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之墓——美国羊栖菜

烈日当空，天上涌出了一点白，正凝神守望间，便见它化作了一个圆，在圆的正中央，现出了一个微微摇摆的核儿，像钟摆似的，盯准人的头顶飞落直下，那玩意一准是个降落伞。然而在它涌现出来的天空上，既不见飞机的踪影，亦不闻飞机的轰鸣。 哎哟，好生奇怪！还没来得及生疑，降落伞便以优雅的动作，飘然降落在枇杷、白桦、柿树、栎树、百日红、绣球花随意组合成片、栽得严严实实的庭院前，既没挂在树枝上也没碰落叶子。 “Hello，how are you?”一个瘦削的洋人，对了，是一个就像帕西瓦尔将军①似的红毛鬼，笑嘻嘻地说道。 纯白的降落伞，仿佛斗篷似的披在红毛鬼的肩头，然后滑落在院子的泥土地面上，化作了一片白雪。 人家既已打了招呼说过哈了，总不能置之不理呀。可如果答说“阿姨爱慕白梨个来的图西油(I am very glad to see you)”，对这位不速之客，不不，这个是否应称为客的令人生疑的红毛鬼，又委实欠妥。但如果说“胡啊油(Who are you)”，又太像是在逼问：你小子是什么的干活？什么的干活、什么的干活、什么的干活，连问三次还不回答的话，便砰的一枪崩了你小子。 胡思乱想些啥！总而言之得先问候：哈呜、哈呜、哈呜(how， how， how)，从下腹部蠕动着爬上来的话，粘附在口中，出不来了。 记得以前有过这般尴尬的场面。那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着？ 正在苦思冥想时，俊夫总算从睡梦中醒了过来，身旁是老婆京子，她如同虾米一般蜷曲着身子。 在她屁股的挤压之下，俊夫紧紧地面对着墙壁，睡相局促。于是他恶狠狠地一把推了过去，只听见“啪嗒”一声响，什么东西从床上掉落下去了。 俊夫立时恍然大悟：掉落下去的正是入睡之前京子口中念念有词读着的日常英语会话读本。而一旦明白了此点，刚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也就释然于怀了。 今天傍晚，一对俊夫素不相识的美国老夫妻，就要到他家里来玩了。 一个月之前，京子举着四边印有红白蓝三色斜条纹的航空信封，兴奋地说道：“孩他爹，希金斯先生说是要到日本来啦。咱请他们住咱家里吧，啊？”希金斯夫妻俩与京子，是今年春天在夏威夷相识的。 俊夫开了一家电视广告片制作公司，尽管挺小，可是得与赞助商协商，得到摄影现场坐镇，过着作息极不规律的生活。 他打算做点补偿，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在航空公司里有门路，弄到了便宜机票，于是便将京子和独生子启一打发去了夏威夷。尽管不无与身份不般配的心虚感，可好在小本生意算起账来一锅烩，旅行的花费只需算作经费开支即可。 俊夫颇有些担心，尽管京子在短期大学里学的是英语，可还拖着个孩子，结果终会如何呢？ 谁知也许是身为女人亦有一得，她腆着脸皮无拘无束，竟在彼地结识了大批的友人，其中便有希金斯。 据说他是从国务院退休，靠退休金生活，三个女儿均已出嫁。也不知其在职时身居何等高位，夫妇俩相亲相爱地结伴周游世界，优哉游哉怡然自得。 “他们那边的人亲情淡薄得很，就连父母子女，结婚以后也就如同路人一般呢。”京子将自己平素对待父母的刻薄撇在了一边付诸不问，“我觉得对他们热情一点也没啥吃亏的，就给了他们一些照顾。谁知道他们竟然无比感激，还说我比亲生孩子还要可爱哩。” 于是乎，对方又是在旅费仅为五百美金的她根本无从奢想的高级宾馆里请她吃饭，又是包租下一架飞机邀她一同周游诸岛，甚至京子回国之后，对方还在启一生日这天寄了巧克力来。京子则寄去了民间工艺风格的花席子作为答礼。 每周总有一封航空信穿梭飞越太平洋，如此一来二往，最终到来的便是这访日的通知了。 “他俩人可好啦。孩他爹，你也总得去美国的呀，有个熟人的话总归胆子也壮点儿嘛。他们还对启一说啦，叫他一定要去美国上大学呢。” 小算盘也不知道是如何算计的，启一才三岁，就算要上大学，也还得再等上个十五年呢，退休官员的老命能坚持得到那一天么？ 俊夫原想嘲弄她两句，可京子那听来好似如意算盘的台词，无非为款待那夫妇俩总需有所破费而做的辩解。因为美国人要到家里做客，而感觉荣耀无比，飘然忘形：“人家可老早就在说啦，说什么想到我家看看，还想会会我丈夫呢。” 什么都还没告诉俊夫，便先断定，他肯定会应允。 “阿启啊，希金斯爷爷和婆婆要到咱家来啦。你还记不记得？爷爷对你说哈的时候，你不是还挥着手说拜拜来着么。”京子咯咯地笑出了声来。 哈，拜拜，日美亲善吗？二十年前的此时，日美亲善可正玩得热火朝天来着。 “美国乃是一个绅士之邦。号称‘来的罚死他(Lady First)’，尊敬淑女，注重礼节。至于那个什么‘来的罚死他’，暂时与咱们无关。可这礼节么，我却担心你们会做出什么无礼的举动来，让人家美国人还以为咱们日本是个野蛮国度呢。” 英语教师从前是出于无奈而教授敌国语言，也许是为了弥补那份自卑感，训斥起学生来如同蜜蜂一般勤勉。但这家伙却生来是个胆小鬼，一遇上空袭，便蜷缩在防空壕里，一边瑟瑟地颤抖不已，一边口诵般若心经。然而他战后却摇身一变，判若两人，第一次上课时便如此说。 他在黑板上大书“THANK YOU”、“EXCUSE ME”，顺势做出轻蔑的表情，傲视四周：“就是写了，只怕你们也念不好。”于是又用假名注上了读音：“散可有。爱酷似可有米。晓得么，要在‘可有’这里加上重音。可有！”在那“可有”旁边吱吱吱用力地画上了一道线，由于势头过猛，粉笔折断，飞了出去。 众同学面露轻蔑的笑意：“好嘛，又来了呵。” 两个月之前，教师还将课本抛在一边，高谈阔论什么本土决战天佑在我，在板书“鬼畜美英”时，必定是满腔仇恨喷溢而出，在黑板上嘎吱一声粉笔折断。 老师教导说：简而言之，仅仅是面带微笑说上一声“可有”，美国先生们也能理会的，明白了吗？ 于是“可有可有”地操练了一节课。下课之后，大家去填埋围绕校园挖了一圈的防空壕，碰着了一块石头也说声“可有”，别人要求帮忙一起抬粗大的支柱时也说声“可有”，立时三刻，它便变成了流行语。 我们说不来英语，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进了中学，学了三年，能够拼写出来的不过是Black和Love之类，记得住的好歹像那么回事的英语单词是“俺不来了(umbrella)”，连人称代词“阿姨、蚂蚁、米(I， My， Me)”也区别不清。 昭和十八年入学，好像是第一学期先学罗马字的读法，回到家里读出了黄油容器上印着的“北海道兴农公社”，便是俺头一次解读横写文字。 “及思一丝阿派嗯(This is a pen)”还没来得及长出毛来，英语课便全部改作了军训课，唯有下雨的日子方才仍然由英语老师到教室里来讲课，然而他却大谈什么：“总而言之，美国的大学到了周末，就搞什么舞会之类的，只晓得吃喝玩乐呀。相比之下日本大学生啊……”管自赞美起“学徒出阵”来。 “你们只需学会说‘噎死(Yes)’和‘孬(No)’就行啦。攻占新加坡的时候，山下将军朝着敌将帕西瓦尔喝问道……” 说到此处，他还砰的一声猛拍了一下桌子：“到底是噎死还是孬？何等之气魄呀！”仿佛面部神经痛似的抽搐着面颊，将两只眼睛瞪得如铜铃。 尽管有考试，然而那日译英的题目为“她的家”，即便你写成了“She is house”，依然能够得分。 红毛鬼的象征帕西瓦尔将米字旗和白旗拢在一起，力不胜支地扛在肩头，短裤下面露出纤弱的毛腿来。 “别看红毛鬼子长得人高马大，可腰杆却软弱得很哩，那是坐椅子坐出来的。可咱们日本人是在榻榻米上生活，这种正坐，可以让腰杆子变得强壮！”柔道教师站在墙上挂着的“照顾脚下”匾额下吼叫道，“所以对付红毛鬼子，只要一把揪住他的腰，给他来个腰飞，内绊，外绊，一招就能撂倒他。明白了吗？站起来！” 自由练习时的假想敌也是帕西瓦尔，将那个低首垂眉、看上去可怜巴巴的老爷子，嗨地摔出去，迅速按倒在地，勒住脖子：到底是噎死还是孬？噎死还是孬？ 到了二年级，则是去农村干活，塞班岛陷落之后又开始了疏散建筑物。 大家将榻榻米、拉门、隔扇、雨窗等建材用大板车运往附近的国民学校，房屋里变得空无一物，消防队便用网套住了顶梁柱，把它拉倒。 显而易见，居民们是匆匆忙忙地弃家离去，就连浴缸里的洗澡水都依然如旧，厕所的屋檐之下还晾晒着破破烂烂的尿片之类。还有画着布袋和尚的挂轴，加藤清正样式的三叉戟，空空如也的存钱罐。 我们心想，这可是战利品，便把它们藏在了树篱之中，后来拿回去一看，还有厚厚的一册书，上面写的全是英语。 “莫不是有特务吧？” “兴许是密电码呢。” 大家一面絮叨着，一面哗啦哗啦地翻阅。一干人等仿佛寻宝似的瞪大了双眼，寻找有无自己认识的单词。终于，班长发现了一个“silkhat”。 “就是说，是丝绸帽子啦。” 当他喃喃地道出“丝绸帽子”一词时，刹那间，裸露的地板，古旧的挂历柱子上护身符剥落之后遗留下的痕迹，便悉数消失净尽，现出了头戴丝绸大礼帽出席晚会的光景。 有个同学感触良深地喃喃道：“是吗？西路苦哈特（silkhat）原来就是丝绸帽子的意思啊。” 直至今日，我一听到西路苦哈特，依然还会条件反射似的浮想起丝绸帽子来。 一眼看到矮饭桌上赫然放着让京子掩饰不住兴奋的希金斯的第一封信，看到那花里胡哨的航空信的镶边，俊夫就不禁感到心惊肉跳。 那不安与其说是出于对英语毫无自信，怕京子提问时只好摇头摆手一问三不知而无比难堪，毋宁说是收到了美国人的信函，不知所措。 然而京子却喜洋洋乐滋滋的，好像已然读懂了来信，对内容作了一番说明之后，问道：“我得写封回信呢。咱公司里有没有人能帮忙给翻译一下？” “这个么，大概有吧。” “拜托！回信我已经写好啦。” 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罗列着女学生用的华美词藻，俊夫脑中当即浮现出公司里的一两位把将来赴美一事视作既定方略、坚信不疑的年轻职员来，打算请他们帮忙翻译。然而他认真地重读一遍后，感觉“蒙两位垂青错爱，拙夫亦感激涕零”一句颇为不妥，于是撕碎扔掉了。 第二封来信接踵而至，其中写道：附近住有日本人，可以麻烦他们代为翻译，所以尽可不必挂虑，只管使用贵国的文字写好了，盼望着读到愉快的回信云云。 京子深为他们的善心美意打动，用俊夫从京都买回来的一种名贵的信笺，写了一封长信寄了过去。 俊夫没有过问那封信的内容，不过京子似乎是毫不隐讳且不无炫耀地将家中实情和盘托出：“希金斯先生说了，电视片这一行在美国也是最被看好的职业。还说工作肯定很忙，千万要当心身体。听见了吗？这是对你说的呀。” 然而世上既有连好莱坞的大电影公司也垂涎三尺、企图收购的电视片制作公司，也有至多不过以五秒十秒为单位制作广告短片的公司，像俊夫这样的，无非薄利多销的生计，只不过在电话号码簿上倒是都归类于相同的一栏。 他甚至没有心情去解释个中的差异，只是心不在焉地似听非听，京子便犯了急：“孩他爹，你要是也去美国该多好呀，那可是镀金啊。” “弄到现在才去，也为时太晚啦。连阿猫阿狗都到海外去旅行，索性一趟也不去，没准反倒物以稀为贵呢。没有受到过半瓶子醋的外国文化毒害嘛。” “你那是吃不着葡萄倒说葡萄酸，语言倒是用不着担心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京子自打定下了要去夏威夷旅行的计划，便去买来了英语会话唱片，练习通过海关时的应答、购物时的用语等等。到了最后，她有了个发现：“听说人家是不喊爸爸妈妈的，而是喊爹地跟妈咪来着。妈妈这个词儿，据说是指下流的女人呢。”遂如法灌输给了启一。 这下俊夫不干了，他尽管业已认可当今之世没有人再称“父亲大人”，接受了“爸爸”这一称呼，却也忍受不了“爹地”这个叫法。 经过了一番唇枪舌剑，俊夫难得地坚持了强硬立场：到夏威夷去的话姑且别论，可人在日本的时候还是得喊“爸爸”！ 直到战败为止，我也不曾好好地学过英语。学校里教的是书面英语，而战败之后，却开始教授英语口语，其象征便是那个名为“Come， come everybody”的广播英语讲座。 到了中学四年级时，ESS（English Speaking Society）又粉墨登场了。 学校里的一位高材生，在由柔道场改成摔跤部的建筑前的向阳处，张口就问道：“瓦茨麻辣子油(What誷 matter with you)？” 我还以为“茨麻辣”大概就是“兔毛肉(tomorrow)”，那么，恐怕他的意思便是“明天干什么”喽。 还没等我理出个头绪来，那位学兄便讪笑道：“你说什么‘华特一丝麻特位子油(What is matter with you)’，人家是听不懂的。你得说瓦茨麻辣子油。”又甩过来一句“哈巴孤它一亩（Have a good time）”，便和一群同伙纵声狂笑。 读完了四年级我就弃学不念书了。父亲战死，母亲又是痼疾缠身，由念女子学校二年级的妹妹操持家务，我起先是在袜子厂里打工，然后是干电池厂，还接了一份给《京阪日日新闻》拉广告的活儿，支撑着三张吃饭的嘴巴。 有一次，我忙里偷闲在中之岛公园里瞎逛时，突然有一个女人冲着我说道：“你是学生仔吗？要是学生仔的话，咱想拜托你一件事。” 我身穿七颗纽扣的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制服，下面两粒纽扣弄丢了，裤子是自小腿以下便细下去的棉制骑马裤，在当时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装束了，许是这一点赢得了她的信赖。 她告诉我，她想跟美国大兵轧朋友，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走过桥去。 我顺着她的视线往前望去，果不其然，一个大兵正百无聊赖地眺望着浮在河面上的船只。 “我会谢谢你的。只要你明天等在这儿。” 然而我尽管会打招呼，说“好啊油”，却从未跟红毛鬼子试过。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大兵大约是觉察出了这边的气氛，走近了来，一头说“私葵子(Squeeze)”，一头将厚墩墩的巴掌伸了过来。 我一时间没弄明白私葵子的意思，不过想起了英语老师同时还兼任着棒球部教练，有一次曾对部员们解释过：“这个私葵子呀，就是挤榨、捏紧的意思。把雪紧紧一攥就变成了雪球，你们不是学过的吗？”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于是我提心吊胆地攥紧了他的手。那大兵看了我一眼，似乎是在说，不过如此嘛，仿佛团起纸屑一般漫不经心地反过来将我的手一攥，痛得我几乎一蹦三尺高：他大概是想在女人面前显示一番。见我皱着眉苦着脸，女人笑出声来，于是那大兵抓住这一时机赶紧跟她攀谈起来。 女人为难地看着我。我虽然零零碎碎地听懂了“奶母(name)”、“服软的(friend)”等几个单词，却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升入了四年级，学校总算开始了正式的授课，然而英语教师却人数不足，临时雇来的老师则光解释些象声词：日本管电车铃声叫“铃铃铃”，在美国却说成“叮咚叮咚”咧。猫叫声不是“袅袅”而是“喵喵”，鸡鸣声“喔喔喔”变成了“扣枯嘟嘟儿”之类。而且还认真得要命，在单词卡的正面写上“铃铃铃”，背面写上“叮咚”。 更有甚者，老师还说什么“黑看孬特比靠呐的(He can not be cornered)”，就是“他是不可置之于一隅的”。学生们不甚了了，狐疑不已。那位老爷子教的净是这一类玩意。 因为是跟这样一个家伙学的英语，那大兵说的话对我来说，纯粹就是洋大人说胡话。 可总得说点啥才行。于是我便用手指头交替指着大兵和女人，口中竟迸发出一句不曾意想到的妙绝的话：“大不露(double)，大不露。” 大兵心满意足地连称“OK”，顺手搂住了女人的肩膀，命令我道：“踏苦戏！” 周遭的确时不时地驰过一辆辆宛似背上掮了只大皮包的出租车，然而我却对拦出租车的方法一无所知。 正在犯难时，大兵从手册上扯下一张纸来，用圆珠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大书道：“TAXI”，塞到了眼前来，好声好气地催促我。 大概是明白了没有指望，他终于敦促着女人迈步走开了。 我凝望着那用真正的英语写下的“TAXI”，宛如从电影明星手中索来了签名一般，宝贝疙瘩似的藏进了胸袋里，小声地模仿着大兵的发音。 第二天，我又来到那里，心中并无所图，然而女人却已经等在那里了，不无夸耀地抱着半磅装的“MJB”咖啡筒和“好时”可可罐头：“你晓得哪儿有人买这种东西吗？” 我告诉她，中之岛公园的咖啡馆成了美军应召女郎聚集地，到那儿去的话，便会有一些人专门收购大兵们用以替代金钱的咖啡、巧克力、奶酪、香烟等物品。 她恳求道：“你帮咱去卖掉好不好？咱付劳务费。” 我走到那家琼脂豆馅卷和奶油面包一个十元、咖啡一杯五元的店里一看，那些人不在。 一看到我手中的物品，立刻便有一个商人模样的胖女人招呼道：“咱买下啦。” 她拿出一个像是公车售票员使用的那种庞大的黑色钱包，漫不经意地递过四百块钱，问“有没有香烟？一条咱出一千二百块”。 店里还有一个一望便知是应召女郎的人，正用出奇动听的歌喉讴歌着：“Only five minuets more， give me five minuets more.” 说起歌来，我也会唱英文歌。 那时候，讨论会、罢课，还有搞乐队和打棒球似乎构成了中学教育的全部。讨论会由各班的饶舌鬼们充任代表，争吵什么“校服是非论”。 是也罢非也罢，有余裕穿得起校服的还不及一半，女生们却令人感佩地穿上了水手服。记得好像是战争结束那一年的岁暮，在炸塌了的大阪城护城河畔，五六个裙袂翻飞的女生翩跹袅娜，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了大手前中学的学生仔眼前，看得他们瞠目结舌。 当然，我的妹妹此时依旧还是穿着扎脚裤。在尚未升格为中学的高等小学，即便是女生，身穿战争期间的服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搞乐队，是由那帮家境富裕的校服族们提议的，连乐谱都没有，却先凑齐了乐器，演奏《你是我的阳光》、《峡谷的灯光》、《意大利庭院》、《科罗拉多的月亮》，而像样的作品则是探戈舞曲《假面舞会》。 汇报演出时，一位风传已然到桥本的烟花巷里去嫖过女人的五年级学生—住在附近的地主家少爷—对这支探戈作了介绍：“作曲者是罗德里格斯。” 对于“罗德里格斯”这庄严的语音，我们都感触良深。而《闪烁的小星星》，据报纸上报道说，连皇太子也在唱。 中之岛的纪念摄影照相馆老板在外语专科学校旁听，由于英语说得好，我便在他有空时，以香烟屁股之类为诱饵，向他学习英语会话。 反正是替女人与当兵的斡旋。虽说是斡旋，一天也就一两个，都是面如菜色、瘦骨嶙峋的女人，听说到这里来就能结识美国大兵、就能赚到巧克力而赶赴此地的。年轻的大兵们却并不知晓中之岛就是猎取姑娘的风水宝地。许是思恋故乡吧，他们忧容满面地伫立在其时还是流速湍急、河水清澄的堂岛川边，我则将这两者撮合起来。 女人多是不谙风月的良家妇女。轻而易举地赚到手的猎物，却不明白如何换成金钱，我便拿了去卖给那些中间商，还能挣得些介绍费，高达百来块钱。 这与一边拉广告一边推销摄影画报、报夹相比，远为合算。既然如此，于是乎又是“阿姨后扑有还无阿古德他一亩(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马屁乱拍，又是“挖特卡阴德傲夫破贼心毒油拉一课(What kind of position do you like)”，皮笑肉不笑地，连确切的意思也未曾弄明白，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引逗得大兵们开怀大笑。诚如京子所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语言无须几日便颇有点像模像样了。 偶然遇到旧日的同学，他们居然并不在意我那副寒碜样，倒是对我跟大兵们用英语交谈大感诧异，好像还在学校里四下宣扬，于是常常有一帮家伙跑来瞻仰我是如何做翻译的。 希金斯的访日一经决定，京子便再度热心地学习起英语会话来，并对启一也灌输道：“古毛宁！早上起床后该说‘古毛宁’的哟。来，你说说看。”还说什么“孩他爹，你也来学点嘛”。 希金斯先生来了以后，总得招待他们去看看歌舞伎、爬爬东京塔，不管咋说，在夏威夷人家待咱可真不赖呀。 “俺这么忙，哪来的时间！” “两三天时间总抽得出来嘛。在美国，人家夫妻两人可总是出双入对的哟。在夏威夷的时候人家就老是问：你先生咋没来呀？我只好说他随后就要来的，这才蒙混过关。” 别他妈的满口胡言！不正是因为老子拼命干活，你们这才能去游山玩水吗？ 俊夫心头大冒无名之火，然而一想到他们当真来了，自己领着他们参观东京市容—啊，右边望见的是日本最高的大楼，卢克啊特热弱呀特比儿丁，再特一丝热哈一丝特(Look at the right building， that is the highest)—便垂头丧气到了极点。凭啥老子又得重新拾起中之岛上拉皮条一般的营生来不可呢？ 如此肆无忌惮地跟美国佬有说有笑你来我往，还真行呐！走在银座街头，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跟美国佬谈笑风生的场景常常映入眼帘。其中还有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挽着美国姑娘，理所当然似的在大道上昂首阔步。 我们当年，的确也曾跟大兵们搭过讪。 在拥挤的电车里面，大学生极度紧张地跟一旁的大兵们搭话：“What do you think of Japan？” 一人耸耸肩，另一人则眼睛瞪得溜圆：“Half good， half bad.” 大学生如闻纶音，满面严肃地点头称是，接过刚才耸肩的那位大兵递过来的口香糖，就像卷香烟卷一般，用手指将它一圈圈地卷成一团，塞进了口中。整节车厢里的人都艳羡不已地眺望着这一幕。 那时节，为什么大兵们只要见了人就又送口香糖又送香烟呢？是出于置身不久之前还是敌阵之处的胆怯呢，还是出自对饥饿者的怜悯？可口香糖也填不饱肚皮呀！ 昭和二十一年的夏天，我和家人住在大阪郊外大宫町，大约是因为附近就住着农家，配给粮经常误期、短缺。 妹妹一日之间要跑好几趟粮站，去看店前面的黑板，可总也不见有配给通知，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将家里搜了个底朝天，却只有岩盐和发酵粉，思来想去，百般无奈，只好拿来用水溶化了，两个人喝了下去，可任如何饥肠辘辘，那滋味也委实太难吃了。 恰好这时，剃头匠老婆裸露着母牛般的乳房赶来通知：“来配给啦！说是七天的量呢！” 望眼欲穿的我们拿起了过滤味噌用的小竹箩，起身便要走。且慢！既然说是七天的量，那么这玩意恐怕装不下，还是拿个口袋去吧。 之前，基本上都是零打碎敲式的配给，只不过是两三天的量，一家三口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小把，那只大个儿口袋都感到难为情，人便习惯于拿着个小竹箩去了。今儿却将那小竹箩扔到了一边，直奔粮站前，一看，堆得满满的全是美军的草绿色纸板箱。 “我家老公，自打退伍回来，就不中用啦。” “那可不是正中下怀。俺家那口子呀，天这么热，人家刚洗好了澡舒舒坦坦的，他就扑上来了，烦死人啦。” 一群婆娘淫荡地连说带笑，等候在那儿。我听得明白那些话的意思，便对跟着来的妹妹说道：“你回家等着去。” 妹子稍稍有些凸肚脐，曾经一度无衣可穿而上身赤裸，一个早先干过护士的婆娘眼尖舌利，一看见她便口无遮拦地张嘴就说：“啊哟哟，小不悠悠的多可爱呀。不过呀，等到将来你在你老公面前光着身子的时候，可就要丑死咧。” 不是奶酪便是杏子，草绿色的纸箱早已司空见惯了。这不是大米，而是美国的配给物资。糖渍杏子虽然不喜欢吃，可奶酪却好像很滋养人，拌进味噌汤里鲜美无比。 在众目睽睽之中，粮站的大爷拿出牛耳尖刀来，将纸箱一刀割开，露出来的是红红绿绿的耀眼包装纸裹着的小盒。见众人大眼瞪小眼，大爷解释道：“这是大米的代用品。够吃七天的口香糖—这一箱。”说着抽出一个首饰盒模样的盒子来，这便是三天的量。 纸箱里放有五十包口香糖，每包为五片装。我抱着一家三口七天的口粮，总共九箱，沉甸甸的，颇有大获丰收的感觉。 妹妹飞扑了上来。“哎呀，这是啥东西呀？”一听说是口香糖，她欢喜得连呼带喊。 母亲取出一盒来，供在了战死的父亲的遗像前，还“叮”地敲了一下钲。疏散时，母亲用上等礼服和近处的木匠换来一个连漆都没漆、粗拙至极的佛龛，父亲的遗像就在佛龛之上。 接下来便是全家团聚一堂共享晚餐：剥开口香糖的皮，闷声不语地“吧嗒吧嗒”狂咬狂嚼。按估算，一餐大体可享用二十五片，一片一片地嚼委实令人不耐烦。追逐着口中大嚼的口香糖未几便依稀消逝的甜味，再将新的抛进嘴里，然后再塞进一片。如果仅看嘴角的话，倒也颇像是在大口咀嚼豆沙面包或红豆馅团子。 “这，一定得吐掉才行吧？”妹妹用指头托着嚼碎了的褐色口香糖问道。 “是啊。”话才出口便意识到，得靠这口香糖渡过七天！ 有句俗话说，喝上一肚皮茶水，聊充一时之饥。而这丝毫无助于果腹充饥的口香糖，甚至连茶水都算不上，只能让人徒然装满一肚皮唾液，反而刺激得饥饿感更如刀扎般袭来。这份悲惨这份愤怒让人泪水夺眶而出。 结果我们赶在黑市关张之前把它卖了出去，拿着那钱买回了玉米面来，终于疗治了饥肠，倒也并无视之如仇的道理。然而靠着那口香糖，是绝不足以果腹的。 “Give me cigarettes”，“Chocolate， thank you”。但凡有过向大兵们乞讨东西的经验，哪怕只有过一次，恐怕都会觉得难以那般洒脱自如地同美国人交谈。 不！那些家伙面孔猿猴似的，美国人则高鼻梁凹眼眶，任凭时至如今，日本的某某人如何说日本人的面孔别有风?、肌肤细腻，可那究竟是不是由衷之言呢？ 我时常在啤酒屋里看到坐在邻近餐桌的外国水兵，虽衣衫褴褛，五官容颜却俨然是文明人，不知不觉便会看得发呆。 与周遭的日本人相比，他们难道不是十分引人注目吗？体型亦如是。瞧瞧人家那粗壮结实的手臂和魁伟雄健的胸膛，比肩而立之时，难道就不觉得自惭形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