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乡愁蓝调——青春舞曲

—— 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十岁。全校小学生去阳明山郊游，我走在山路上，有些累了，吹着风，想找首歌替自己打气，便唱起了李建复的《渔樵问答》： 喝一杯竹叶青／唱一声水花红 道什么古来今／沉醉嘛付东风…… 老师说：马世芳，你怎么这么来劲啊，唱的这是什么歌呀。我便害羞地住嘴了。 二十四年后，为了制作“天水乐集”的复刻版专辑，重听这首歌的录音，蓝调吉他、梆笛与弦乐呼应交响，李建复的声嗓清澈嘹亮，编曲的创意与成熟令我惊诧不已。这才憬悟当年自己唱着的是什么样的歌，当年那群二十啷当的音乐人又是多么有勇气、多么有才华…… 当年的制作人李寿全回顾那张专辑，有感而发：“如果现在才要做，大概就不会做了。”七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回首三十年来几波创作歌曲的风潮，其中最动人的作品，多少都是从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里发生的：七十年代中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八○年代初期罗大佑的摇滚黑潮，八○年代后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和轰动一时的“新母语歌”运动、九○年代由魔岩和独立厂牌带起来的民谣摇滚、原住民音乐和另类摇滚——这些音乐的火种，都是老早就在酝酿，只等适当的时机“从地下转进地上”——只要土壤是丰沃的，我们便有“百花齐放”的条件。 听听杨弦在一九七七年《西出阳关》专辑里那样虔敬地弹唱着胡德夫教他的卑南语《美丽的稻穗》，你很清楚“流行音乐”这四个字压根儿就未尝进入过他的脑海。它的录音和编曲是那样朴素，但是跨越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仍然能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动掉泪，它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早已朽灭的许多“流行歌”。 杨弦在一九七五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的母亲陶晓清还不到三十岁。她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卖得比谁都好，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是我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的时代，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我家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 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歌手几乎都还在念大学，我每次叫叔叔阿姨，他们往往露出不习惯的尴尬样。我的同学知道家里经常有歌手出没，纷纷叫我替他们要签名，我觉得丢脸死了。不过倒是有一张李建复亲笔签名的《龙的传人》唱片现在还留着，上书“给马世芳小朋友”。 我记得李宗盛最爱讲笑话、王梦麟最爱骂脏话、郑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着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那个年头的“民歌手”，几乎没有人想过要靠唱歌营生，写歌录唱片也是几千块钱就傻傻地卖断了。而且无论有多红、唱片多畅销，一旦和求学就业计划抵触，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告别乐坛。 回头想想，这种别无所求的天真精神，也是“民歌”时代最动人的特质之一吧。 一九八○年冬，苏来在我家看电视转播大陆的“四人帮”大审，忽然回过头对我母亲说：听说可能要解除戒严了，我们这个社会总算还是有点希望的。我妈没搭腔，我则纳闷着戒严跟社会希望有什么关系。那时苏来写了一首叫做《中华之爱》的歌，却因为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屡次送审均未通过，最后只好加写一段“要努力奋起复我河山”的“光明尾巴”，才获准出版。在那个“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年代，有一阵子甚至连提到“故乡”两个字的歌都会禁播。谁能想象二十几年之后，国民党会变成在野党，当年的“新闻局长”宋楚瑜会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握手…… 我记得李双泽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常常是连在一起唱的，那个年头没有谁觉得奇怪，现在的青年人恐怕是难以理解的了。《美丽岛》的旋律真是漂亮，当时常常用作演唱会结束时大合唱的曲目。没有人知道这首歌会变成一本党外杂志的名字、变成地下流传的禁忌秘语、变成光芒万丈的认同符号、最后终于被大多数人遗忘……早在美丽岛事件之前，《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便双双被禁播，前者据云是“鼓吹分离意识”，后者又似乎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李双泽地下有知，恐怕会气得跳脚。 我记得一九八一年十月在高雄的“天水乐集”演唱会上，二十二岁的李建复入伍当兵前的最后一场演出，全台湾成千上万的女歌迷都舍不得他。会后李建复在场外的一张长桌上替歌迷签名，众多迷妹大呼小叫挤成一团，连旁边比人高的盆栽都被碰倒，玻璃门也险些被挤碎。那是“民歌”时代的尾声，那天的迷妹们，如今有不少人的女儿可能正在以同等的热情疯魔周杰伦和王力宏呢。 后来，在“民歌”渐渐没落，卡拉OK和KTV还来不及发明的时代，最的那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齐豫、潘越云、陈淑桦、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罗武、赵传、陈升、林强……八○年代“滚石”全盛期的每张唱片，几乎都是一种新观念、一片新天地。那真是一段“太平盛世”的黄金岁月。 在漫长绵延、景气起伏不定的八○年代，流行音乐脱去了民歌时期的天真青涩，化身为整个社会的发声筒，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和青年人的狂傲梦想一块儿入了歌：苏芮的《一样的月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张艾嘉的《忙与盲》、陈淑桦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陈雷的《风真透》、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每一首歌，都是一块社会的切片，这是一个和七○年代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色彩、节奏和情绪。就连彼时初兴、锁定年轻男女的偶像歌手，都充满了日系的摩登风情：杨林、林慧萍、方文琳、伊能静、红唇族、城市少女（多么理直气壮的团名啊），当然还有轰动一时的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因为这样的艺名，她俩拍照时非得一个傻笑、一个装苦脸）。 我记得摇滚乐悄悄在乐坛建立起滩头堡。苏芮在“国父纪念馆”的舞台上一身亮黑奋力唱着《一样的月光》，李寿全猛刷着电吉他边跺脚边唱《我的志愿》。他唯一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集合了陈克华、张大春、吴念真和詹宏志的词作，和之前他制作的两张“天水乐集”唱片一样销量惨淡，如今却成为公认的经典——说来有趣，这位王牌制作人最厉害的作品，似乎都是为了后世更成熟更聪明的耳朵准备的。 最难忘的，当然还是罗大佑。一九八四年的最后一天，罗大佑在还没被烧掉的“中华体育馆”办演唱会。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国中，自觉不再是“小朋友”，于是努力要装出世故的表情，跟着满屋子大人大喊、拍手。罗大佑仍然是招牌的黑衣墨镜爆炸头，配一双白得刺眼的阿迪达斯球鞋。唱完最后一首歌，他把手上的铃鼓远远一扔，台下掀起一阵尖叫，上百双手高高伸出去。那只在空中旋转着划出一道漂亮弧线的铃鼓，是那一夜最鲜明的画面。办完这场演唱会后不久，精疲力竭的罗大佑离开台湾，暂别歌坛。他再度回来开“音乐工厂”的时候，台湾已经解严，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就在罗大佑“出走”的那几年，我冒出青春痘、长出喉结和胡子楂儿、戴上了眼镜，急着想长大，却又不清楚大人世界是什么模样。回头去听罗大佑的旧专辑，赫然发现他的作品洋溢的伤逝、压抑与世故，正好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世界最完美的主题曲。 一九八九年暑假，大学联考放榜之前，几个相熟的哥儿们约好到北海岸谁家的别墅去玩三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夏天整个滨海社区空无一人，一整排的别墅里只有我们这几个刚考完大学的孩子。有人因为没考好而心情郁闷，有人因为不知道算不算恋爱的情事而心情郁闷。入夜以后，我们把罗大佑的录音带塞进卡拉OK机，音量开到最大，用灌过台啤的喉咙，向着远方的大海和满天星星铆足了气力唱《将进酒》： 多愁善感你已经离我远去／酒入愁肠成相思泪 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翅的诺言…… 十七岁的我们真有那么多的愁绪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浓得化不开的情绪，让我们自觉长大了，却又不至于一下子被大人世界吞没。是啊，我们如此年轻，却又不复童年的懵懂，我们总算有了值得流泪叹息的回忆。就像大佑唱的：“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我总觉得，关于青春，再也没有比这句歌词更动人的描述了。 大一快开学的一个黄昏，我把原本要用来买丑得要命的“大学服”的钱，换了一件手染的吉米·亨德里克斯恤衫，垮垮地套在身上，自觉很有浪荡嬉皮的风情。经过台大旧体育馆，听见里面传出极有韵致的蓝调shuffle节奏，电吉他不愠不火，大为惊奇，于是跑进去听这个正在排练的叫做China Blue的乐团，然后就一路待到了半夜。那是水晶唱片办的第二届“台北新音乐节”，玩蓝调摇滚的长发眼镜胖子叫做吴俊霖（那时候他还不叫伍佰），那似乎是他生平第一场正式演出。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比较小的眼镜胖子叫做林哲，激昂万分地唱了一首叫做《民主阿草》的歌，并且向台下稀稀落落的观众大喊：“台湾的枝仔冰（闽南语，即“冰棍儿”），站起来！”我于是知道，新的音乐时代仿佛又要开始了。 台下的观众之一，是同样留着一头长发的薛岳。我记得他看着台上的伍佰说：“这家伙还可以，不过要再多练练。”当时薛岳并不知道自己只剩一年多可活，更不会知道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灼热的生命”，竟成为台湾摇滚史上最动人的绝响。伍佰当然也不晓得再过三年他就会变成全台湾最红的男歌手，而且还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娱乐版最前线的摇滚吉他手。 那时候，“摇滚”还是一种带着秘密结社气味的极小众乐种。一头长发的薛岳和刘伟仁都恪于“新闻局”的规定而不能上电视，更别说本来就不喜欢上电视的“小孩”罗武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挡雄心壮志的老岳、阿仁和小孩，早在伍佰出道前好几年，老岳做出了《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阿仁做出了《离身灵魂》，都是极为动人的摇滚经典，而小孩摧肝裂胆的《坚固柔情》，更是无法重现的历史巅峰。这些专辑当年都卖得不怎么样，如今疯魔着五月天和FIR的年轻乐迷，恐怕也不太有机会认识它们——直到现在，这几个名字都还是带着秘密结社的气味。然而若是在适当的时刻对适当的人提起这些名字，你会遇见一对湿润的眼眶，还有一番关于青春记忆的激切倾吐。 在新生训练的社团联展摊位上，我拿到一份叫做《台大人文报》的刊物，四版头条的文章标题就是“站起来的台湾枝仔冰”，作者是比我大两届的黄威融。后来我加入那个社团，学着编刊物、写文章、交朋友、谈恋爱，而且认认真真听了很多很多音乐。回想起来，之后十几年的“人生主旋律”，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悄悄“定调”的。 我有幸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见证了一整个世代创作歌谣的勃兴，如今则意外踏上了母亲三十年前走过的道路——做广播、写音乐文章、参与创作歌曲的催生。我相信再怎么不景气，每个时代都还是需要动人的歌。只是在这个时代，做音乐这一行的，心里最在乎的事情，往往早已不再是音乐了，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能像大佑说的“抛开一些面子问题”，让歌回归到音乐的本质，新的燎原大火，其实随时都会烧起来的。那捧火种，也许早就“捂”在那儿，闷烧很久了。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当初那个“没想太多”的状态里面；或许，我们终将发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仍然会诞生二十五年后足以让我们的儿女感动落泪的作品——就像现在我们还在时时重温的那些老唱片一样。 （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