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言盗行——成林的树木：事情社会性的一面

演化心理学的解释往往没有错，但它们只适合小规模群体。人类不仅是性的动物，更是社会的动物。我们生活在其他人组成的社会环境中，同时也在不断地适应这种环境。今天这个社会环境中的人数，与我们大部分器官完成演化的时代相比要多很多（尽管演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每年有数百万人去麦加朝圣，这大约是1万年前世界人口的总合。位于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体育馆可容纳11万球迷，这几乎是公元前500 年时罗马共和国的总人数。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人的生理构造只适合150 人以下群体的生活。而现代社会人类数量如此庞大，我们的社会大脑肯定有点应接不暇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由社会生物组成的人类社会，遵循的是超越个人层次的社会模式。根据我们研究尺度的不同，恋爱、婚姻和性的模式也不相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理解了个人层面的性关系模式，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预测人群层面的模式。不过，在研究像艾滋病传播这样复杂的问题时，这两个层面都很重要。因为疾病传播凭借的是个人行为，在社会层面上，行为则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和互动性。正如我们将在全书中看到的，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自己是捕鲸者还是狩猎采集者，而且还需意识到，有的行为模式即使按照群体准则也是无法预测的。 在更新世大草原或者实验室条件下成立的模式，往往不适用于大规模人群——不仅仅是我们认识的人，而是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人。打个比方，一个植物学家可能了解树的各种性质和生长模式，但当消防员扑灭森林大火，或者史前人类通过可控制的火来管理用于狩猎和采集的土地时，这些植物学细节大部分都毫无用处。本书将在第五章详细介绍“瀑布效应”模型，到时候我们会讲到，好的森林大火传播模型将一棵树看成一个可燃的方块，它的燃烧是因为临近方块里的树起火所引起的。当我们从树木的层面上升到森林的层面，要解释森林大火的频率和传播，要知道的就不是不同的树有什么不同的质地。 我们也许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其实仍然会这样做。我们读到一些最新的研究，了解到人们在心理学实验室中如何选择巧克力棒和薯片，或者女性在计算圆周时大脑的哪个部分会被激活，然后就把这些规律上升到整个社会——人们会如何购买产品、如何应对危机或者如何改变日常生活中的节能习惯。不过这种单纯的模式照搬一般都行不通，倒不是因为实验本身有错，而是因为量变真的会引起质变。意识到这一点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群体行为，如同物理学家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所说的，个人就像一个个“社会原子”。不过，我们不仅仅是社会原子；在大部分社会状况下，把人想象成原子并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因为我们不会在动量和能量守恒的状态下相互碰撞然后弹开，也不会毫无目的地在空间中扩散。人类的互动与原子大不相同。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类社会层面的研究，而这一研究应该以合适的复杂程度进行——既不是简单地把人当作弹珠或者绝对理性的主体，也不把他们看作接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病人。很难想象人类行为的不同方面会各自单独演化，然后突然有一天，所有的演化成果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好像我们不能只看到汽车技术发展当中的一个方面，如燃油喷射系统，而不考虑它是如何与点火线等汽车其他部分共同发展的。正确的方法之一是树形分析的方式，这也正是我们在本书中采用的方式。 树形思考 人类大脑演化和以社会的方式适应世界的过程，一定有某些树状结构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可能不是在各个特定的方面单独发生改变，而是有一种更加简洁的方式。比如，所有脊椎动物骨骼的发育都来源于同一模式，行为适应可能也有同样的规律。“普遍道德语法”（universal moral grammar）理论认为，人类天生拥有的、深层的道德观是人类大脑的生理构造决定的，就像语言学家诺姆•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普遍语法理论一样。关于普遍道德观和普遍语法最有趣的讨论是：它们究竟是许许多多复杂的适应行为，还是从人类大脑的神经系统中按照极为简单的方式衍生出来的，而并不需要特别的适应过程？ 树状结构可以产生递归性语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语段套入一个句子里，再把另一些语段套入这个新产生的分句里，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制地循环下去。语言的递归性是人类所有语言的一个共同点，也只有人类语言拥有这个特点。人类语言的递归句法（语言的结构）甚至可能是语义（语言的意思）的基础。这种分级结构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结构，如果人类语言的递归结构来源于神经元活动的分级结构，那么语言就可能来源于人类大脑树状的信息检索结构。 人类的大脑能够记住句子中镶嵌的各种语段，并把它们重新排序。从这一点来说，人类大脑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句子： “20世纪80年代末，雷金纳德在一家电影院工作，当时一张电影票只要99美分，穿着背心儿的看门人会在凌晨一点到影院清洗座位，挣些零钱，不过这座电影院在1996 年被拆除，改建成了一座循道宗教堂的停车场。”理解这个句子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我们得运用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记住语句是怎样进展的，因为句子的意思在句尾才结束。第二，句子是以递归形式组织的。我们可以将伦理道德观也想象为同样的结构。假想一个黑帮片的情节，一个家族的老大对自己的女儿宠爱有加，但他折磨父亲死敌的儿子时却毫不手软。这也需要工作记忆和树形思维：先回到父辈，再跨越到父亲的敌人的家庭，然后再追溯到父亲的敌人的儿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语言和亲属关系之间有相似的基本结构，而亲属关系决定了人们在族群内和族群间的互动方式。也许其他动物也有树状思维的能力，但只有人类能够利用工作记忆检索树状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信息，并且把这些递归结构的信息联系起来。事实上，工作记忆是使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认知适应之一，比如，做一把石斧就需要工作记忆。 如果我们的理论到这里为止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行为中一些“普遍”的方面——语言的深层结构、人们如何看待亲属关系，甚至我们道德语法中的一些共同点——都是按工作记忆的树形结构组织起来的。每个行为方面并不需要特定的适应过程，它们之所以有相似性，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基本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树形结构的每个方面都有足够的变化空间——不同的伦理道德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亲属关系，而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五千多种不同的语言正证明了这一点，更别说那些已经消失的无数语言了。 世界各地不同的亲属体系和伦理道德观中的文化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各个社会之间的伦理道德观各不相同，同一个社会对于类似公平这样的价值的理解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确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永恒的、为所有人分享的普遍的价值观，甚至在某一给定的时期，在一个大规模的人群内，也不存在这样的共同价值观。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可能来源于一种共同的思维结构，而一种特定的、普适的道德观是不存在的。相反，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在同一种文化中，人们会在某一段时间内分享共同的社会准则。这些准则一般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它们其实并不是精心设计的产物。我们怎么解释群体中的这种合作呢？请翻到下一页去寻找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