，有缩地扩基之妙。而大胆落墨，小心收拾，更为要谛，使宽处可容走马，密处难以藏针。” 这段文字，抄下来就很舒服。西湖边有一郭庄，据说是陈从周的最后一个作品，也是他最喜欢的园林。琼瑶的《烟雨蒙蒙》取景此处。前些年，我常带人去那里喝茶。郭庄很小，却曲折从容，妙处无穷，深得“借”字真味。现在想来，真好比做一篇文章，傍着一个著名的西湖，却自营造出一份独属的景致。 好文章，好人生，亦当如是。 这些年写作企业史，常感人物故事纷涌而来，难以取舍，而时空一庞大，竟有驾驭不住的恐惧。读了从公的道理，很是受益。 上月，还独自一人去中国美院边潘天寿的故居游览，在他的立天大画前徘徊良久，看他谋篇行笔的大局和细处，当时已若有所悟，今日读《说园》，再次回味其中巧妙，如清茗入口，实在受用。 近年来，还突然喜欢看建筑师、设计师的文字，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实用感是我们这些做文章的人需要学习的，房子是建来让人住的，服装是裁剪出让人穿的，所以，合体舒服是第一要义。做文章是让人读的，也应该这样。山本耀司是我非常喜欢的日本服装设计师，他很喜欢从老照片中吸取灵感，他说自己有很多世纪初人像摄影的图书，喜欢那里面人与衣服之间的关系，人们穿的不是时尚，而是现实（reality）。或者换句话说，山本耀司希望他设计的服饰能够给穿它们的人这种感觉。我想，这是一种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穿着认识自己的感觉，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自己，而非衣服或时尚。 这样的体悟又岂仅与服装有关。大抵造园、作画、裁衣、行文、做企业、为人，天下一理，若胸中格局足够，无论大小都不足惧，关键是大处能容天地，小处能觅细针，须控制事物发展的节奏。所谓经验两字，经是经过的事，验是得到印证的事，都与实际有关。 这些道理，都是在中年以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香港作家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过30岁，正在忧伤地听侯德健的《三十以后才明白》，从来没有想过它离自己到底有多远。 几天前整理书橱，顺手拉过一本董桥的老书，一翻开就碰到这段眼熟的文字，竟突然有了白驹过隙的悚然。 林肯说，人到40岁，就该替自己的长相负责了。这样算来，我替自己负责的日子已经有些年份了…… 还想到一个故事。 美国嚎叫派的诗人艾伦·金斯堡早年狂放不羁，是嬉皮士的精神领袖，过了四十岁后，居然喜欢西装革履。有人不解地问他，这位老兄说：“我以前不知道西装是这么好看，这么舒服嘛！” 人过了四十，才突然开始享受寂寞。梁实秋说，“我们在现实的泥溷中打转，寂寞是供人喘息几口的新空气，喘几口之后，还得耐心地低头钻进泥溷里去。最高境界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须强求。只要有一刻的寂寞，我便要好好享受。”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曾经说：“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作准备，我今天讲这样的话，年轻的你未必会同意，但我经历过的事实正是，在这个中年的午后，你能够安心坐在有春光的草坪上喝一杯上好的龙井茶，你有足够的心境和学识读一本稍稍枯燥的书，有朋友愿意花他的生命陪你聊天唠嗑，你可以把时间浪费在看戏登山旅游等诸多无聊的美好事物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而它们的投资期无一不是在你的青春阶段。 ——喝下午茶，对自己的长相负责，西装革履，卑微而平静地活着。 《去日本买只马桶盖》 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正是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蓝狮子的高管年会飞去日本冲绳岛开，我因为参加京东年会晚飞了一天，飞机刚落在那霸机场，看朋友圈里已经是一派火爆的购物气象：小伙伴们在免税商场玩疯了，有人一口气买了6只电饭煲！ 到日本旅游，顺手抱一只电饭煲回来，已是流行了一阵子的“时尚”了，前些年在东京的秋叶原，满大街都是拎着电饭煲的中国游客。我一度对此颇为不解：“日本的电饭煲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在一个多月前，我去广东美的讲课，顺便参观了美的产品馆，它是全国最大的电饭煲制造商，我向陪同的张工程师请教了这个疑问。 工程师迟疑了几秒钟，然后实诚地告诉我，日本电饭煲的内胆在材料上有很大的创新，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会黏糊，真的不错，“有时候我们去日本，领导也会悄悄地让我们拎一两只回来”。 “我们在材质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有找到办法。” 美的创办于1981年，从1993年开始生产电饭煲，它与日本三洋合作，引进模糊逻辑电脑电饭煲项目，逐渐成为国内市场的领先者。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占比的反转，竞合关系发生微妙改变，日本公司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输出变得越来越谨慎，“很多拥有新技术的家电产品，不但技术对中国企业封锁，甚至连产品也不外销，比如电饭煲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很多年来，“中国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场换技术”的后发战略已经失效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电饭煲上，从这些天蓝狮子高管们的购物清单上就可以看出冰山下的事实—— 很多人买了吹风机，据说采用了纳米水离子技术，有女生当场做吹头发试验，“吹过的半边头发果然蓬松顺滑，与往常不一样”。 很多人买了陶瓷菜刀，据说耐磨度是普通钢的60倍。“切肉切菜那叫一个爽，用不到以前一半的力气，轻松就可以把东西切得整整齐齐了。” 很多人买了保温杯，不锈钢真空双层保温，杯胆超镜面电解加工，不容易附着污垢，杯盖有LOCK安全锁扣，使密封效果更佳，这家企业做保温杯快有100年的历史了。 很多人买了电动牙刷，最新的一款采用了LED超声波技术，重量比德国的布朗轻一半，刷毛更柔顺，适合亚洲人口腔使用…… 最让我吃惊的是，居然还有3个人买回了5只马桶盖。 这款马桶盖一点也不便宜，售价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它有抗菌、可冲洗和座圈瞬间加热等功能，最大的“痛点”是，它适合在所有款式的马桶上安装使用，免税店的日本营业员用难掩喜悦的神情和拗口的汉语说：“只要有中国游客团来，每天都会卖断货。” 冲绳的那霸机场，小且精致，规模相当于国内中等地级市的机场，蓝狮子购物团的30多号人涌进去，顿时人声鼎沸。不多时，在并不宽敞的候机大厅里，便满满当当地堆起小山般的货品纸箱，机场的地勤人员大概已然习惯，始终面带笑容、有条不紊，这样的场景大抵可以被看成是“安倍经济学”的胜利，也是“日本制造”的一次小规模逆袭。 过去20多年里，我一直在制造界行走，我的企业家朋友中大半为制造业者，我眼睁睁地看他们“嚣张”了20年，而今却终于陷入前所未见的痛苦和彷徨。 痛苦之一，是成本优势的丧失。 “中国制造”所获得的成就，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就其核心武器只有一项，那便是成本优势，我们拥有土地、人力、税收等优势，且对环境保护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形成了制造成本上的巨大优势。可如今，随着各项成本的抬升，性价比优势已薄如刀片。 痛苦之二，是渠道优势的瓦解。 很多年来，本土企业发挥无所不用其极的营销本领，在辽阔的疆域内构筑了多层级的、金字塔式的销售网络。可如今，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把信息流和物流全数再造，渠道被彻底踩平，昔日的“营销金字塔”在一夜间灰飞烟灭。 痛苦之三，是“不变等死，变则找死”的转型恐惧。 “转型升级”的危机警报，已在制造业拉响了很多年，然而，绝大多数的局中人都束手无策。近年来，一些金光闪闪的概念又如小飞侠般地凭空而降，如智能硬件、3D打印、机器人，还有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新名词更让几乎所有50后、60后企业家半懂不懂、面如死灰。 若以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一代制造业者实已踏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 可是，站在那霸机场的候机大厅，面对小山般、正在打包托运的货箱，我却有了别样的体会。 其实，制造业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哲学，那就是： 做电饭煲的，你能不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 做电吹风的，你能不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 做菜刀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 做保温杯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 做马桶盖的，你能不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从电饭煲到马桶盖，都归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但它们是否“日薄西山”、无利可图，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陷入困境的制造业者，与其求助于外，到陌生的战场上乱碰运气，倒不如自求突破，在熟悉的本业里，咬碎牙根，力求技术上的锐度创新。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正是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 我的这些在冲绳免税店里疯狂购物的、年轻的蓝狮子同事们，大概都算是中国当今的中产阶层，是理性消费的中坚，他们很难被忽悠，也不容易被广告打动，他们当然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不过他们同时更是“性能偏好者”，是一群愿意为新技术和新体验埋单的人。这一类型消费者的集体出现，实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转折点。 “中国制造”的明天，并不在他处，而仅仅在于——能否做出打动人心的产品，让我们的中产家庭不必越洋去买马桶盖。 《我为什么不炒股》 中国股市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 2014年12月5日，沪深两市的股票交易突破1万亿元天量。那天，我在上海出差，看到朋友圈里如瀑布般的惊呼后，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冷水脸，然后问镜子里的自己：你动心了？在确定答案是否定的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下这篇文章的标题。 几天后的12月9日午后，当我正为此文写下最后几段文字的时候，沪指暴跌5.43%，失守2900点，两市交易量突破1.2万亿元。 在这种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我的心里既无侥幸，也无悲喜。因为，正如标题所示：我从来不炒股。 如果我说中国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许没有人会反对。 上海和深圳的两个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年年底。始创之初，制度构建十分粗鄙，几乎没有顶层设计，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为华东及华南两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沪市的所谓“老八股”中好几家是注册资本在50万元的区属企业。1992年8月，深圳发生120万人争购股票认购证事件，场面火爆失控，政府被冲，警车被砸，北京在失控中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两个月后，证监会成立，股票发行权逐渐上收，至1997年，两所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在这一时期，决策层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战略设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国有企业的脱困服务。大量陷入困境的国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样子被挂到了市场上，有一位叫张化桥的香港证券分析师甚至认为，当时的国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财报上动手脚的。 那些“白富美”在财务报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体制和制度几无改变，掀开假面，当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数年之后，企业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为所谓的“壳资源”。这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就出现了狙击手，他们被叫作“庄家”。庄家们通过低价收购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成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大兴波澜。1999年5月19日，沉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喷，构成“5·19行情”，一些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亿安科技、银广厦、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涨，激荡得人人心旌荡漾，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庄家们的贪痴狂欢。 当时，庄家对股价的控制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我在《大败局2》中曾记录这样一个细节：2000年2月18日，当时第一大庄家、中科创业的实际控制人吕梁新婚大喜，他的操盘手们用“科学而精密”的手法控制股票起伏，硬是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了72.88元。操盘手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板送上一份别人看来瞠目结舌的礼物。 及至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直接比喻为赌场，甚至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有规矩：“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进而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缺陷：“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吕梁等第一代庄家折戟于2001年春季之后的一次股灾，随之出现了以德隆唐万新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庄家，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高举混业经营的旗帜，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靠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用毒药化解毒药”，最终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灾中玉石俱焚。 在此后的岁月中，如吕梁、唐万新这种招摇于台面之上的著名庄家似乎减少了，但是，庄家文化确乎从来没有消亡，他们开始隐身于各个证券营业所，以“地下敢死队”的身份继续战斗，而吴敬琏所总结的股市特征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2007年前后，我曾在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栏目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为了探寻上市公司的真相，我特意选择了五六家股价表现非常优异的公司作样本调查——其中就包括前段时间爆出丑闻的獐子岛。我到这些公司实地考察、访谈董事长、查阅公司业绩及股价波动，结果得出了一个并不出乎我预料的结论：这些公司的业务波动，与它们的股价波动，几乎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在一家公司，我问董事长：“为什么你们的股价最近震荡很大？”他请摄像师把镜头关掉，然后很小声而体己地对我说：“因为这几天券商在换手，换手的成本价是12元。吴先生，你可以在这附近进一点货的。” 这就是我从来都不炒股的原因： ——这个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它从来为国有企业——现在叫蓝筹股服务，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背书，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写着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此言在我国股市是一个错误。 ——这个股市里的企业从来没有把股价视为公司价值的晴雨表，因此，信奉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的人从来没有在这里赚到过一分钱。相反，它是“秃鹰们”的冒险乐园。米兰·昆德拉曾经写道：“事情总比你想象的复杂。”在中国股市发生的那些故事，谜底总比你想象的还要阴暗。 ——这个股市的基本表现，不但与上市公司的基本表现没有关系，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也没有关系，它是一个被行政权力严重操控的资本市场，它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 在2014年四季度以来的这轮股市大波澜中，上述特征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些股票的表现更证明了“劣币”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投资者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我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不得不远离充满了随机性的中国股市，然后，写下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