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周恩来

尼克松走下舷梯时，周恩来握手相迎，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相握 ——二十五年没有往来了。”这一握还跨越了许多不愉快：中国长期饱受外国欺凌而忍受屈辱；美国人记忆犹新，在朝鲜半岛上被中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以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建以来，双方历经数十寒暑的恐惧和猜忌。这一握也弥补了昔日留下的遗憾。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朝鲜战争及法国在中南半岛军事失利的善后问题，会场上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s）当众从伸出手来的周恩来身旁疾行而过。中国人从未忘却这意外的插曲——事实上，他们记忆鲜明，并且把它当作传说中置放在上海租界公园入口处那块标语“狗与中国人不准进入”的翻版。对中国人而言，这一握不只是为了弥补过往所受的羞辱，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已能与世界第一强权平起平坐、并驾齐驱。自从尼克松中国行一事确定以来，双方即为尼克松在中国的第一个动作发愁。美方担心尼克松会忘了与周恩来握手，中方则是担心尼克松可能再次展现杜勒斯的傲慢态度。 中国人把屈辱和苦难牢记在心。早在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数十年前，时值中国饱受列强的剥削和侵略，这是强权加诸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耻辱。早在尼克松抵达中国的两百年前，那时美国尚未立国，而北京已是意气风发的泱泱大国的首都。乾隆皇帝在位时期，即1736至1795年间，清军长趋直入拓展西疆，使中国领土面积增加一倍。乾隆皇帝还在紫禁城内大兴土木，打造林园宫殿，并在紧邻的城墙外修葺美轮美奂的圆明园。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雅好艺术，醉心诸子百家。中国艺术珍品的工艺水平，譬如鬼斧神工的瓷器，已达到登峰造极的新境界。于是当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节团前往中国，请求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自由贸易，以平等的地位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时，乾隆皇帝却待之以蛮夷之邦的朝贡团，将大英帝国送给他的祝寿贺礼视为贡品。此后数十寒暑，中国在其古老文明的羽翼之下屹立不变。但这时外面的世界，特别是欧洲诸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纷纷迈向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科学、工业和技术领先群伦，其制造的工业产品，尤其是船舰和火炮，更是中国难以望其项背的。 迄至1860年，圆明园遭列强军队洗劫一空，毁于大火，沦为废墟一片。清朝末年，年轻的皇帝沦为傀儡，大权握在残暴无知的慈禧太后手中。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已然千疮百孔。内有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外有不知餍足、索求无度的列强环视，他们贪得无厌、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中国日薄崦嵫的末代朝廷。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遭豆剖瓜分。外国商人依恃其领事、法律和军队的强力干预和保护，在中国土地上广设商业据点。刚刚弭平内战分裂的美国在远东地区还未成为要角，但其商人、传教士也纷纷在中国抢占据点。随着传教士而来的是新式学堂、印刷出版社的林立，以及可能最具杀伤力的新观念，从而一步步地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石。 中国有志之士奋起抗争，迎接这内外交迫的严峻挑战。清廷如何才能起死回生？中国如何学习外国科技，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传统根深蒂固，要进行变革谈何容易，况且中国的统治政权根本无意尝试。于是中国的苦难依旧继续：法国于1884年在福建马尾海战中挫败一支中国舰队，巩固了他们在中南半岛的势力范围；1894年至1895年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溃中国舰队，控制朝鲜半岛并占领台湾；1898年，义和团兴起，华北陷于兵燹之灾，从而又给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口实。 周恩来1898年诞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该地位于贸易大港上海的北方。周恩来两岁时，列强的联军挥师北京。中国又签署另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容许列强军队在中国永久驻扎，以保护其国人。中国的爱国志士不确定在列强的瓜剖下，中国还剩多少日子。随着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势力分别自北边、西疆以及南方压境，中国的前景岌岌可危。英国势力抵达长江三角洲，德国人又在山东开辟他们的势力范围。其中最为危殆者，或许要数日本占领台湾岛，并虎视眈眈觊觎朝鲜半岛，甚至有意染指满洲地区。周恩来即是生长在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中国传统秩序究竟有何积弊陋习，竟让中国落得奄奄一息？如何拯救中国？是用西方科学还是西方民主政治，还是必须双管齐下？ 周家亦是这凋零中的传统世界的一部分。周家是书香门第，是治理中国的官僚阶层。他们研读伟大的中国经典，特别是儒家典籍，期望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在文官体系中平步青云。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淮安府山阳县知事）是位出色的读书人和父母官，他的几位叔叔也都有功名在身。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只是个地方上的胥吏，经常赋闲在家。在这个大家庭里，起初抚养周恩来的是他的本家，后来便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做嗣子。影响周恩来最深的似乎是叔父的寡妻陈氏。周恩来日后都称陈氏为母亲。“没有她的照顾，我根本不可能开拓追寻知识之路。”1907年，周恩来九岁，他的生母因病过世，他的父亲为妻子的病散尽家产。周恩来为此受命拿家里的宝贝到当铺去典押。 周恩来日后对这“家道中落的家”百般摒弃，认为它只是一味墨守传统遗风，而无视周遭世界的风云变幻。话虽如此，但周恩来还是保有传统的行事风格，秉持对传统中国艺术哲理的雅好。周恩来接受的教育新旧参半。1910年，周恩来北行出关，来到满洲，投靠他的伯父（贻赓）。周恩来将自己的坚毅以及令人敬畏的工作能力，归功于北方的冷冽气候和粗粝榖食。周恩来位于沈阳的新居（外国人几世纪以来所称的“奉天”），地处中国与外国铁路干线的辐辏。自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五年内，日本开始在沈阳取代了俄国的势力。积弱不振的中国，只能眼睁睁旁观他人争抢自己的领土。寄居沈阳时，青年周恩来的民族情绪沸腾，他阅读激进派刊物，以及知名改革主义之士的著作。据说当老师问及学生读书的目的时，周恩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日薄西山的清政府终究还是在1911年土崩瓦解，中国迈入共和。中国一度远景可期，可望解决内部腐败和外来胁迫的双重劫难。或许是想到中国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新政府可望让治者与被治者众人同心，缔造一个强盛的新中国，周恩来剪掉象征故步自封的发辫，以示庆祝。 两年后，周恩来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是重要的对外口岸，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人会接触到大量洋人的城市。在南开中学，周恩来已开始崭露头角。周恩来是个杰出的学生，仪表出众，爱交朋友，为人诚信可靠。在周恩来无力负担去日本深造的学费时，他的友人都表示愿意为他提供路费。周恩来多年来一直保持优雅的作风，他的良好涵养和幽默感，为他赢得了国外政治人物的推崇。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曾说过：“我们全都认为他光明磊落、手腕圆融、与时俱进，是我们可与之理性对话的人。”此外，周恩来还爱好文艺，才华横溢；在天津南开中学时，周恩来经常反串女性角色，而且扮相俊美。 青年周恩来不仅比同学早一步完成学业，还额外从事多项课外活动，他组织辩论会、演讲以及刊印学生杂志。周恩来的文章时常得奖。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终其一生他对实用知识有所偏好。清末国事纷乱，中国知识分子重燃对明朝遗民的兴趣，他们亦不断追索明朝灭亡的原因。而周恩来特别欣赏某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流于空谈，所以大声疾呼，主张追求经世治国的实用之学。一如中国同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周恩来亦垂青达尔文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理论，从他们的著作中，周恩来似乎看到了中国振衰起敝、脱胎换骨的希望。 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仍然不见时局好转的迹象。共和政体简直是个大灾难，第一任大总统竟图谋称帝。随着总统于1916年去世，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军事强人们拥兵自重，盘踞四方，相互竞逐。当时的中国支离破碎，全神贯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强权的周旋，为维护中国主权的完整而无暇他顾。日本便借机趁火打劫，此举引来其他列强的公开反弹，因而施压迫使日本收手，然而日本的收敛也不过是暂时作态而已。周恩来承袭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赋诗一首，反对张勋复辟，抒发对时局的担忧和沉痛之情：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尽管日本狼子野心，但周恩来和许多同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于1917年决定负笈东瀛，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开始走上富国强民之路，周恩来想利用在日本学得的经验，来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当周恩来抵达日本，他发觉自己处在被禁锢的华人社群之中，不但受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日本人瞧不起，而且痛苦地意识到祖国迫切需要他们归国效力。周恩来渐渐把时间和精力奉献给流亡日本之激进分子的政治活动上，同时，也首次接触到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高举科学的旗帜，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世界的许诺，让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趋之若鹜。那个时候，他们大力批判阻碍中国前进甚至弱化中国国力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思想是既现代又具革命性的。某晚在东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周恩来告诉他的友人，学生、工人和农民必须团结一致。“你必须将他们全都团结起来，才能成就革命。没有革命，中国就没有未来！” 马克思主义预言未来的世界将不存在私有财产权，不再有阶级、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的预言对浸淫在儒家和谐有序、重农轻商价值观中的中国人而言，颇具吸引力。再者，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也为中国提供了一套正面教材。同样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俄国新政权提议归还上个世纪自中国攫取的领土。事后证明俄国只是惺惺作态，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并无从得知。 周恩来回到祖国时，中国人正因为西方列强的背信忘义而群情愤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属战胜的协约国阵营的一分子；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满怀期待列强会信守他们的承诺，协助中国自治并恢复中国领土的完整。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德国在中国强占的领土授与他们的盟友日本，尽管中国亦属战胜的协约国阵营，而且西方国家也再三宣称自己是为民主和正义而战。西方列强的决定不过是基于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弱，而日本强。这项决议造成北京的排外和反日示威大游行，时为1919年5月4日，这股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后蔓延至全中国。 1911年肇建的共和政体垮台、国家陷入军阀割据，加上日本虎视眈眈，意图染指中国，这双重刺激在中国掀起了艺术和政治上的波澜，造就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作家与学者超越对掌权人的批判，而将苗头直指他们以为陷中国于眼前悲惨窘境的整体传统旧秩序。因循守旧和盲从权威，使中国人被困在迂腐无用的思想或行动里。诚如激进分子主张的那样，对中国而言，追随“德先生”和“赛先生”（套用当时的语词，即“民主”与“科学”）迈向现代化的时机已然成熟。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弃，让许多中国人更加相信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希望之所系，中国并不适合走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政体之路。此外，他们也期待国内的根本变革，能让中国在国际上更为强势。 周恩来在这个时候回到天津，他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政治工作上，在此期间他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十五岁的邓颖超邂逅，七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为连理。 1920年，周恩来搭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拓展他的海外视野。随后的三年里，周恩来靠着为中国报纸撰稿和仆役工作贴补生活费用。他还语气坚定地写信给邓颖超，向她保证“我连一个女性友人都没有，我也不打算认识女性友人”。周恩来以法国为据点，周游各国。他到过伦敦，但不喜欢当地的环境；他也去了德国，并对那里有很好的印象。周恩来渐渐在华人同胞的圈子中闯出名号，他以组织人、作家、革命者的角色驰名。（法国警察终于风闻周恩来的活动，只不过那已是周恩来回到中国六个月之后了。）1922年夏，周恩来协助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旅欧支部。尽管世事难料，周恩来已为将来主管中国外交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是在1924年的夏天回到祖国。这时国政虽由军阀把持，但华南地区正在酝酿新兴的政治运动。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就如其党名所显示的，带有民族主义的精神，由激进派、工人和资产阶级共同组成。在苏联的援助之下，这个党正历经重建组织架构和建立军队的时期，苏联人认为这是打击帝国主义的必要手段。苏联还要求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与国民党合作。团结国共两党驱逐西方强权之后，届时中国共产党，诚如莫斯科的职业革命家们所盘算的，将推翻国民党，名正言顺地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周恩来为国共合作呕心沥血，甚至实际上主管了国民党的军事学校，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还抽空与邓颖超完婚，这时的邓颖超已是经验丰富的革命家。邓颖超也像周恩来一样，为革命全心全意奉献自己。就像许许多多的革命妻子，邓颖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20世纪30年代初，邓颖超患了肺结核，所以当共产党为逃离前盟友国民党的围剿而不得不进行漫漫长征时，邓颖超不得不拖着病体随部队艰难前行。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一度前景可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起码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中国终于拥有了一个可运作的中央政府。或许是出于经年累月剥削中国所萌生的罪恶感，列强纷纷归还上一世纪自中国强取而来的租界，以呼应中国的统一之势；唯独日本无动于衷。共产党人并未能分享胜利的喜悦，因为当蒋介石不再需要共产党臂助时，便把枪口转向他们。直到1927年年底，已在城市茁壮发展起来的共产党组织遭国民党强力弹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不是被扑杀，就是被关押入狱。少数散落四方的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被国民党重金悬赏，但他仍然冒着风险联合共产党人的残余力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成功躲避国民党的追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 共产党人的灾难，更因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不切实际的指挥而雪上加霜。不管如何，苏联仍旧一贯地将过错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人。1931年，国民党欲赶尽杀绝共产党人，周恩来和邓颖超于是舍弃上海，转往相对安全的华中共产党根据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正在巩固他们的权力，并开展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或许能收拾残余的军阀势力，终结共产党人；他们或许能逐一修建公路、机场、铁路、重工业设施及健全的教育制度，为中国打造崭新的基础建设；他们或许还能及时缔造一个良善的政府。但他们从未有表现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重创全世界。中国本身以农业经济为主，虽非经济衰退的重灾区，但也难免受到波及。西方民主国家，包括20世纪20年代有助稳定国际秩序的美国，均无暇他顾，各自忙于解决内部的问题。不幸的是，其他国家调转风向以维护国家所需之时，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却如日中天，日本人普遍认为，侵华路线乃保护日本不受列强轻蔑所必需。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公然占领中国东北，世界其他国家却没特别出面制止。自此之后，日本即调兵遣将，把势力范围拓展至中国关内各地。国民党被迫转调资源应付此一威胁。 1937年，日军全面入侵中国。对日抗战斩断了国民党稳定繁荣的愿景。国民党成竹在胸的剿共运动因抗日而被迫停止，共产党则成功接收中国勃兴的民族主义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的农村，并拥有一支战斗力可观的军队。1946年，美国出面斡旋但徒劳无功的谈判破局后，国共双方随即短兵相接，共产党于1949年赢得内战。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败北的蒋介石则在台湾岛上另组政府。 1949年，时年五十一岁的周恩来，膺任新中国的首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尽管在1958年卸下外交部长之职，但还是一手主导中国的对外事务，直到去世为止。）周恩来的迷人风采依旧。他的生活简朴，据说还会亲自缝补袜子。周恩来工作孜孜不倦，往往夜以继日，且巨细靡遗。周恩来着手组建新的外交部时，便不遗余力地通过国际法或外交协议课程，训练大多是军旅出身的外交新进人员，使之具有外交官必备的知识和技巧。受训者向苏联同志学习如何穿西装、打领带，以及如何跳舞，受训者也在北京一家餐馆练习如何用西式餐具吃西餐。与周恩来共过事的人，通常都对他大表推崇。有位周恩来的传译员回忆道：“他工作勤奋，注意每个细节，仔细阅读所有的参考材料。” 见过周恩来的外国人一般都会觉得他亲切和蔼、彬彬有礼。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以为，周恩来有他“至今在外交领域见过的最优秀的头脑”。一向吝于给人好评的基辛格，对周恩来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基辛格谈起他与周恩来的初会：“他的举止温文儒雅，不靠显眼的身躯震慑全场。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纪律和自制力，仿佛盘绕的弹簧。”基辛格与周恩来有过数小时针锋相对的谈判，发觉他“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三个人之一”——是个可敬的对手。“他是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历史，擅长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风趣。”12和善、体恤、节制，这是中外人士共同在周恩来身上发现的特质。 中外人士皆认为毛泽东的某些做法有些过激，周恩来则被视为温和分子。这是实情，但并非真相的全貌。周恩来也是个革命家，他对改造中国社会矢志不渝，期望使富强的中国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都一样，他们身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说道：“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49年11月，在新中国外交部首次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他的同僚，百年国耻已告结束。新中国必须与世界强权平起平坐。“我们应该要有自主的精神。我们应该开创新局，勇敢无畏，沉着自信。”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目光来观察世界。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即1945年后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强权，以及另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随着苏联势力向东欧扩张与中国共产党的大获全胜，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因而壮大。两大阵营的争斗终究会有人胜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将是胜利的一方。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当为这最终的胜利服务。1949年，周恩来告诉中国外交部的新进人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时时都得做好准备。舞刀弄枪的战争不是年年有，但可以确定的是，频繁的唇枪舌剑将会天天年年进行，诚如白昼之后必有黑夜。 由于周恩来对实用的偏好远胜于学理，他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讲究现实条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必要时甚至与之妥协以争取时间。周恩来针对外交政策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苏共在1918年曾与敌人德国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借此延续其政权。庆幸的是，毛主席的准则与周恩来如出一辙，毕竟周得依毛的指导原则行事。毛泽东表示：“我们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具体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周恩来在主掌中国外交事务时，策略上通权达变，以追求“求同存异”（诚如他所言）。在两人的多次会谈中，周恩来有一回告诉基辛格：“人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分析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由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协商抗日统一战线；他为了维护共产党与中国的利益，甚至不惜与敌人妥协。 多年下来，周恩来已成为一个谈判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时值周恩来寓居欧洲，他心目中的偶像之一是英国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周恩来推崇的劳合•乔治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深切体察国际局势，让各国捐弃成见携手共事，同时能促进英国的利益。他说，劳合•乔治“狡诈”。与周恩来交过手的人，一致认为他身上也有同样的特质。有位国民党的官员写道：“他的转变是如此微妙，以至于你毫无察觉。当然，他会妥协，但通常是在最后一刻，只是为了让协商能够继续进行，况且他的妥协都微乎其微、有名无实。一旦仔细研究他的声明之后，你会发现他在重大议题方面全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