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乡愁蓝调——有一阵风——《地下乡愁蓝调》后记

——《地下乡愁蓝调》后记 “你们你们，你们不能在椰子树上钉东西！”从行政大楼跑出来的女人说。她跑得很喘，讲话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没有钉，我们用胶带贴，应该没关系吧。”我说。 “不行不行，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乱贴还得了！你们再乱贴我要叫警卫来了。” “好啦好啦。”我和SY只好把那叠传单放回脚踏车篮子里，不情不愿地离开。骑到路口，我们回头看了椰林大道一眼，每隔一株椰子树，便贴着一帧约翰·列侬长发披肩满面髭须的黑白肖像。我和SY贴了大半条椰林大道，总有几十张吧。两大排的列侬像，看起来还满壮观的。 “这样也可以了啦，意思到了。”我说。 “是啊。剩下的我拿回宿舍发，没关系。”SY微笑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笑起来总是带着一种无辜而认分的表情，仿佛在说：既然这样那只好笑一笑了。整整十年后一个晴朗的夏日傍晚，他告诉我他得了血癌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笑容。 贴传单那天，是列侬被歌迷枪击身亡十二周年的忌日。前一天晚上，我从平装版《列侬自叙》（In His Own Words）最后一页找到他最帅的那幅头像，然后略事加工，标上生卒日期，做成底稿，准备拿去影印两百张。左看右看，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补上一行小野洋子悼文里的句子：“有一阵风永不寂灭（There is a wind that never dies）。” 这张传单并不是要推销什么活动，只是想在这个日子有一点儿表示。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想在校园里做点什么，机会也不多了。我和SY从新生南路侧门的海报墙开始贴，沿着运动场一路贴到旧体育馆对面，再转到小福（台湾大学校内“小福利社”的简称）对面的布告栏，最后骑回校门口，从椰林大道的第一株椰子树贴起。 那阵子椰林大道经常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语，有时候傅钟（台湾大学为纪念前校长傅斯年所铸，在椰林大道正中央，是台大的精神象征）那圈栏杆上会展示一幅全开书面纸拼接的大海报，墨迹淋漓写着“废国大反独裁”，有时候整排椰子树都绑上了曳着长长尾巴的黄丝带，上书“工人斗阵”或者“反核救台湾”。秋冬多雨，那些字迹很快便模糊了，破了的海报耷拉下来，黄丝带也无精打采粘在树干上。同学们骑着脚踏车匆匆来去，大都不会多看它们一眼。 那阵子是校园刊物的“爆炸期”，总图书馆侧门和活动中心的木架横七竖八堆满了各色各样的期刊报纸，往往溢到地上被大家踢来踩去。“社禁”解除，学校开放新社团登记之后，数以百计的学生社团都开始编纂自家的“机关报”，仿佛每个人都得编一编刊物，才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学校附近的印刷厂生意好得不得了，外围的商家也被上门拉广告的学生闹得不堪其扰。然而那景象看似热闹，骨子里不免虚乏。那些一阵兴头搞出来的刊物多半文笔平庸、版型俗恶，许多更在创刊号之后便无以为继，编报的人似乎比读报的人还多。那些乏人问津的报纸，最后大半都还是垫了便当吧。 这是颇为沮丧的事情，因为编刊物对彼时的我来说，正是全天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有时候甚至比谈恋爱还重要。大二从学长手上接棒编报的时候，我曾经立志要做全校首席美编。但是当我看到乱成一团的刊物架，便明白已经没有人在乎这种事情了。 然而别人愈是轻忽以待，“舍我其谁”的情绪就愈是高昂。那片被四条大马路围在中间的校园，就是我们的城、我们的国，暗藏着所有的命运与梦想。我们窝在文学院地下室角落的社办，绞尽脑汁写出一篇篇校园观察和文化论述，还有自传体的抒情诗文，努力描绘着大时代、革命、青春和理想。我们天真地张望校园外边那个翻腾激变的大社会，并且确凿相信一份发行量四千张的学生刊物便足以改变别人和自己的生命。我们自恃年轻，并不怯于暴露自己。社办桌上的留言簿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各自呕心沥血的思索与告白。我们多的是不吝挥霍的时间，用以倾吐和聆听，用以想象渺不可知的未来。二十来岁的大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恐怕也就是这些了。 我们在那个潮湿多蚊虫的地下室角落开会、写稿、编报、弹吉他、恋爱和失恋。偶尔为了一些抽象笼统的主题陷入冗长的激辩，偶尔呆呆坐着什么都不做，贪看楼梯间玻璃窗漏下来的那方阳光在墙面缓缓扫过。有时候看看学弟妹，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很老，很有几分沧桑之叹；有时候想到未来，又觉得自己实在太年轻，还扛不动“大人世界”的重量。鲍勃·迪伦二十来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唱过吗： 啊我彼时竟是那样苍老， 如今的我却更年轻了……1 离开学校之后，我们慢吞吞地长大。有人继续在学院体制里攻城略地，有人开始领一份固定或临时的薪水。我们努力在“大人世界”里摸索自己的位子，渐渐也不太在意昔时念兹在兹的“战斗位置”、“论述霸权”、“共犯结构”什么的了。年岁愈长，出手愈谨慎，生命中总有更要紧的牵绊，遂也不愿侈谈什么野心了。 进入社会没几年，陆续替一些刊物写稿，加上做广播仿佛做出了一点点名气，便有相熟的编辑学姐鼓励我写书。然而离开学校之后，不曾再有那样热切的创作欲望，对“写作”这个动词总是感到心虚。我和还在继续写的同辈友朋，言谈间皆只敢以“写手”自称，而万万不敢僭称“作家”，仿佛这么一来，写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混饭吃的罪恶感就略略可以释然了。出书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SY退伍之后到嘉义去念哲学研究所，我们便难得见面了。一次约了南下去找他玩两天，SY带我去吃著名的庙口鸭肉羹和民雄肉包，逛了逛他的学校，然后回到他在稻田中央赁居的小公寓。那晚我们照例没怎么睡，彼此聊了很多当下的困惑和未来的想望。原本是登山社健将的SY，那阵子变得苍白多病，总觉得疲惫而虚弱。“应该是我一直没有认真面对自己，老是在逃避问题，身体也感觉到这些状况了。”他说。 后来SY辗转查出病因，不得不休学入院做化疗，等待骨髓移植。我们不方便去医院探望，便在BBS上互相留言。他尽管躺在病床上，还是可以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联系外面的世界。 我提起有人找我出书的事，一想到自己的书要和那些“真正的作家”的书摆在一块儿，便觉得事态严重。SY比谁都了解我的焦虑，他说：你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其中真正用了心思的也不少，值得整理成一本书，那就别想太多了。至于你会被视为“写手”还是“作家”，现在且先不要烦恼，书出之后或许就不是问题了。 既然如此，我鼓其余勇，整理了一批自觉还算用心的文字，列出想改写新写的篇目，编了个目录，传给SY。他看了很是开心，直说等不及想看看成品，从我们一起编刊物的经验，他知道我对美编会有很多龟毛的要求。 SY的状况时好时坏，药物的副作用经常带来幻觉，使他看到不存在的人物和场景。他一面用惊人的意志力忍受着肉体的痛苦，一面在稍微清醒的时候用笔记本电脑饶富兴味地记录下那些栩栩如生的幻象。SY对自己的病况和风险了如指掌，然而他说：你的书我都还没看到呢，这也算是我要活着的理由之一吧。 于是我仿佛觉得或许书出了，SY的病就会好了。我决定不再踌躇焦虑、瞻前顾后，不过就是出个书嘛。我重新联系编辑学姐，讨论出书的细节，并且订下了工作时间表。 然而SY终究没有能够等到我的书。那天从他的告别式归来，我清楚地知道，从此以后，有些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没得说了。或许SY用这种方式，递给了我一张进入“大人世界”的门票吧？ SY不在了，生命中总有更紧急的事情不断插队，出书的事也就这么延搁下去。编辑学姐当初挺着怀孕的肚子和我在咖啡厅谈出书计划，如今连他们家老二都上幼儿园了，我的书还在继续难产。出书，竟变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后来想起那天SY的自责，也觉得总不能老是逃避问题，迟早得去面对枯坐在那儿等候多时的年轻的自己。套句我们常讲的话：“出清存货，才能告别青春期。”——该是走上前去拍拍那个小伙子的肩膀，彼此好好聊聊的时候了。 二○○六年秋，为了替这本书拍些照片，我回旧家翻箱倒柜找资料，打开十几年没翻过的活页夹，赫然发现一张当年自制的列侬肖像传单，我马上知道可以为它做点什么。我和帮忙摄影的C开车回到久违的校园，来到椰林大道，选定一株椰子树，把那帧悼亡的肖像贴上，一如多年前SY和我的那个下午。C开始测光抓角度，我则望向对面的行政大楼——这次并没有气急败坏的女人从那里边跑出来。 忽然有风，将传单微微掀起。C按下快门，完成了一切。 （二○○六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