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一部 密谋

巴黎，1963年3月11日，早上6点40分。天很冷，特别是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之时，更显得寒气逼人。 在福尔·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砾石地里。法国空军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手被绑在柱子后面。他凝视着20米外面对着他的那队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断了这最后时刻的阳光。他用一只脚蹭了蹭脚下的砾石，略微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士兵们将子弹推入枪膛，扣上扳机。在二十支来复枪拉开枪栓的喀拉声中，牧师的祷文显得十分虚弱无力。 院墙外驶过一辆贝利埃特大卡车，一些小点的车穿过它面前的马路向市中心奔去。卡车冲着马路使劲地摁着喇叭，刚好盖住了行刑队长官的“瞄准”口令。枪声响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却连一点涟漪都没被激起，甚至还不如空中鸽子拍翅膀的声音维持得长久。喇叭声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枪的声音也渐次消弭在院墙外逐渐喧腾的交通噪音里。 这个军官是“秘密军队组织”杀手组的负责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法国总统。他的死亡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终结——随着他的死亡，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应该就此结束了。然而，命运就是喜欢嘲弄人，实际上，它却恰恰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要解释这一点，必须首先回头看看，为什么在这个3月的早上，在巴黎城外军事监狱的院子里，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筛子的尸体。 这一天是1962年8月22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已经是晚上7点，气温仍然有23℃。整个城市都热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个没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进车里，去乡间度周末了。 太阳终于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长长的影子穿过院落，带来了令人舒适的凉爽。此时，有那么几个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们决定，有一个人必须死，他就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 市民们正准备逃离炎热，去海滩和河边消暑纳凉;而在巴黎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里，内阁会议却仍在进行中。16辆黑色雪铁龙DS型豪华轿车正趴在背阴处。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占据了茶色砾石铺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 靠西侧的墙边是阴影最先盖住的地方。司机们躲在这里的阴影最深处，相互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来。 今天的内阁会议比往常长，所以抱怨也比平时要多些。直到七点三十分，一个身披链饰、挂满勋章的礼宾官才出现在六级台阶顶端的平板玻璃宫门后面，朝卫兵招手。司机们把手里抽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砾石地里。大门两边的安全人员和岗亭里的士兵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打开了。 第一批部长出现在玻璃门后的时候，司机们已经发动了汽车。礼宾官拉开门，内阁成员纷纷走下台阶，互相道着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车按照先后顺序排在台阶下，礼宾官弯腰拉开车的后门，部长们爬进各自的汽车，经过向他们敬礼的共和国卫队士兵，驶出大门，驶向新区的奥雷诺街[1]。 不到十分钟，他们都走了。两辆加长的黑色雪铁龙DS19型轿车还在院子里，慢慢驶向台阶。第一辆车插着标志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西斯·马罗克斯，他是一名警察，来自沙托里国家宪警总队培训总部。他生性沉默冷静，从不参与司机之间的玩笑;他开车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罗克斯，车里没有其他人。紧随其后的第二辆DS19也由一名来自沙托里的宪警驾驶。 7点45分，又有一批人出现在玻璃门后面，砾石地上的警卫再一次立正站直。夏尔·戴高乐身着惯常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系着黑色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按照老式的礼节，他为伊冯娜·戴高乐夫人拉开门，让她先出去，然后挽着她的手，领着她走下台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他们在车边分开，总统夫人钻进前面那辆车的后座左边，总统从右边上车，坐在她的身旁。 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时任法国陆军装甲和机动部队的总参谋长，检查确认了车的两个后门都锁好后，坐在了前排马罗克斯的旁边。 其他两名陪同总统夫妇走下台阶的官员坐进第二辆车。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尔是今天的当值保镖，他是卡比尔人[2]，来自阿尔及利亚。他坐到前排司机的边上，松了松腰际的大左轮枪，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从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转动。他不是看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第二个人向留下来的当值警卫说了句话，一个人钻入车的后排。他就是让·迪克雷，总统的警卫队长。 西侧墙的旁边，有两个戴白色头盔的摩托车手。他们发动引擎，缓缓驶出阴影，朝大门驶去。他们彼此相距十英尺，并排在出口处停下来向后望。马罗克斯将第一辆车驶离台阶，转向大门，开至摩托车警卫的后面，第二辆车也紧随其后。这时是晚上7点50分。 大铁栅栏门再次打开，这只微型车队经过站得笔直的卫兵，驶入奥雷诺大街，行至大街尽头后，便进入了马里尼街。栗子树下有个年轻人，戴着白色的摩托车专用头盔，站在一辆小型摩托车旁。一看到车队经过，他便从路边骑出，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8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总统出行也没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导摩托车的警笛声向执勤交警通报着车队的到来。交警们疯狂地吹着哨子，挥着手，及时阻住其他车辆，让车队通过。 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飞速冲进了克莱蒙梭广场的阳光中。车队笔直地穿过广场，向亚历山大三世桥[3]开去。那辆小型摩托车车手一直跟在官方车队的后面，没遇到任何麻烦。过了桥，马罗克斯跟着领骑的摩托车驶入加列尼将军大道，然后是宽阔的荣军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车车手现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荣军院大道和吕埃·德瓦雷纳的十字路口处放松了尖叫着的油门，驶向街角的一个咖啡馆。他走进咖啡馆，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大步走向咖啡馆的后面的电话机，打了一通本地电话。 [1] 译注：在香榭丽舍以北，与之平行的一条主干道，很多法国著名品牌的旗舰店都座落于此。 [2] 指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3]译注：亚历山大三世桥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大桥。大桥于1900年巴黎博览会前建成，全长107米，是一座单拱铁桥。为了不影响两岸的视野，桥身建造得特别低矮。它是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法俄亲善的礼物送给法国的，并以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名字命名。大桥将两岸的香榭丽舍大道与荣军院广场连接起来。 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等在默东郊区的一个咖啡馆里。他35岁，已婚，有三个孩子，在空军部工作。他有着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内心却对夏尔·戴高乐充满了深深的仇恨。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让他在1958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让他个人损失什么。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坚信一定要杀死这个他认为背叛了法国的人，以此来表达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样成为疯狂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来的时候，他正呷着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电话递给他后，就去酒吧的另一头调电视去了。巴斯蒂安-蒂里听了一会儿，小声地对着话筒说：“很好，谢谢你。”然后便挂断了电话。酒钱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来到人行道上，拿出夹在腋下的一卷报纸，小心地打开两次。 街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放下一楼房间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转过身来对着屋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是第二条路。”五个年轻人立刻停止继续绞动自己的手指，跳了起来。他们都不是老练的刺客。 另外七个人年纪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没那么紧张。这群人的首脑是这次暗杀行动负责人巴斯蒂安-蒂里的副手——中校阿兰·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一个右翼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士绅家庭。他也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坦，39岁，宽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军队组织”的狂热分子，以前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工程师。两年后他再出现的时，已经是“秘密军队组织”最危险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过伤，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轻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后，这12个人从楼后鱼贯而出，来到房子侧面的路上，那里停放着六辆偷来或租来的汽车。这时是7点55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几天亲自研究这次暗杀的地点，测算射击的角度，汽车行驶时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队的必要火力强度。他选的地点是解放大街，这条马路很长，笔直地通向小克拉马尔区的主要交叉路。暗杀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狙击手和协作成员组成，计划在总统的座车到达交叉路两百码前开火。他们将躲在停靠在路边的雷诺小货车后面，这个位置的射击距离和角度极佳，命中率很高。 根据巴斯蒂安-蒂里的计算，当和货车并排的时候，头车会被150发子弹射穿。总统座车停下来后，“秘密军队组织”的第二组就从支路上冲出来，近距离扫射，干掉警卫的车辆。两组人一起再花上几秒钟就能处理掉总统等人，然后就冲向停在另一条支路上的三辆车撤离。 作为行动组的第13个人，巴斯蒂安-蒂里亲自望风。八点零五分，组员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里则悠闲地拿着报纸，站在100码外的埋伏地点靠近巴黎方向的一个汽车站上。第一突击小组的组长塞奇·贝尼耶届时会站在雷诺小货车边，看到挥动的报纸就会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草地里的狙击手下达命令。布格勒内·德拉·托库奈伊会开车拦截警卫，“瘸子” 瓦坦则举起冲锋枪扫射。 当小克拉马尔路边的枪机保险打开的时候，戴高乐的车队刚刚冲出拥堵的巴黎市中心，到达郊区宽阔的马路上，这时车队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时60英里。 道路豁然开朗的时候，弗朗西斯·马罗克斯看了一眼手表，觉出身后那位老将军有些焦躁不耐，于是开得更快了些。两辆摩托前导车已落到车队后面。戴高乐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一有机会他很乐于让他们离开。车队就这样进入了小克拉马尔的勒克莱尔大街。这时是8点17分。 此时，一英里外的巴斯蒂安-蒂里对他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毫不知情。个中原委直到几个月后他坐在死囚牢里，才从警察那里得知。在研究刺杀时间表的时候，他查过日历，得知8月22日的日落时间是晚上8点35分。表面上看起来，即使戴高乐的日程安排比通常的晚，刺杀计划的实施时间也依然充裕。而且实际上，戴高乐的行程的确比预定的时间要晚。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日历是1961年的。1962年8月22日的日落时间是八点十分。就是这25分钟改变了法国历史。八点十八分，巴斯蒂安-蒂里发现车队飞驰进入解放大街，朝他开来，时速为每小时70英里。他疯狂地挥动报纸。 一百码外，马路对面的贝尼耶生气地努力透过朦胧的夜色盯着汽车站边那个模糊的身影。“中校挥报纸了吗?”他自言自语道。话刚出口就看见像鲨鱼嘴那样尖的总统座车车头闪过车站，进入视野。“开火!”他冲脚边的狙击手尖叫。枪手开火的时候，车队已经和他们并排了。他们以九十度角射击一个时速70英里的移动目标。 由于刺客们的射击技术还不赖，头车还是中了12枪。大多数的子弹都打中了后面那辆雪铁龙，两个轮胎被击中。虽然是自补胎，但突然消失的气压还是让高速行驶的车子东倒西歪，靠两个前轮滑行。这时，弗朗西斯·马罗克斯救了戴高乐的命。 当王牌狙击手，前外籍军团的瓦尔加射中轮胎的时候，其他的枪手正对着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汽车后车窗倾泻弹夹里全部的子弹。有些子弹射穿了车身，有一颗击碎了后车窗，贴着总统鼻尖几英寸的地方飞了过去。前座的上校布瓦西厄转过身，冲着他的岳父大喊一声：“趴下!”将军夫人立刻低下头，趴在丈夫的腿上。将军则冷冷地说：“啊，怎么又来了?”然后扭头向后车窗外看去。 马罗克斯控制着颤抖前进的车轮，缓缓进入滑行状态，同时轻柔地踩下油门。短暂失去动力的雪铁龙重又冲向与布瓦街的交叉口，“秘密军队组织”的第二行动组正等在这条支路上。马罗克斯后面的警卫车辆紧跟着，毫发无损。 布格勒内·德拉·托库奈伊等在布瓦路上，开着引擎。向他冲去的汽车速度留给他的选择很清楚：要么自杀式地拦截汽车，让猛冲过来的金属物体把他碾成碎片;要么合上离合器，半秒钟都别迟疑。他选择了后者。他掉头开出小路，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车道。和他并行的不是戴高乐的座车，而是神枪手保镖德茹代尔和迪克雷队长。 瓦坦从右车窗探出半个身子，向着前面的DS车后部用冲锋枪扫射。透过破碎的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见戴高乐傲慢的身影。 “那些白痴为什么还不还击?”戴高乐生气地问。德茹代尔正试图射击十英尺外那辆车上的杀手，但却被宪警司机挡住了视线。迪克雷冲司机大喊，让他跟上总统。眨眼间，“秘密军队组织”的车被甩到了后面。两个前导摩托车手中，其中一个差点被从小路突然冲出的托库奈伊弄得跌下车来。两辆车稍事调整，都跟了上来。整个车队冲入环型路口，直穿过去，继续向郊外驶去。 那几个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人来不及互相埋怨，便匆匆扔下行动中使用的三辆汽车，跳上预先准备好用来撤退的车子，消失在逐渐降临的夜幕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10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将军坚持直接开到直升机等候的停机坪。车一停，军官和官员一下围拢上来，拉开车门，把浑身颤抖的戴高乐夫人扶下车。戴高乐将军从另一边下来，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没有理会周围官员慌乱的慰问，绕过汽车，扶住妻子的胳膊。 “来，亲爱的，咱们回家。”他扶着夫人进入直升机，坐在她旁边。最后还对那些空军人员给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的评价：“他们枪法太差。”然后，便起飞度周末去了，同行的还有德茹代尔。 弗朗西斯·马罗克斯还坐在方向盘后面，脸色灰白，心有余悸地动弹不得。右侧的两个轮胎被打掉了，车子是靠轮圈行驶的。迪克雷低声赞许了他几句，就去收拾残局了。 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打听这桩刺杀行动。但苦于缺乏素材，他们只能靠自己的猜测来撰写报道。与此同时，法国警方则以国家安全局为首，在特情人员和宪兵总队的支持下，发起了法国历史上的前所未有的侦察和搜捕行动。这次的搜捕活动仅次于后来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不明，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9月3日，警方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样，这次的线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获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从巴黎到马赛的主干道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私人汽车。车上有四个人。当天，警察拦了数以百计的车，检查身份证件。这次，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没有带。他说弄丢了。他和其他三个人被带到瓦朗斯进行例行讯问。 在瓦朗斯发现，其他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没关系，只是答应让他搭便车。那三个人便被释放了。警察将第四个人的指纹发到巴黎，只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属实。十二个小时后，信息反馈回来：那些指纹是属于一个22岁的外籍军团逃兵的，依军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对的——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到里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区事务总部。在接待室等候审讯的时候，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问他：“嘿，你说小克拉马尔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耸肩：“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于是，马加德滔滔不绝地说了八个小时。警察都听得目瞪口呆，速记员的笔记用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后说出了参与小克拉马尔行动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个在谋划阶段承担次要任务或者准备装备的人。一共是22个人。追捕行动开始了。这下，警察知道该抓谁了。 最后只有一人逃脱，至今也没被捕获——乔治·瓦坦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首脑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迹于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中。 对巴斯蒂安-蒂里和布格勒内·德拉·托库奈伊以及其他该阴谋的领导人的审讯和起诉准备工作在12月完成了。1963年1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审判进行中，“秘密军队组织”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另一次全面进攻，法国特情人员也以牙还牙，全力反击。就这样，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掩饰下，一场现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地下战争打响了。 法国安全局的全称是“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职责包括国外的间谍工作及国内的反间谍工作，有时候两者互有重叠。第一分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设若干分处，以法文“情报”一词的首字母R命名，分别是：R1，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及西半球处。第二分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组成共产党部，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第六分局主管财务，第七分局负责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称只有一个词：“行动”。这个办公室是这场反击“秘密军队组织”战争的核心。行动分局总部于巴黎的东北郊区，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门的莫尔捷街的一栋毫不起眼的楼房里。数以百计的高手从这里出发，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们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现实生活中与小说里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们的体格被训练到最佳状态后，就被送往沙托里训练营。在那里，他们与世隔绝，接受各种破坏技能的培训。他们在那里成为格斗专家，擅长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斗，他们还精通空手道，柔道，还学习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审讯、刑讯、绑架、纵火、暗杀。 他们有的只会说法语，有的则可以熟练使用好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且常常使用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队组织”(OAS)的活动日益猖獗残暴，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局长，欧仁·吉布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高手的限制，让他们放手去对付“秘密军队组织”。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了OAS(此处以下的OAS均替换为“秘密军队组织”)，并且打入到它的最高层。这些人只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负责行动。许多在法国或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的OAS成员，由于这些卧底提供了消息，很容易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时候，警察要抓的人无法被诱入法国。他们就在国外被无情地干掉了。许多OAS的人无端失踪，他们的亲属认定，他们一定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了。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来说，教训是惨重的。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或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在OAS与阿尔及利亚的戴高乐当局争夺权力的最后日子里，OAS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后来，这些人的尸体被发现吊在阳台或是灯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场地下战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谁、在哪个地窖里、在谁的手上死于酷刑，这一切，永远都无从知晓。 仍留在OAS外部的巴布斯仍然听候安全局的调遣。他们有的在被安全局征召之前是黑社会的职业杀手，都保持着他们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请他们过去的黑道朋友为政府做点“脏”活儿。这些事让法国开始传言有关“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说法。这些“影子警察”据推测是由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干将M.雅克·福卡尔直接指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临时征召的黑社会头头们干的。 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科西嘉人占绝对优势，在行动分局里也是这样。他们对这种仇杀也略知一二。在那七个巴布斯在阿尔及尔被杀之后，一场针对OAS的报复行动开始了。正如1944年，科西嘉人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样。作为回报，他们后来垄断了科特达祖尔[1]的大多数非法生意。后来，在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为了法国政府，在这场仇杀中向OAS开战。很多OAS成员都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和科西嘉人血脉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几乎就是手足相残。 当对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同伙的审判逐渐成为过去的时候，OAS的战争也转入了地下。他们的领袖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曾参与在幕后策划小克拉马尔计划。阿尔古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国时期，他曾是戴高乐麾下的一名少尉，为解放法国对纳粹作战。后来，他在阿尔及尔指挥一个骑兵团。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战绩辉煌的冷血战士。1962年，他成为OAS海外行动的首脑。 精通心理战的他深知，这场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战斗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比如恐怖活动、外交和公共关系数管齐下。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他安排了OAS的政治盟友、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与整个西欧的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的一系列见面会，用能“引发尊敬”的措辞向他们解释OAS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尔古现在正在运用他的高智商。这个智商曾经使他成为法国陆军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让他成为OAS中最危险的人物。他为比多安排了一连串与主要网络和报纸记者的见面。在这些见面会上，这个老道的政客可以为OAS那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暗杀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阿尔古的宣传活动被比多执行得非常成功。法国政府对它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对它的恐怖活动以及遍布法国全国电影院和咖啡馆的塑料炸弹爆炸案浪潮。正在那个时候，2月14日，另一起刺杀戴高乐的阴谋被发现了。戴高乐原定于次日在军事学院的战神广场发表讲话。刺杀计划是：戴高乐一进入大厅，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让·比雄、炮兵上尉罗贝尔·普安纳德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波勒·鲁斯莱·德利菲雅克夫人。枪手按计划应该是乔治·瓦坦，但这个“瘸子”又一次逃脱了。在普安纳德的房间发现一支有红外瞄准镜的步枪。三个人都被捕了。据他们在后来的审讯中供述，为了把瓦坦和他的枪偷运入学院，他们找过准尉马里于斯·托，后者直接报告了警察。十五号，戴高乐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了军事典礼。不过令他有些不悦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辆装甲汽车抵达。 这次的阴谋刺杀行动业余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让戴高乐很生气。第二天他把内政部长弗赖叫来，拍着桌子训斥部长要对国家安全负责，“暗杀勾当实在是太猖狂了!” 弗赖决定在OAS的最高层里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里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里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这种杀鸡儆猴的事情还应该再多一些。 2月22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间谍和国内安全局)局长写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副本被送到了行动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1] 科特达祖尔，靠近戛纳，是法国著名海滨休养地。 我们已成功破获此次颠覆活动一名主要头目的下落，即前法国陆军上校，安托万·阿尔古。他已逃往德国。现据当地情报，他要在那里逗留数日…… 目前情况下，对阿尔古采取行动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鉴于我方反间谍局对德国安全相关负责机构的官方请求已被拒绝(该机构目前期望我们的特工只能跟踪阿尔古和其他OAS领导人)，因此，本次针对阿尔古的行动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并许其便宜行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2月25日下午，阿尔古在罗马和其他OAS领导人会面后回到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乌纳特尔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车去了伊登·伍尔夫酒店。之前他在那订了间房，显然是准备在这里开个会。不过他再也出席不了这个会议了。在酒店的大堂里，两个操纯正德语的人上来搭讪。他开始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护照。 忽然，他的双臂就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样，被紧紧箍住，双脚离地，人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辆洗衣房面包车里。他两脚乱踢，招来一连串法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猛击他的鼻子，另一只则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点中他耳后的神经节，他就像被关了开关的灯，眼前一黑，顿时就晕了过去。 24小时后，位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的法国司法警察部有部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值班警官声称他代表OAS，并说：“安托万·阿尔古在CID[1]大楼后面的一辆面包车里，已经捆结实了”。几分钟后，面包车门被打开，阿尔古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围拢过来的警官都惊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他的脸上满是鼻血干后的血痂，嘴里的东西被警察扯出后仍然很疼。有人问他：“你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吗?”他嘟囔道：“是的”。特工在昨天夜里成功地将他偷运出德国国境。至于用匿名电话通知警务人员，他们的“包裹”就在他们自己的停车场里，则只是他们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释放。 但有件事行动分局的人没想到，逮捕阿尔古虽然使OAS士气大为低落，但却为他的影子副手马克·罗丹中校领导刺杀戴高乐的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个人虽藉藉无名，但却同样精明强干。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买卖都不划算。 3月4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宣判。他和其他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仍逍遥法外的“瘸子”瓦坦。3月8日，被告律师提出减刑请求，戴高乐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三个小时，然后将其中两人改判为终身监禁，而巴斯蒂安-蒂里则维持原判。 当晚，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 “定在11日。”他告诉他的委托人。后者不相信，继续报以微笑。律师脱口而出：“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里摇摇头，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会明白的，”他告诉律师，“没有哪支法国士兵的队伍会将枪口对准我。” 他错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法国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播报了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的地方，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这则消息触发了一系列计划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就是马克·罗丹上校，OAS的新行动首脑。 [1] 译注：法国最高军事学府，三军防务学院。 马克·罗丹关掉他的半导体收音机，从桌边站起来，盘里的早餐几乎没动。他一直在抽烟，一支接一支。他走到窗边，迟到的春天还没有开始破坏这白雪覆盖的景致。他凝视着窗外，又点了一支烟。 “混蛋。”他轻轻地嘟囔着这个词，充满了怨恨，然后又低声骂了一串来表达他对法国总统，还有他的政府以及对行动分局的憎恶。 罗丹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他的前任不一样。他身材高大，苍白的脸上满是仇恨。与其他拉丁裔不同，他总是用冷淡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没有综合理工大学的学历，他无法升职。德国入侵法国的时候，十几岁的他——这个鞋匠的儿子——逃离他平静的生活，驾着一条渔船来到英国，成了一名洛林十字旗下的列兵。 从列兵到军士再到准尉，他历尽艰险，在北非，他在柯尼希[1]麾下血战，后来在诺曼底他又跟随勒克莱尔穿越灌木丛。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他获得了军官的肩章，这是他的教育和出身永远无法使他得到的。在战后的法国，选择只有两个，继续留在军队或是重返平民生活。 退役做什么呢?除了父亲教给他补鞋的手艺，他别无所长。他发现在他的祖国，工人阶级都被共产党控制了。共产党还接管了国内的“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组织。于是他留在了陆军。后来，新一代的年轻人，那些受过教育的男孩，从军官学校毕业，用教室里的理论知识获得了他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同样的军官肩章。这让他非常痛苦。看着他们在军阶和特权方面超越自己，这种痛苦便愈发刻骨铭心。 剩下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参加殖民军部队。当义务兵们围着操场转来转去的时候，这些骁勇善战的士兵正在浴血奋战。于是，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在印度支那的一年里，他很快便成了一名连长，生活在和他有着同样想法，说着同样语言的人中间。从补鞋匠板凳上站起来的年轻人，获得晋升仍然需要通过战斗，更多的战斗。印度支那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少校了。回到法国经历了一年的不快和挫折后，他被派往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加上他回国后的那一年，使潜伏在他内心的愤懑变成了对政客和共产党人的日益憎恨。在他看来，共产党和政客都是一路货，除非由军人当政，否则法国永远无法摆脱遍布在政治生活中的卖国贼和马屁精的掌控;只有军队里才没有这两种人。 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他亲眼目睹过自己战友的死去，有时还亲手掩埋了那些不幸阵亡军人支离破碎的肢体。罗丹崇拜军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使得那些资产阶级能在家里过舒服日子。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战斗了八年后，他才从国内的平民处得知，他们大多对军人毫不关心。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诋毁军队的文章全是诸如严刑拷问俘虏以获取重要情报的琐事。这些在马克·罗丹的内心激起了反感，再加上他原先由于缺乏机会而逐渐累积的怨愤，他变得极端起来。 他一直坚信，如果有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国内政府和人民为后盾，军队是可以击败越盟的。放弃印度支那是对成千上万战死在那里的优秀青年的极大背叛，让他们的死变得毫无意义。而罗丹是不可能也绝不会背叛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春天，他离开马赛口岸时，几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确信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群山将见证他毕生事业的顶峰，法国军队将成为全世界眼中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而残酷的战斗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说真的，反叛并不像他开始想的那样容易扑灭。无论他们击毙多少穆斯林游击队，将多少村庄夷为平地，把多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但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发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们当然需要宗主国给予更多的支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所在的遥远角落，至少是帝国的领土。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是法国的一部分，三百万法国人居住在这里。人们为阿尔及利亚而战就像为诺曼底、为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而战一样。当他升任中校时，他从农村转战到了城市。开始是在博内，然后是康斯坦丁。 [1] 玛丽·皮埃尔·柯尼希(Marie Pierre Kœnig，1898年10月10日—1970年9月2日)，法国将军。他指挥的自由法国旅1942年在北非比尔哈凯姆战役成功阻击了隆美尔(Rommel)的军队，使英国盟军得以顺利撤退到埃及准备反攻。 在布莱德他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至少还是战士。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市里这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斗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种战争的对手是清洁工在法国人常去的咖啡馆、超市和公园里放置的塑料炸弹。为了将这些把炸弹放置在法国平民中的“杂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残酷，因而得了个称号——“屠夫”。 为了最终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数极端分子一样，罗丹因信念而无视事实：战争费用日益增长;背负着一场越来越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法国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士气日渐低落。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脆利落地搞掉了摇摇欲坠的腐败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与将军们的口径一致。这使他重回马提尼翁馆[1]，并于1959年1月重返爱丽舍宫。罗丹听到他说出这句话，回到房间，高兴得都哭了。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罗丹来说，他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宙斯一样。他确信新政就要开始：共产党人将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让-保罗肯定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组织俯首帖耳，法国最终将全力支援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人，支援保卫法国，在前线战斗的军队。 罗丹对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方式开始重建法国的时候，罗丹想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得给这个老头儿一点儿时间。当在与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初步会谈的说法刚开始流传的时候，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他仍然觉得，没有彻底铲除当地农民武装一定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觉得老头儿肯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说过那崇高的字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最后，当毫无疑问证明夏尔·戴高乐复兴法国的概念里不包括“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车撞上的瓷瓶一样粉碎了。忠诚、希望、信仰、自信，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有恨。他恨这个制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工会、记者、外国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个人——戴高乐。1961年4月，除了一些乳臭未干的笨蛋拒绝参加外，罗丹率领全营参与了军事政变。 政变失败了。戴高乐略施小计就把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最终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会谈的前几周，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被发放给部队。这件事没有引起军官们的丝毫注意。他们认为收音机是无害的慰问品，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都赞同这个主意。空中传来的法国流行音乐让那些士兵感到很惬意，不再只关注炎热，苍蝇和无聊。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那么无害了。在考验军队忠诚的最后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个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都在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就是罗丹自己1940年6月听到的同样的那个声音。连内容都几乎一样：“你们面临忠诚的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有些营长醒来的时候，全营就只剩下少数军官，大部分军士都走了。 兵变就这样被收音机粉碎了，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罗丹比别的人幸运些。有120名军官、军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所指挥的部队比大多数部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农村都付出过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参与兵变的人一起，他们成立了“秘密军队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犹大”。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所得廉价变卖，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海岸。而“秘密军队组织”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世界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报复。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些领导者的名字都在戴高乐当局挂了号，留给他们的只有逃亡国外一途了。 1961年冬天，罗丹成为阿尔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OAS的行动负责人。从那时起，精明强干，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阿尔古就成了OAS发动的针对法国大城市行动的幕后主使;而罗丹则以他的阴险狡猾和组织能力著称。如果他仅仅是一名强悍的极端狂热分子，那他虽然危险但绝对不是最出众的。在六十年代早期，OAS有许多这样的悍将。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干。那个老鞋匠生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头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罗丹正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 [1] 法国总理官邸。 在对法国的理解和军队的荣誉问题上，罗丹和其他人一样固执;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他则是实用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都更加高明。 这就是在3月11日早上，他所想出的刺杀戴高乐的行动。他没有傻到认为这件事很容易;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有了小克拉马尔和军事学院的失败，事情变得更困难了。找杀手并不难;问题是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制定一个计划，这个人或者这个计划要有能力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穿越现在围绕总统本人建立起来的这堵安全防护“墙”。 他坐在窗前，两个小时里一直不断抽烟，脑子里有条不紊地想着一系列的问题。直到整间屋里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他才将这些问题汇总起来，然后设计一个方案来摧毁或绕开它们。每个方案在大多数他所想到的关键检验下看起来都是可行的，但在最后的考验下都被瓦解了。思来想去，有个问题看来真的难以逾越——保密问题。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行动分局对OAS的从高到低各阶层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近发生的，对他自己的上级阿尔古的诱捕就说明了行动局急于抓捕讯问OAS的领导人的程度。他们甚至不惜与德国政府大吵一架。 阿尔古受审已经十四天了，OAS的所有领导都不得不东躲西藏。比多忽然就对抛头露面失去了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也惊慌失措地逃往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边远地区的机票。 看到这些，级别较低的成员都极为泄气。在法国境内，以前愿意提供帮助、藏匿被通缉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的人，现在只说一声“抱歉”就挂断了电话。 小克拉马尔行动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全部被迫关闭。法国警察根据内线的情报，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武器和储备物资的秘密仓库;另外两个刺杀戴高乐的计划在组员们刚坐下准备开第二次会时，就被警察捕获了。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会议上发表讲演，空谈恢复法国的民主时，罗丹正冷静地审视着床边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所描述的事实：资金短缺，在国内外失去支持，成员减少，信用下降，OAS在法国情报机构和警察的进攻下正在分崩离析。 枪决巴斯蒂安-蒂里只会使士气更糟。现在这个时候想找到肯提供帮助的人真的很困难;那些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长相都已深深烙在每一个法国警察和几百万市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的任何新计划，只要涉及多个策划和多个组织间的协同，都会在刺客走进戴高乐周围一百英里之前暴露。 罗丹反复思考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喃喃地说：“一个没人知道的人……”他把他所知道的敢于刺杀总统的人逐个想了一遍。他们每个人在法国警察总部都有一本和《圣经》一般厚的卷宗。还能是什么原因呢?他马克·罗丹不也是只能躲在奥地利一家昏暗的山村旅馆里吗? 将近中午的时候，他终于有了答案。他曾一度放弃了这个答案，但又带着浓厚的兴趣重新去考虑它。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有这样一个人。慢慢的，很艰难的，他围绕这样一个人制定了另外一个计划，然后用所有的障碍和反对意见来检验它。这个计划全通过了，甚至包括保密问题。 午餐铃敲响前，马克·罗丹套上大衣走下楼。他在大门口遇到了顺着冰冷街道迎面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在过热的房间里抽烟引起的头疼和麻木却一扫而光。他向左一拐，咯吱咯吱地向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他发了一连串简短的电报，通知他那些化名散布于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伴：他有任务外出，这几周不在此地。 他步履艰难地走回他那简陋的住所。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最终也害怕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或暗杀威胁下也要销声匿迹了。他耸耸肩，随便他们怎么想，没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 他用旅馆的优惠券要了一份午餐，今天是炖肘子和面条。尽管多年印度支那的丛林时光和阿尔及利亚的荒野生活让他对美食没有概念，但这顿饭实在令他难以下咽。当天下午，他收拾好行李，付清账单，离开那里独自去执行一项任务——去找一个人，或者更准确点，找某一类人，一类他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他登上火车的时候，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型客机朝着伦敦机场4日跑道降落下来。飞机从贝鲁特飞来。在排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亚麻色头发的高个子英国人。中东的阳光把他的脸晒成黝黑的健康色。他在黎巴嫩尽情享受了两个月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不过对他来说，更令他愉快的是看着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从贝鲁特一家银行转入了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沙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葬掉。他们的死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扎菲拉式火箭研制推迟了好几年，而在纽约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百万富翁则觉得他的钱花得太划算了。这个英国人轻松地通过了海关检查，乘出租车驶向他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 罗丹找了90天，收获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他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从不离手。回到奥地利已经是6月中旬了，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这是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店。 他在城里的大邮局发了两份简明扼要的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另外一份发往罗马。每份电报都是召集他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到他维也纳的住所开一个紧急会议。24小时之内人就到了。勒内·蒙克雷从博尔扎诺乘出租车来，安德烈·卡松则从罗马乘机抵达。两个人都用的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他们两个都排在驻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卷宗的前列，这个时候他们正不惜血本地花费大把的银子雇佣眼线在边境检查站和机场找他们呢。 先到克莱斯特的是安德烈·卡松，比预定的十一点早了七分钟。他让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的街角，下车后，在一家花店的橱窗前花了几分钟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迅速走进旅店大厅。罗丹和往常一样登记了假名，是他最亲近的同伴才知道的二十个假名中的一个。被叫来的两个人在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署名为“舒尔茨”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二十天内用的假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问前台的年轻人。小伙子查了一下登记簿。 “614号房。是他约你来的吗，先生?” “对，没错。”卡松回答，径直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走廊寻找614号房。在右手中间的位置，他找到了。他抬手准备敲门，忽然被人从背后抓住。他转过身，抬头看见一张脸——铁青的下巴，眼睛从那道浓黑的眉毛下俯视着他，毫无表情。他身后十二英尺处的墙上有个凹进去的隐蔽处，他就是从那里开始跟在卡松身后的。尽管地上的灯芯绒地毯非常薄，但卡松还是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 “你要干什么?”这个大个子漫不经心地问，但抓住卡松右腕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 有那么几秒钟，卡松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想到了四个月前，阿尔古被从伊登·伍尔夫酒店闪电绑架的事。但很快他便认出了身后这个人，他是外籍军团里的一名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罗丹有时会让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的，维克多。”他轻声回答。听到对方提起自己和老板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眉毛更是拧成了一团。“我是安德烈·卡松。”他补充道。科瓦尔斯基似乎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614号房门上敲了敲。 里面有个声音问：“谁?” 科瓦尔斯基把脸凑到门缝处，“来了个客人。”他尽力“低声”说。门开了一道缝，罗丹向外张望了一下，随即拉开了门。 “我亲爱的安德烈，真抱歉这样对你。”他冲科瓦尔斯基点点头，“没事了，下士，我在等他。” 卡松的右手终于被松开了。他迈步进了房间。罗丹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关上了门。波兰人又退回墙上的隐蔽处。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把他领到燃气壁炉前的两个扶手椅旁。此时虽已是6月中旬，但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天气依然阴冷。他们两个早就习惯了北非的烈日，所以把炉火烧得很旺。卡松脱下雨衣，在壁炉前坐了下来。 “马克，你往常可没这么小心谨慎。”他说。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罗丹回答，“任何情况下我都能照顾好我自己。但我可能需要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了。”他指了指窗边桌上公文包旁边的那个厚厚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才是我带维克多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必须给我六十秒的时间来销毁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一定很重要。” “也许，也许，”罗丹的话音里透着一丝满足，“我们得等勒内来。我让他十一点十五分来的，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不会同时到达而让维克多不安。出现太多不认识的人会让他紧张。” 维克多左腋下别着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想到这些，罗丹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此时，他们听见一记轻轻的叩门声。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上：“谁?” 这次是勒内•蒙克雷，他的声音紧张得有点结巴：“马克，看在上帝的分上……” 罗丹拉开门。蒙克雷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个波兰巨人。相比之下，蒙克雷就像个侏儒。维克多用左臂勒着这个会计，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多。”罗丹轻声对这个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边微笑的卡松扮了个鬼脸。门再次关上了，罗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去外衣，露出一件皱巴巴的灰黑色西装，手工很差，并不合体。就像大多数习惯了穿军装的人一样，他和罗丹都穿不惯便服。 看着他们两个在那两把简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罗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来当写字台的桌子后面的高背椅上。他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向他们扬了扬。两位客人都点了点头。罗丹倒了三大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先饮些烈酒可以帮他们消除身上的寒气。 勒内•蒙克雷斜靠在床头。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和罗丹一样都是职业军官。但不同的是，他没指挥过战斗。他的军人生涯大多在行政部门度过，开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他从1963年春天开始主管OAS的财务。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精细。他在阿尔及利亚是一家银行的经理，现在的穿着打扮还是老样子。他是法国城市地区OAS和全国抵抗委员会地下组织的联络人。 虽然加入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都是OAS里的强硬派。三年前，蒙克雷在马赛郊区的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时，他十九岁的儿子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服役。后来，蒙克雷少校再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连尸体都没见着。这个年轻的列兵被游击队俘虏了，部队攻占村子之后，他就被埋在了那里。事后他知道了儿子曾惨遭折磨的悲惨遭遇。在部队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长久保存，尽人皆知。 安德烈·卡松和OAS的关系则更密切一些。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他所工作的银行其总部设在巴黎，所以即使阿尔及利亚陷落，他也不会失去工作。但他参加了1960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叛乱，是他的家乡康斯坦丁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这之后他仍然没丢掉工作，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去时，他才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就在军队哗变之后，当地的农民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地孤身逃回法国，饱受苦难。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个国家。看到这些，他对戴高乐的新政很是恼怒，于是便帮助OAS的一只部队从自己工作的银行抢劫了三千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他与OAS合谋，举报了他，终结了他在银行的事业。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岳父家住，自己则加入了OAS。他的价值在于他对当前法国国内OAS的同情者十分了解，这个群体约有上千人。 马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椅子上坐下来，看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目光充满好奇，但什么都没问。 罗丹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的介绍，他讲得很仔细。主要是关于过去几个月里，OAS不断被法国情报机构挫败的情况。他的客人都盯着各自的酒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们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在理工学院试图使法国脱离那个独裁者的那次失败尝试，仅仅是我们长长的失败清单里的最新纪录。其中有的甚至还没开始就被破坏了。唯一的两次，我们的人进入了狙击范围，但都因为计划和执行中的低级错误也搞砸了。我不用讲那么具体，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