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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天窗的画室早已不时兴了，同架上绘画一样，成了古董。纽约艺术家的梦是租用老式工厂仓房整层打通的大画室(英文叫做“Loft”)，面积两百平方米上下，大得可以骑自行车转。如果在苏荷一带，月租三五千。再花个几万装修，隔成画室、书房、卧室，然后买来中东地毯、南美盆栽、非洲的木雕、欧洲的古玩——“Loft”其实不仅是画室，它代表后现代的生活方式，纽约上流文艺人的地位，加上每月一叠高额账单。 那么去租带天窗的画室。且慢：更贵。古董会便宜吗？何况这古董是一个房间。60年前的前卫艺术家有福了：那时，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没进入消费时代，即便在二战期间寄居纽约的曼·雷、杜尚也能在下东城以低租金(才几十块钱)享受带天窗的画室。 咱社会主义怎样呢？瞧如今北京新盖的古董四合院，叫价一百万。美金。 我怀念中央美院“U”字楼带天窗的画室(现在上学也得交学费了吧？)。那年头，在我结束八年插队生活的眼光看来，天窗就是天堂，光芒从上而下照在人脸人体上，雍雍穆穆，简直伦勃朗。 人各有记忆。开课那天，侯一民先生笑吟吟走进来。走到我的画架子跟前，他指着老旧的地板说：“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他们殴打我，连着打十几天，不让回家。” 如今，“U”字楼成了所有美院同仁的记忆。前年造访旧美院，每间教室上了封条，一枚封条旁还留着陈年标语：“欢迎新同学”。新同学呢，都在西八间房万红街二号新美院的新画室：高大、空阔，没有天窗，原先就是厂家的房子。我转了一圈，想起纽约的“Loft”。 上美院以前，我在中国有过几处临时“画室”(据说偷儿格外记得作案的地方)。1974年江西省美术“办公室”在井冈山举办“学习班”，我有幸混在那儿画了第一幅油画创作。1976年在拉萨“人民广场”的文化馆画好多藏人痛哭，出门北望即布达拉宫。1977年是在南京街巷深处两位朋友的私房，我辗转其间赶一幅部队进藏的大创作。记得想看我画画的小哥们儿连连敲门，我不应，可陋室板扉缝隙太宽，瞒不住。 每回告别一次性“画室”，我都默然四顾，不知下一回能在哪里画大画。1980年去拉萨，我缩在妻子的七平方米的宿舍里弄毕业创作，画纸搁在椅背上，挪到房门口就着过道的天光画。那是藏剧团的小院子，记得有一口用杠杆打水的井，井口碗一般大。黄昏，院墙远处的山峰被夕阳照得像烧红的生铁，我趁着余晖到院子里退远了审视自己的画。 “画室”一词译得太雅。比较接近英文“Studio”的是“作坊”，用白话说就是“干活的地方”——来到纽约，我在不同寓所的窗下摊开家伙将就画了十年，倒也没什么：我从小就习惯干活不一定非得有条件齐全的“干活的地方”。但终于我想画大画(青少年时画惯大画的旧习居然潜伏到中年)，草图出来了，“想法”接踵而来，自己的寓所是断乎画不了的，干活的地方在哪儿？“Loft”，是做梦，带天窗的画室更是妄想。回井冈山？去拉萨？ 后来是原浙江美院的郑胜天先生赏给我干活的地方。1991年夏他假加州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了一期暑季艺术活动，招集一群中国艺术家，我也算一个。可第三套双联画才铺开，学院开学，学生返校，我们撤出。住在洛杉矶的老哥阿城接我过去，四米长的大画正好同他家大厨房西墙的尺寸相当。窗外的柚子树雨后落一地果子，阿城特意买来两盏白炽灯方便我连夜作画。那些日子我想起在国中打游击似的作案地点——到美国情形还是一样。大画运回到纽约也没处搁呀，索性存在阿城的院子里。没画室，画也没个自己的家。 纽约是房屋的丛林(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一片难以测知深浅的生态场：各种人，各种生活方式，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类租金。总之，1991年底我的美国画友奥尔告诉我时代广场第七、第八大道之间有一所住满艺术家的大楼，每一画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独用一间，大半时间要去打工，空着也是空着，他频频催我过去。知青生涯留给我的后遗症(或良药？)可能是对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为很难的事忽然如愿以偿，半是机缘，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233号501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除了苏荷区，纽约艺术家租用画室比较集中的地段是东、西格林威治村，以及西十四街一带和布鲁克林。地处中城曼哈顿心脏地区的时代广场纵横一二十条街面，既是繁华的商业区，又是百老汇歌舞剧剧场和纽约时装公司聚集地带。然而各种动物总能觅得栖息出没的场所：时代广场西端，第七、第八大道之间的四十二街，二战前有好几家著名百老汇剧场，夜夜笙歌。60年代嬉皮士运动后不知怎么一来没落了，渐渐成了“成人文化”(即色情业)店铺集中点，也曾是毒贩、流莺兜生意的地段。向西去中国领事馆，朝东进入时代广场，都得经过这条街。白日里看不出什么异常(没有“成人文化”的中国成人倒是常来此地盘桓)，晚上呢，其实纽约到了晚上哪儿都难保不出事(中国画家林琳即是在时代广场附近被歹人打死的)。市政府对这条街头疼多年，苦于没钱整治——没钱的艺术家于是钻了这条街房产贬值、房租低廉的空子。 233号楼总管巴巴拉先生每天气宇轩昂站在大门口，同时和好几位熟人生客插科打诨兼招呼。全楼共有六层，两架电梯。上下进出的人物看来真是艺术家，准确地说，还未成名发迹的艺术家——疲倦，亢奋；沮丧，骄傲；心事重重却了无牵挂；目光冷漠但眼神热情；懒、随便，又显然紧张而工作过度；气质是单纯的，精神则天然地颓废。美式英文的招呼礼节从来简洁，彼此擦肩而过，门一关，美国所有的楼道差不多全都空无一人。 画画。画室里很快摊得一塌糊涂。记者问培根，是否刻意从画室的零乱无序之中画出“有序”，培根回答：“是。”在画室里能这般理性吗？收音机开着(刚占据画室，接上电源乐音弥漫时，真像开了新纪元)。乐曲有序，我无序地听。这里不作兴串门聊天，“干活的地方”就是干活的地方。一天，有人猛敲门，冲进两个警察两个便衣。三人直奔大窗口朝步话机急速讲话，留一位解释：朋友！要抓人，借个监视点，对不起。 二十分钟后，楼下斜对过两个青年已经被反身制服，双手抱头，就像电影里那样。 录像带普及后，四十二街一排成人电影院相继倒闭。看下去，有两座影院的突出门楼上每天聚满鸽子，鸽粪斑斑。有人定时撒食，鸽群飞降街面，挤挤挨挨捣头如蒜(多好。它们用不着画室，也不需要绿卡)。天黑了。下地铁前偶尔会弯进哪家成人商店(这词想得真好)。我也是成人。千万册杂志画报(十八岁以上的成人照片)可以随便翻看，翻着，忽然就想起楼上我的画室，我当天的画——我是谁？从何处来？我在哪里？井冈山、拉萨、时代广场？ 居所和画室分开真有道理。松节油气味仿佛催眠剂哄着我进入恒定安稳的工作，工作专注到近于痴呆，快乐的痴呆，以至忘记快乐。累了，醒过来，发现自己睡着了。画室在日光灯下的宁静呈现一片无声的吵闹：这里那里都是被灯光平均照亮的画或画册，所有画面抢着说话。美国的生活教会我如何同自己相处，教会我如何工作(倒不见得教会如何画画)。每次当我买下做内框的成捆木杠背回画室，心里就想：干什么？谁叫我画这么多无用的大画？每次办展览，搬运货柜车停在楼下，几条彪形大汉铺一地家伙包装，我就觉得闯了祸似的。渐渐地，我和奥尔的大画堆不下了。1994年，我单独租用楼下的406房间，并铺开画一套十五米长的十联画(真是疯狂)。几年来不少过访纽约的中国画家来过，登时一屋子北京话、四川话、上海话。在这个陌生地方，他们见到从前熟悉的人。 我已熟悉得仿佛从来就在此地，也将长此以往。一个地方让人踏实下来，只为这里有你摸熟的书画、抽屉，一堆随手拿起放下擅自作案的家当。往昔漂泊粗陋的作画条件变得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这画室？失去每天开锁进门，泡上茶，坐下来审视前一天画好的(或画僵掉的)作品的权力？是的，这是我的唯一的权力。恐惧倒还不至于，但绝不好玩。单是这许多大画寓所就根本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