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启　程

1972年2月17日星期四，尼克松总统夫妇来到白宫南侧的草坪，有架直升机正在待命。一小群人前来为尼克松夫妇中国行的首段航程饯别，其中包括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及夫人，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尼克松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Tricia）和朱莉（Juile）。美国的广播与电视直播了这简短的送行仪式。尼克松发表简单演说，表示他即将进行一次“和平之旅”。不过他也附带补充，自己不奢望在“预定逗留一周的会谈里，一次性地化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存在二十年的敌意”。即便如此，尼克松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乐观情绪：“如果我期待能为这趟行程留下一个注脚，那我愿意引述我国首批登月的航天员在月球留下的碑文：‘我们是为全体人类的和平而来。’”这是典型的尼克松风格，兼具乐观语调和浮夸言辞。 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机内的尼克松随行人员，包括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正通过电视观看送行仪式。基辛格的年轻幕僚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按捺不住地开玩笑说，如果这时飞机爆炸，他们将会目睹自己被炸到半空中去。在尼克松登机的当下，守候在一旁的其中一名记者，把一本印有中央情报局标志的中国地图集交给他。尼克松一边走上空军一号，一边以极戏谑的口吻对媒体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带这东西入境吗？”尼克松以直言不讳、不改其志的反共立场而声名大噪，这时的他却即将扭转美国二十年来的外交政策，飞往北京，深入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力中枢。随着飞机升空，尼克松在回忆录里说，他自觉像个探险家：“我们正在从事一趟哲学发现之旅，这趟旅程犹如古老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前途未卜，亦堪称冒险患难。” 尼克松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关于此行的结果，他只能期待国内的保守派不会大肆诟病，自由派则不至太失望。收到期待他大功告成的祝贺及诚挚关怀，尼克松满心开怀，不过也有点担忧。“我对基辛格说，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普遍感到无助，近乎天真地想要争取和平，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基辛格一如既往地要尼克松宽心。美国民众因为总统的大胆创举而兴奋不已。 尼克松也不确定中国方面能否克服几十年来对美国的深刻敌意，让他的中国行功德圆满。尽管此行的每个细节都曾与中国磋商，但直到临行那一刻，尼克松还是不确定他能否见到毛泽东。尼克松若未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就打道回府，那么他的中国行将被视为一种挫败，令美国颜面扫地。 结束中国行后，尼克松的人马总是坚称他们对尼、毛的会面本就信心满满。洛德说道：“的确，我们打从心里知道，毛泽东一定会与尼克松见面的。”其实中国方面给美国的仅是闪烁其辞的保证，而不是言之凿凿的承诺。洛德回顾说：“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单方面发表声明尼克松当然会与毛泽东见面。我们说，我们想知道尼克松何时能与毛泽东会面，不过我们知道这场会面势在必行。会面不成是很难以想象的情况。” 尼克松之所以愿意下注，是因为他觉得这对美国至关重要。无论是青年从军为消磨时间而玩扑克牌（他还赢了不少钱），或者日后踏入政坛，尼克松向来就不怕冒险。他历经漫长且坎坷的从政之路，不是只为了做一个看守者。况且这时的美国也需要好消息。越战让美国损失惨重，虚耗生命、金钱、声誉，撕裂美国内部团结，同时赔上美国的海外影响力和威望。无力结束越战，更别提打赢越战，导致美国国力的衰颓。不过这也只是个中原委之一，美国自二战结束后迄至60年代初的军事和经济霸权，其实已难以为继了。 美国成就其世界霸权地位或可谓时势所趋。1945年之时，世界其他强权不是战败，就是如同英国一般，虽赢得战争，但亦已满目疮痍，于国际政治中已不再举足轻重。苏联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1945年即能自制原子弹，但也难以从希特勒的入侵和战争的骇人损伤中复苏。尽管如此，60年代末，西欧诸国和日本已然恢复元气。苏联虽在经济方面尚难与美国分庭抗礼，但亦倾全国之力整备军武。新近独立的国家，诸如印度，在国际政治上动见观瞻。中国的潜力则尚有待观察；中国共产党虽一统中国大陆，但国家经济一片凋敝。不过，尽管如此，试图摆脱西方帝国宰制以自我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师法中国革命，从中汲取灵感。 经历了1960年总统大选败于约翰•肯尼迪之手，以及1962年加州州长选战那更为难堪的挫败之后，整个60年代，尼克松都在耕耘他不被外界看好的政治生涯。尼克松持续在他最钟爱的公共政策领域，即外交关系，构思新见解。1967年夏，尼克松受邀前往加州，于波希米亚林园（Bohemian Grove）发表“湖滨演说”（Lakeside Speech），这类机构大概也只能在北美地区生存。显贵之人在精心雕琢的田园奢华环境里，享受文艺和质朴的冥思生活。尼克松日后表示，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次演讲——“是我迈向总统之路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后来以“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闻名的理论中，尼克松称，美国已没有余力再为其他国家打仗了。美国虽应继续伸出援手，但美国的盟邦也必须设法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发展也有鼓舞人心的迹象。苏联虽不遗余力地想要赤化世界，但却不想与美国展开大战。再者，共产主义阵营的铜墙铁壁已开始松动，中国与苏联出现嫌隙。尼克松日后见到周恩来时，他告诉周恩来，在60年代离开公职岗位周游各国时，他就有了这番体悟。 外界，特别是尼克松的支持者，总认为尼克松是20世纪后期唯一能够趁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之际坐收渔利，并突破中美僵化关系的美国总统。这时，英雄与时势相得益彰。尼克松曾告诉访问者，要辨识一个领导人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轻轻推动历史巨轮”。美国拒绝与亚洲大国、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交往，是没有道理的。诚如1967年，尼克松在美国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所述：“展望未来，我们不能再让中国永远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让中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滋生恨意，威胁邻邦。”在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比较中，尼克松表示与中国交往就好比同美国贫民区的黑人打交道：“必须压制两者潜藏的毁灭性力量，将其不法的元素导向合法的正途；并开启对话的渠道。”短期来说，仍必须遏制中国；但长期而论，还是应该把中国拉回国际大家庭。尼克松的文章并未流露出任何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也没有妄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在一夕之间改变。直到当上总统后，尼克松的想法才渐趋乐观。在总统大选期间，尼克松反复提醒放任中国自绝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危险。他甚至在1969年元月的就职演讲中迂回地说：“我们追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即观念的开放、商品和人员交流的开放，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国家大小，没有人应活在忿忿不平的孤 立中。” 到了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均了解世界局势已不同于以往，而他们都需要新的朋友。尼克松多年后写道：“对双方而言，关系的改善乃是时势所趋，与两国由谁主政无关。”美国政治已不再像50年代那般，美国人民也不再与中国共产主义势如水火，引以为患。 况且尼克松在国内已争取到所需的政治资本。“冷战”期间，美国与共产党人周旋。二战刚刚结束后，美国舆论并未马上察觉来自苏联的威胁，然而一旦认知威胁的真实存在，美国人便认定共产党人无所不能，从理所当然的共产主义大本营苏联到欧洲、从亚洲到美国社会，处处都有共产党人的踪影。尼克松就是通过诉诸恐共心理而登上总统大位的，无论美国人对共产党的那些恐惧有多么不切实际。自从在加州政坛啼声初试，于1946年与民主党的自由派人士杰瑞•沃里斯（Jerry Voorhis）竞逐众议院席次开始，尼克松便严词贬抑角逐者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太过软弱。尼克松的竞选造势充斥着含沙射影的中伤，以及建立在未经证实数据、消息之上的无的放矢，外界因此给了他一个“狡猾的狄克”（Tricky Dick）的封号，但这样的竞选策略每每奏效。美国人听信他叮嘱再三的严词示警，相信共产主义对美国与美国社会的威胁。美国人看尼克松立场强硬地对待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彼此自吹自擂，抑或是在委内瑞拉挺身对抗那些对他吐口水、试图把他的座车翻个四脚朝天的民众。 尼克松的另一项优势是他的不屈不挠、聪明才智，以及懂得掌握且善用历史潮流的能力。同时，他亦热衷外交政策。事实上，尼克松偏爱外交政策，更胜于与难缠的国会议员周旋，或者为盖学校、建高速公路这类细枝末节的琐事伤神。总统大选期间，尼克松在某次访谈中告诉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我向来认为这个国家不需要总统也能运行内政。一个干练的内阁团队就足以打理国家内政。总统是用来处理外交的；国务卿不见得重要，外交政策是由总统决定的。” 美国历任总统都会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尼克松则开始针对世界局势提出他的年度报告。同时，尼克松也清楚表明，打从他接任总统那一刻开始，他便有意强化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角色，委任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来规划白宫外交政策的重大议题。1969年元月发表完就职演说后的当天早上，尼克松所发布的第一个人事任命案，就是宣布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人选，即基辛格。 尼克松所召集的第一个正式会议，则是他新规划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六周后，尼克松即展开就职后的首次外交行程，访问欧洲各国，会见其政要，其中包括他素来敬重的戴高乐。 尼克松与少数密友漫天闲聊时，往往在“伟大的领导人”这个议题上打转，而尼克松心目中伟大的领导人，有大无畏的开创精神，能够带领国家与他一同改变世界局势。戴高乐自然是其中之一。有不少美国总统，包括小布什在内，则崇奉丘吉尔。或者，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也称得上伟大的领导人。乔治•史考特（George C. Scott）担纲主演的《巴顿将军》（Patton），是尼克松喜爱的电影之一，他的床边就摆了一本巴顿将军的自传。在尼克松眼中，如此伟大的领导者通常都是孤独的、被误解的，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为国家利益而奋斗。“没有疲累的决定，”他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基辛格，“只有疲累的指挥官。” 这个世界及其重大议题，对尼克松而言，正是领导人展现能力的场域，他为这一刻摩拳擦掌已久。担任副总统期间，尼克松频频出访，次数远超过历届副总统。60年代，在他仍是一介平民、尚未参选总统之前，尼克松就持续不辍地周游世界，与当地领袖会面，对美国外交官吹胡子瞪眼睛，仿佛他仍担任公职一般。有位在香港曾接待过尼克松的低级外交官员记得，尼克松“有无比的智识和好奇心”。尼克松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掏空我的脑袋，以及任何我所能告诉他有关中国的事物”。日后在尼克松政府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1967年在印度尼西亚与尼克松会晤时曾有过一席长谈，尼克松还录下对话内容以供未来参考。“在我任职雅加达四年间，所有来访的权威人士之中，他是我印象中最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游历各国和无数次的提问与对话，使尼克松成为克林顿之前对外交政策最为游刃有余的总统。他和许多国家元首与外交部长也都有私人交情。 尼克松往往被外界视为现实主义者，总是冷静盘算良方美策，在危机四伏、风云诡谲的时局中促进美国的利益。事实上，尼克松经常被拿来与19世纪英国伟大的政治家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相提并论，而后者的言论至今仍被现实主义者奉为圭臬：“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唯有利益是永恒的。”尼克松在1970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解释，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美国的利益。“外交政策愈是基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利益的现实评量，我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愈有效率。我们不会卷入世界的纠纷，因为我们有所承诺。我们有所承诺，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的利益决定我们的承诺，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尼克松中国行刚宣布不久，他对白宫的幕僚说，强权国家总是在追求他们的国家利益，“否则他们就会被懂得追求国家利益的强权耍着玩”。利益是可以吻合一致的，明智的政治人物要能认清这个道理，随时准备协商谈判。 尼克松选了三位他仰慕的前任总统肖像悬挂在白宫的阁员会议室。无论在战争期间或承平时代，艾森豪威尔都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备受美国人的爱戴，这是尼克松望尘莫及的。老罗斯福是个战士，他不屈不挠、勇敢卓绝。尼克松时常赞叹地引述老罗斯福名言中那个面孔沾满血污、一脸疲惫的战士为典范：“他做事时全力以赴，他知道什么是热情奔放，什么是忠心耿耿，他把自己奉献给可贵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知道终将取得最大成就的胜利；在最坏的情况下，假使他失败了，至少他知道他失败得很英勇。”（尼克松在他的辞职演说中就引述了老罗斯福这段话。）其中尤以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最令尼克松心仪。威尔逊不仅才智过人，还是个“身体力行的思考家”。在尼克松眼里，威尔逊同样致力于追求世界和平。“因为世人渴望和平，各国领袖畏惧战争，所以时局头一回站在和平这一边。”这段引言虽然出自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但威尔逊也很可能说出这段话。尼克松在白宫挑选了一张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但如同尼克松其他的表态，这次表态又弄混了。日后证实，这张办公桌原属另一位威尔逊所有——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鞋匠出身的他，是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Grant，任期从1869至1877年）总统的副手。 尼克松和许多保守派共和党支持者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他认为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就应该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的前身），而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入联合国是正确的决定。40年代，他曾支持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他倾向让美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0年代，他期望看到美国加入世界各地的同盟，以围堵共产主义。他确实担忧越战经历与国家精英对国内问题的专注，会使美国变得内向封闭。他相信美国曾经是也应该是世界的一股道德力量。诚如他对基辛格所说：“国家一定要有伟大的想法，否则他们就不再伟大。”他的宏大愿景是率领美国打造整个世界的永久和平。在就职演说中（大部分由他亲自撰写），他同时呼吁美国同胞与全世界人民：“让我们以此为目标：在和平不为人知的地方，使它受人欢迎；在和平脆弱不堪的地方，使它茁壮强大；在和平反复无常的地方，使它持之以恒。” 自此之后，抨击尼克松的人经常驳斥这不过是尼克松愤世嫉俗的遁词，以掩饰他自己的道德空洞。这其实大谬不然。尼克松一生中确实做过许多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事，但他不乏一颗向善的心。尼克松在他喜爱的黄色横条记事本上不时写下注记，鞭策自己要成为道德的表率、国家的良心。尼克松的行为举止虽然像他的父亲，喜欢大声嚷嚷，但他其实希望自己能更像圣人般的母亲。尼克松的母亲是个虔诚的贵格教派（Quaker）信徒，尼克松在浓浓的宗教氛围中长大成人。几十年来，尼克松的皮夹里一直放着1953年担任副总统时，母亲写给他的一张短笺：“我知道你必定会如应当那样，维持你和创造者上帝的关系，因为诚如你所知道的，这毕竟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就连对“精神史”不表苟同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自己无法抗拒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尼克松。这是因为他情绪易感且性格矛盾。尼克松的录音带显示，这位独树一帜的政治人物，前一刻还滔滔不绝，言之有物地高谈阔论美国应该扮演的世界角色，下一秒钟则会痛斥他或真实或子虚乌有的政敌。（也多亏自始至终似乎被尼克松遗忘的这些录音带，我们才能一窥他讳莫如深、鲜为人知的深层内心。）这个人渴望成就伟业，自1970年起，他不断勉励自己“要成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真正的第一等人”，但他同时也批评美国人的公共生活。他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手。在早年的一次竞选期间，尼克松成功把道格拉斯女士（Helen Gahagan Douglas）抹红成共产党的同路人。日后，尼克松告诉英国记者：“我对这段往事感到遗憾，当时我年轻气盛。”可是，这段懊悔当年的说辞一经披露，尼克松旋即又暴跳如雷地否认。 尼克松出身于美国的一个小镇，他常常自比为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的人物，总是在逆境之中力争上游。他提及年轻时的质朴价值观：鞠躬尽瘁、节俭自持、孝顺、庄重、端正。然而，他的财务状况，以及在佛罗里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积累的财富，却令人侧目。尼克松总爱与老百姓闲话家常，但有时也会说：“你必须略带邪恶，才能了解外面的群众。你必须清楚生活的黑暗面，才能了解他们。”尼克松心知肚明，一般美国中产阶级并不在乎他所醉心的领域——外交政策。“他们并不了解你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等细节，”尼克松发出此言，与其说是要表达心中的不快，毋宁说是一番自我解嘲，“他们只求事情冷却下来，无声无息。对他们来说，我们毫无建树。” 尼克松痛恨60年代嬉皮一族的嗑药成风、拒绝工作和性开放。他羡慕甚至激赏约翰•肯尼迪，但也讥讽东岸的权贵和华盛顿乔治城（Georgetown）的知识分子。尼克松喜欢美国音乐剧，每次听到《旋转木马》（Carousel）这出剧，总会真情流露，热泪盈眶。《你不会踽踽独行》《You’ll Never Walk Alone》这首歌最能触动尼克松的心弦。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是《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看这部电影时，他会提醒白宫放映室里的观众：“瞧，瞧这一幕。大象要出场了！” 依某位熟悉尼克松的幕僚之见，他处心积虑想要淡化自己的知识分子气息，而去突显一个善良的老顽童的形象。尼克松老是讲一些拙劣的冷笑话。他满口运动经，但这绝非惺惺作态；他酷爱运动，尤其钟情美式足球。大学期间，他一年又一年地随球队转战，尽管鲜少能够上场比赛。清瘦的尼克松练球时必须面对身材壮硕的球员，但教练无意让他或他们松懈练习，有位职司防守的球员回忆说：“所以，我得把这个小家伙撞翻。哦，我的天呀！他得承受得住。” 尼克松向来以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工作能力自豪。就像亚特拉（Charles Atlas，知名健身法研发者）广告中那个九十九磅重的弱小子，尼克松已向曾奚落过或低估过他的人证明他们目光如豆。尼克松告诉就读法学院时的挚友：“如果你头脑还算灵活，当你已怒火中烧，你知道你可以通过优异的表现和旺盛的企图心，扭转他们的态度和自以为是。”但对尼克松十分熟稔的基辛格表示，尼克松相信自己终究是个倒霉鬼。某回，尼克松在西贡等飞机，他告诉随行的美国外交官说，飞机肯定会延误。“坏事总是找上我，一定会的。”对尼克松较为同情的传记作家汤姆•维克尔（Tom Wicker），观察1960年选战的尼克松说：“痛苦地意识到屈居下风和挫败，这个人以极严苛的标准克制自己，但一切却是那么一目了然。” 尼克松选择的职业生涯带给他庞大的精神压力，这些压力时不时会压抑不住而爆发。当尼克松疲惫不堪、精神紧绷时，经常用酒来消解压力。尼克松有睡眠障碍的毛病，他的同僚对深夜来电早就习以为常。尼克松有位纽约的医生，晚年语带玄机地谈起尼克松的精神状态，以及与这位“如此压抑”的病人讨论病情有多困难。我们不清楚这些故事有几分真实，但有很多人觉得尼克松性格扑朔迷离，这倒是肯定的。有位白宫幕僚曾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怪异的人”。向来在公众场合谨言慎行的基辛格，也曾告诉一位记者，他觉得尼克松这个人“怪异、不自然”。 尼克松的传播主任贺伯•克莱恩（Herb Klein）说：“我不记得我曾见过他有哪一刻是彻底沉醉在快乐之中。”尼克松从未忘怀过往遭受的屈辱和挫败。在尼克松终于与周恩来会晤时，他告诉周恩来：“选战失利的痛苦其实胜过作战的肉体伤害。”后者只会伤及肉身，前者却让人痛彻灵魂。不过，逆境也会给人“力量与骨气”。尼克松对周恩来说，他期望他“人生中胜利的次数只比失败多一次”。21对陌生之人吐露这般心声，让人既摸不透又茅塞顿开。 在副总统任内他已经历苦痛。后来他在1960年和1968年两度争取党内总统提名，而他素来敬重的艾森豪威尔却不愿全力支持他，这也让他濒临崩溃。尽管尼克松对自己自我克制的功力引以为傲，他还是有勃然动怒或自怨自艾的失控片段。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962年他竞选加州州长失利而当众崩溃；尼克松甚至还因败选而迁怒新闻媒体：“各位先生，你们再也不会见到尼克松对人发号施令了，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记者会……” 这当然不是尼克松的最后一场记者会。尼克松在《六次危机》（Six Crises）的书中谈论他政治生涯中，自认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他写道：“一旦你卷入历史洪流，便难以置身事外。”为什么一个与陌生人相处会感到不自在的人，会选择政治为终身志业？尼克松曾对记者说：“我不容易与人称兄道弟，与人相处时，我真的很难让自己放松。”历经多次挫败，1960年以些微差距败给约翰•肯尼迪，加州州长选举一败涂地，当然还有让他黯然下台的“水门事件”，究竟是什么驱使他继续前进？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尼克松？是勃然大怒，命令幕僚开除下属和搞定政敌的那个人，还是在1970年的新年备忘录写下“冷静、坚强、有条不紊、克制、活力”，以自我惕励的那个人，抑或是助理记忆中那个“睿智、理想崇高、宽宏大量”的人？这位助理出身纽约，是个犹太裔的自由派律师，他大概很难想象，录音带里的尼克松竟会痛骂犹太人，俨然反犹太主义者。作家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曾为尼克松勾勒出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尼克松就像是依序挂在壁橱里的一整排西装，举凡从煽动人心的反共主义者到老派作风的政治人物，都能从中找到剪裁合身的穿着。” 尼克松在大学时代热爱表演。跑他新闻多年的记者们，一致感受到他随时都在演戏。尼克松可以魅力四射，群众往往为他的演讲所倾倒。与同党政治人物谈话时，尼克松常常流露出满腹经纶、一派威仪的姿态。但他的演技并不总是令人信服。在公众场合上，他经常大汗涔涔，举止僵硬，双手交错拧扭直到指头关节泛白。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他的幕僚试图创造机会，让他能表现出从容、随兴的风格，就像令尼克松又爱又恨的约翰•肯尼迪那般潇洒惬意。尼克松的幕僚长鲍勃•霍德曼（Bob Haldeman）送他一条爱尔兰猎犬，但他却必须用狗食饼干才能诱使这只猎犬亲近他。尼克松巡回太平洋时，幕僚打算在媒体前呈现他粗犷率直的形象，改变他向来西装革履的打扮。每当有访客拜会他的办公室时，尼克松为让访客有宾至如归之感，总是在递出纪念品时——可能是一枚别针或一支笔——笨拙地讲些冷笑话。有位资深的国务院官员说：“他毫无个人魅力可言，全然不知如何适度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为过世的国会议员追赠国会荣誉勋章时（他往往视这类活动为畏途），他对待丧家总是直接又不讲究技巧。 他很享受当总统的感觉，纵然他发现有些例行公事实在单调又沉闷，像是阁员会议。（他索兴就不再召开阁员会议了。）以一国之尊在海外受到盛大欢迎的感觉令他飘然陶醉。他热爱在白宫里起居度日。他甚至一度想让制服已相当高调的白宫警察，换上白金两色相间的新制服。（在媒体将之拿来与滑稽剧的戏服做比较后，这套新制服便悄悄地消失了；但当时精心设计的帽子，日后曾在摇滚演唱会上出现过。） 尼克松知道他想呈现给大众的形象：具备约翰•肯尼迪般的魅力，并拥有丘吉尔、戴高乐的领导才能。“在危机中展现最好的一面。冷静、镇定。”这是尼克松希望媒体看到的人格特质，他如此告诉基辛格：“坚定又灵活。”他必须深藏不露：“永远像座冰山，只露出一角。”幕僚接获命令，必须强调用来指涉尼克松的“N”或“P”是如何不辞劳苦，一天只睡几个小时，而且全神贯注、精力充沛。这虽是实情，但也不总是如此。尼克松很容易分心。“P突然热衷使用速记员用的录音机，”霍德曼在某天的日记里这么写道，“洋洋洒洒振笔撰写备忘录。”尼克松会不断因琐碎的国宴细节和媒体的新近报道而小题大做。 1972年中国行前夕，尼克松告诉霍德曼，“所有人都认为P十分称职，但没有人爱他、怕他或恨他，但他需要人们爱他、怕他与恨他”。不过，在某些圈子里，尼克松至少拥有后两者。尼克松曾怀疑，当他像“红皇后”（Red Queen，《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命令幕僚开除某人或关闭某办公室时，就连幕僚团队都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废寝忘食和专心致志的形象若能奏效，尼克松想必乐于全力以赴，但他心知肚明，自己就是缺乏与生俱来的魅力，有时也为之气馁。 尼克松对幕僚向来慷慨，但他似乎对幕僚并不十分亲近。举例来说，他从未想过要问霍德曼有几个孩子。霍德曼纵然是他的幕僚长，与总统朝夕共处，但尼克松却只有一次邀请霍德曼夫妇的聚餐，而且是与他和他太太共进纯粹社交的晚宴。那时的尼克松公务缠身，朋友少之又少。凡事未雨绸缪的霍德曼，还曾经想替尼克松找个朋友，找个他信得过的人。这令尼克松大为惊讶。但无论如何，尼克松已经有了个不折不扣的完美朋友贝比•雷博佐（Bebe Rebozo），他是“一个和气、懂得拿捏分寸的食客”，尼克松夸夸其谈时，他可以静静地坐上数个小时。 28除此之外，尼克松还与谁亲近就不得而知了。他的一双女儿自然与他够亲近，或许还有妻子佩特（Pat）。 尼克松时常提起他的母亲，一个圣洁的人物，曾经历两个孩子早夭的丧子之痛。不过，她是个冷若冰霜的圣人，虽然无怨无悔地尽到为人母亲的职责，却从未公开对子女流露关爱之意。尼克松曾告诉颇同情他的传记作家强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他的母亲不曾亲吻过他。艾特肯大表意外，结果惹火了尼克松。尼克松感觉艾特肯的反应，活脱像是“那些可悲的弗罗伊德派精神分析师”。然而，母亲过世时，尼克松即倒卧在比利•格雷厄姆（ Billy Graham，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怀里啜泣。可以对尼克松很残酷的基辛格曾一度表示：“他总会成为令某些人爱戴的伟人。” 在尼克松及其拥护者心目中，最有可能让尼克松名垂青史的领域非外交关系莫属。1972年2月启程离开华府的那天，尼克松飞往的目的地不仅是中国，这次出访是他所设想的改善美国世界地位的契机。或许，这趟中国行对尼克松而言，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评价。动身前一个月里，尼克松反复提到这点。他是首位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在任总统，他即将前往的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度。他告诉记者：“中国行好比登陆月球。”而他决意不让这趟行程出任何差池。 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没见过哪位总统的出访经过如此精心筹划，我也没见过有哪位总统为出访而准备得如此小心谨慎。”尼克松还特地自巴黎邀来备受景仰但虚浮不实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他与毛泽东有过短暂的偶晤，据称是个中国通。马尔罗向尼克松保证，假如戴高乐人在现场，也会对他的所作所为喝彩致意：“你即将从事本世纪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基辛格就没那么买马尔罗的账了。“很遗憾的是，马尔罗对中国的了解太过时了。”但基辛格不得不承认马尔罗能言善道。白宫主管外交事务的媒体顾问约翰•史卡利（John Scali）不讳言道：“我觉得我是在听一个浪漫、目空一切的老家伙，将陈腐观点编织进他理想中那个世界的特殊架构。”无论如何，尼克松听得心醉神迷，甚至认为这位哲人脸庞的剧烈抽搐，使他的陈述听来令人痛楚：“岁月并未让他的思想光辉或敏捷才思失色。” 而马尔罗也是约翰•肯尼迪的挚友。 中央情报局呈给总统有关毛泽东、周恩来人格特质的分析资料。老派中国通也提出一些索然无味的建言。国务院则为所有悬而未决的争端草拟背景报告，譬如，中美关系的性质以及重大政策议题。（我们并不清楚尼克松是否阅读过这些报告，因为这些报告必须先经过对国务院全无好感的基辛格之手。）基辛格与其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幕僚也准备了简报数据，并帮总统为他们认为必读的书籍与文章做摘要。尼克松孜孜不倦地埋首他的家庭作业，启程前一个星期，他工作得尤其卖力。 在飞机上，尼克松夫妇与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心腹幕僚等人，一同舒适地坐在前舱；国务院的官员则被贬谪到机尾。这趟中国行经过精心筹划，确保尼克松在抵达前必能得到充分休息。尼克松还抽空复习他的报告数据，并练习如何使用筷子。当两架满载新闻记者的飞机先行飞往上海，空军一号（尼克松特别就这趟行程，称空军一号为“七六精神”——美国于1776年建国）则降落在夏威夷一处空军基地，停留数日。包括基辛格在内的总统一行人，下榻于司令官官邸，其余低阶官员则住进当地一家豪华舒适的旅馆。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e Luce）在她富丽堂皇、鸟瞰太平洋旖旎风光的宅邸，设晚宴款待部分随行官员。克莱尔•卢斯和夫婿亨利•卢斯（Henry Luce）通过其旗下的刊物，诸如《时代》（Time）杂志，曾支持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克莱尔•卢斯说：“你们自由派不了解这趟行程的真正意义。”然而，她补充说道，时代正在改变，中国共产党人终将承认美国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朋友。 2月21日当天，随着军乐声响起，草裙舞女郎摇曳生姿，空军一号起飞前往关岛，访问团队将在此停留一宿。翌日，经由短途航程飞往上海。在上海，举行过简单的欢迎仪式、迅速地共进早膳后，中国飞行员登上空军一号（这是先前中美双方僵持不下的协商议题），飞完空军一号中国行的最后一段航程。 总统座机于早上11点30分降落在北京民用机场，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时刻，以便尼克松抵达的画面能在美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段连播。尼克松几天来一直在为他中国行的第一印象发愁。从关岛飞往上海的途中，尼克松便与他的幕僚长反复琢磨每个细节，霍德曼在日记里写道：“他十分关心在北京机场的运作细节能否尽善尽美，因为那将是整趟行程的重要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