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乡愁蓝调——关于《列侬回忆》

光环毁弃，美梦骤醒 —— 关于《列侬回忆》 假如七○年代的降临意味着一连串残酷的幻灭，那么约翰·列侬的这篇访谈，很可能是其中最狠最痛的一击。一九七○年，列侬早已对昔日的“披头士”身份和所谓六○年代神话深恶痛绝。身为这桩神话的创建者，他决定当着万万千千观众的面，亲手揉碎它。就像《上帝》（God）这首歌里唱的： 我曾经是织梦的人／但现在我已重生 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得自己过下去 梦已经做完了……1 这篇石破天惊的访谈录，不妨视为一次压抑了三十年才终于爆发的呕吐，一场透过对话开展的驱魔仪式。而它的背景音乐，当然就是一九七○年的《塑料小野乐团》（Plastic Ono Band）专辑。 《塑料小野乐团》可能是列侬最了不起的作品。综观列侬毕生的创作，连披头士时期在内，没有任何东西比《塑料小野乐团》更赤裸、更诚实、更苦涩。这是剥除一切伪饰，探往内在最脆弱的伤口，用音乐进行自我治疗的纪录。受到“原生呐喊”心理疗程的启发，列侬终于敢让压抑多年的苦痛宣泄而出：失父丧母的阴影、社会阶级的矛盾、情爱与人际关系的混乱、独自面对世界的无力感、对伪善大人世界的怨怒……他正面逼视自己的懦弱与恐惧，仿佛只有大声吼叫出来，才能除魅驱魔、重获平静。 透过这张专辑，还有这篇访谈录，列侬正式告别了五光十色的六○年代，也告别了披头士的神话。 一九七○年大约是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二重唱西蒙与加芬克尔、民谣摇滚超级乐团CSNY和地下摇滚宗师“地下丝绒”纷纷宣告解散，嬉皮世代桀骜不驯的偶像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乔普林相继暴毙。一九七一年夏天，躲到巴黎写诗的吉姆·莫里森也因嗑药过量，陈尸自家浴缸。一九六九年五十万人齐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它所代表的天真烂漫的“花童”精神，已经像是上一个时代的陈迹了。 在这一切令人沮丧的消息之中，最让全球乐迷心碎的，恐怕还是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的一则外电：保罗·麦卡特尼宣称脱团单飞，披头士正式解散。我们不得不承认，摇滚乐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丑恶的世界。事隔多年，在音乐市场分众日益细碎的现在，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披头士对那个世代的青年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何以一个乐团的解散竟能让半个地球的年轻人如丧考妣？ 套用《滚石》杂志总编辑扬·温纳的话，在当时，披头士是“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用列侬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比耶稣更受欢迎”。于是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列侬要打破的那个神话，是多么牢不可摧。那是不止一整个世代共同拥有的记忆与梦想；那是数以亿计的青春年华共同见证的笑声与泪水；那是当我们对生命中种种不堪感到绝望时，重新赋予我们力量的源泉。而列侬几乎亲手毁灭了这一切——梦已经做完了。 时年二十四岁的温纳拎着录音机去面见列侬夫妻的时候，《滚石》创刊才三年，还是一份带着同人刊物气味、犹保有若干“地下精神”的双周画报，和后来那本全美发行量最大的音乐时尚杂志，乃至日后温纳创建的媒体帝国，尚完全无法联想到一块儿。年轻的温纳充满自信，单刀直入、一无所惧，列侬本人也正好想要“豁出去”，把话一次讲清楚，加上小野洋子不时插入、火上加油的发言，使这篇对话录充满了张力和奇趣。 这篇轰动一时的专访大大扩张了《滚石》的影响力，让它站稳了青年世代媒体霸权的地位。《滚石》的专访单元，从此也成为它的招牌，替当代文化史留下不少珍贵的记录。多年来，《列侬回忆》一直都是所有“文化人专访”的参考坐标，也是“深度摇滚书写”的经典范例——每个拎着录音机的记者，梦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写出像《列侬回忆》这样专业、深入、“后劲十足”的对话录，而能留名青史。 不过，这毕竟是一篇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境下的产物，就连列侬自己，日后也修正了若干自觉过分的说法。 列侬是个缺乏耐性、喜新厌旧的人，对考证的“披头士学”更是嗤之以鼻。访谈中他屡屡弄错自己作品的细节，甚至连披头士专辑的出版顺序都搞不清楚，可见他对自己的作品，往往远不如乐迷那么在乎。此外，当时的媒体（包括一些自诩前进的乐评刊物）对列侬和洋子惊世骇俗的行径充满敌意，并屡屡把披头士的解散归咎于洋子的介入。列侬满腹委屈，不免口无遮拦，一心否定披头士的功绩，偶有“矫枉过正”之嫌。例如他对制作人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的否定，还有他对某些披头士歌曲创作角色分工的错误印象，在日后的专访中都做了修正。所谓“披头士的音乐在签约给唱片公司之后就死了”的说法，显然也是一时激愤之语。访谈当时他和新任经纪人艾伦·克莱恩（Allen Klein）关系正好，语多赞许，然而这并没有维持很久——克莱恩在一九七三年被开除，列侬后来甚至表示“保罗当初对此人的怀疑或许有几分道理”。此外，由于跟保罗交恶，列侬所谓披头士众多畅销曲仅有创作初期少数作品是两人合写、后来便几乎都是各写各的，也与事实不尽符合。 这些枝节并不影响阅读这本书的乐趣。况且这篇专访最大的价值，正是列侬的“口无遮拦”。在挟沙带泥的滔滔议论中，我们得窥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才华;如何在自信与自卑之间反复焦虑；如何面对盘根错节的娱乐工业和媒体生态；如何痛恨虚伪的上层阶级；如何看待自己的财富；如何在“艺术家”和“经营者”冲突的角色之间痛苦辗转——即使碰到药物、宗教、政治、痛苦的成长经验、披头士热潮不堪闻问的阴暗面，乃至私密生活的挫折，列侬也都侃侃而谈。这样彻底的自我暴露，在当时是绝无前例的。 列侬毕生仅仅做过两次“真正深入”的专访，分别在一九七○年披头士解散之初，以及一九八○年遇难身亡前夕。读者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列侬，不妨一并参阅他在一九八○年底猝遭枪杀前一星期，和洋子一起接受《花花公子》（Playboy）深度专访的纪录All We Are Saying。三十岁的列侬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急于在一片混乱中重新定位自我，甚至不惜自虐自毁；四十岁的列侬则是一个顾家的父亲，对未来充满乐观和希望，回顾披头士时代的种种，也有了更多的包容和自信。若是读完《列侬回忆》如鲠在喉，不妨试着读一读All We Are Saying，相信对“约翰·列侬”这个被太多形容词与光环笼罩的名字，会有更实在、更贴近的理解。 一九七○年，阿姆斯特朗刚刚登月成功，尼克松将要连任美国总统。“文革”仍然如火如荼，“四人帮”还有六年才要垮台。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邦交国”七零八落。次年基辛格密访中国，游长城喝茅台，替尼克松会见毛泽东铺路。消息传来，台湾全岛“悲愤不已”，咸有“奈何明月照沟渠”之叹——尽管台美“断交”还得等上八年才会成真。尽管民族主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大学毕业生共同的出路仍然是赴美深造。假如你在一九六九年秋天从台北松山机场离开冷肃的故乡，飞往美国，那么你有机会一头撞进全美学潮的最巅峰，亲眼目睹十一月十五日华盛顿国家广场集结五十万人的反战大游行。就在留学生目瞪口呆看着长发嬉皮焚烧征兵证、举牌游街、和警察互殴、群聚吸大麻之后不久，保钓运动大兴，开了窍的留学生发起激烈的斗争。经历复杂曲折的几个寒暑，不同立场的人在相异的阵营纷纷经验了相似的幻灭，如今你还可以在刘大任、张系国、郭松的小说里，捕捉那个时代苦涩的余味。 而在这一切画面的背后，轰轰然不断响着的，是百花齐放猗欤盛哉的摇滚乐，那是六○年代一切青春神话的主题曲。披头士的歌，则是其中最嘹亮的篇章。列侬苦涩的回忆，如今看来，不仅没有遮蔽披头士音乐的光彩，反倒让它们显得更立体、更生动了。当我们明白披头士也只不过是凡人的同时，反而更要感激他们竟能在那个疯狂混乱的时代，做出这样美好的音乐——即使过了这么多年，那仍然是披头士神话中最玄妙、最神秘、连创作者自己都难以解释的部分。 但愿《列侬回忆》的中文全译本，能够给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一些启发，尤其是列侬始终守住了的原则——诚实面对自己，诚实面对世界，诚实创作。相信不管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不该被遗忘的美德。 （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