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收获——文化的庆典

食物，是食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个社会的凝聚，食与深层的精神体验紧密相联。 ——彼得·法珀和乔治·阿门拉戈斯，《消费的激情：人类食物的演变》 考虑到居住地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我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有多少种不同的食物都不足为奇。实际上几乎凡是灵长类能吃的东西——能咽下并消化 的——就总在世界某个地方的人类食谱上。而一个地方令人作呕或甚至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东西可能是另一个地方的美味。或者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我们的口味最初是由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家庭和时代等因素决定的。我们儿时吃的食物使我们讨厌一些当时违背我们意愿强加给我们的东西，也使我们喜欢一些能带给我们温暖记忆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生活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这让我喜欢上了桃子罐头和菠萝罐头。当宣告敌军轰炸机来了的警报声在夜间把我们叫醒时，大家全都爬进防空洞，那是个七英尺见方、高五英尺的网状钢笼，上面是结实的钢制顶棚，是专门发放给有小孩的家庭的。这个空间必须容下六个大人和两个孩子，里面存放着规定数量的食物和水，以备困在爆炸的瓦砾堆中时用，这其中包括几罐澳大利亚慷慨的陌生人捐助的桃子罐头和菠萝罐头。狭小的空间让人产生幽闭恐怖症，如果在警报完全解除之前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小时以上，我们就被允许打开一罐桃子罐头或菠萝罐头——每罐里头有好几块水果呢，想起这些我就流口水。 战争期间唯一能得到的鸡蛋都是干硬的，来自澳大利亚同一批慷慨陌生人寄来的“关怀包裹”。战争结束后真正的鸡蛋再度现身，我坚持鸡蛋一定要煮到全熟，半生不熟的鸡蛋那滑溜溜的蛋黄和黏糊糊的蛋白总让我的胃感觉不舒服。大人告诉我，到朋友家里做客时，如果人家端上一颗软粑粑的煮鸡蛋或半熟荷包蛋，我“一定”要吃掉，因为到别人家做客却拒绝主人端上的食物被认为是极其失礼的举动。时至今日我连看到滚动的鸡蛋都觉得恶心，所以儿子小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喂他吃全熟和半熟的鸡蛋，以免他吃那种苦头。我母亲对有壳海鲜慢性过敏，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家里从没有类似的食物。想到吃生蚝这种精英分子的奢侈品就恶心，然而人们却愿意为这些可怜东西花大钱。我不是在精英社会中长大，我在战乱时期的英格兰长大，认识的人中当然没有人吃蚝。除非遭到胁迫，我想我也无法吃非洲树甲壳虫那胖胖的幼虫，然而对许多山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活的蠕动的幼虫才真是美味。 早在1956年我在餐厅当服务生赚取到非洲的盘缠时，就学到很多跟食物与吃有关的事。那是英格兰南部海岸伯恩茅斯一个小镇上安静的旅馆。人们来度一个星期的假，所以我们只有等到整整七天之后才拿到小费。这和进来只吃一顿的餐厅大不相同。在我工作的这家旅馆，只提供套餐——我甚至不记得有主菜可选，姑且假设有吧——许多客人一本正经吃着端来的每一样食物。我经常觉得这些客人正在“努力”吃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付了钱，所以必须吃下去。请注意，所有食物都是战后的小分量，可不是当今在全球精英社会造成惊人浪费的人们所期望的如山的贪婪大份。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能够为屠宰动物的几乎每一部分找到用途。胃的内膜可以做成肚丝，如洋葱肚丝；肠子可以用来做“点心”——我永远忘不了儿时给小猫做这道菜时的可怕味道；脑子则和胰脏一样是高档货。我见到的最好的描写是玛乔丽·金楠·劳林斯的《鹿苑长春》，她把猪的每一个部分的烹调、保存以及利用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 另外两本广受欢迎的书——贝蒂·史密斯的《生长在布鲁克林的一棵树》和弗兰克·麦考特的《安吉拉的灰烬》，还有其他许多书都讲述了那些在贫穷中成长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母亲们如何呕心沥血以保证能揭得开锅，例如用宝贵的一两分钱给孩子买几根枯萎的菜叶、一个牛眼或是几块骨头。关于配给制令人心碎的描写更是数不胜数，特别是在奥斯威辛等纳粹集中营给人吃的那一点点面包屑和叫做“汤”的恶心的液体。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饮食 许多国家因其特殊的菜肴而闻名，这些菜肴成为他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甚至得到国家的承认。更有甚者，是那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给不同国家的人贴上标签的不正确做法：如把德国人等同于酸圆白菜，法国人相当于青蛙，英国人类似于牛排。在某些国家，食物甚至成了区分国家的一个标志，威尔士是韭菜，坦桑尼亚是一株株麦穗，新西兰是猕猴桃。即使在麦当劳、肯德基、温迪等连锁快餐企业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用食物来区分国家：旅游者还在寻找——和发现——当地人的食物。 意大利当然是以其通心粉著称，可能更出名的是意大利面条（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几年前英国电视里播出的纪录片，演的是意大利农妇在“意大利面收获”季节里从低矮的灌木上小心地扯下一束束长条的通心粉，而那天正好是愚人节）。英格兰以牛排、烤土豆、约克夏布丁（那脆脆的口感）闻名，当然还有鱼和薯条。在战后我经常受到“客栈午餐”或“庄稼汉午餐”款待，有啤酒、硬皮面包、奶酪和洋葱泡菜。康沃尔出名的是康沃尔馅饼，德文郡是茶和烤饼、浓稠的德文夏尔奶油和草莓酱，苏格兰最有名的是松脆饼、黑香肠和肉馅羊肚（传统的苏格兰菜，一种由羊杂碎加麦片装入羊肚中煮成的食品）。 德国让人想起苹果馅饼和德国酸圆白菜配土豆泥。我没到匈牙利前就已经熟悉了匈牙利的土豆烧牛肉。法国让人联想到各种美食，不过也有青蛙腿和蜗牛——当然，我们应该称为“食用蜗牛”。荷兰以烟熏鳗鱼烤饼知名，另外还有只有在繁殖季节刚刚开始的两周内才能采集得到的鸻鸟蛋，之后雌禽还会再下两个蛋，这两个蛋是不能碰的。 在犹太的传统中，文化与食物的结合比比皆是，像熏鲑鱼、百吉饼、逾越节饼和丸子（Matzo Ball）、饺子（Kreplach）、犹太布丁（Kugel）和犹太馅饼（Knish），以及严谨的犹太烹饪规范——全都和代代相传的犹太教烹饪法一致。逾越节饼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他们仓皇出走，于是随手从烤箱里拿了几块还没发酵的面包。后来在旅途中饿的时候，就吃这些扁面包，也就是现在所称的逾越节饼。 由于数百年来，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如此多的地方建立了社区，因此他们珍视的传统随着时间推移经常受到非犹太邻居的影响。例如，摩洛哥的面粉蒸肉丸就被纳入犹太人的菜单中，乌克兰的罗宋汤也是类似情况。土豆薄饼是受了阿什肯纳基（位于中欧的犹太人——译注）的烹饪方法的影响，不过作为薄饼主要原料的土豆，在18世纪前的东欧并不常见。 根据犹太和穆斯林的戒律，猪是不干净的，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吃他。证据显示这在当时是个聪明的规定，因为不管是谁订的规矩，这人知道猪有可能染上绦虫（即囊虫），而没熟的猪肉会使人致病。 乌干达以各种香蕉闻名，他们把香蕉蘸着一种美味的花生酱食用。在中西非的部分地方，人们认为几乎所有野生动物都适合食用。我的儿子葛鲁伯在塞拉利昂时，曾在他的汤碗里发现一片蝙蝠翅膀。坦桑尼亚的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在访问扎伊尔（目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期间，被他餐盘里的一整只黑猩猩婴儿的手吓坏了，人们告诉他这是道绝佳美食，而他在这顿饭的剩余时间里却试图把这只手藏在他的沙拉底下。 一位处在恶劣环境中的马萨伊牧人享用一碗混了血的牛奶，不仅是为了补充养分，更因为这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被视为款待。有回在塞伦盖蒂，两位马萨伊武士给了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雨果一些这种混血牛奶，对我来说实在恐 怖——尽管我没有乳糖不耐症，但我打从婴儿起就讨厌喝牛奶。不仅是牛奶混了血，我还听说这装牛奶的葫芦总是用牛尿来冲洗。我强迫自己啜了一小口，但那多半是做做样子，我只是用嘴唇碰了一下容器，做出吞咽的动作，还堆出一脸愉快的微笑！ 印度人与食物的关系似乎超过多数西方国家。食物在印度各地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总是在喜悦的气氛下被吃下肚，吃从不曾是哀伤的——可能是为了庆祝结婚、出生、升官、订婚、周年纪念日、新工作，甚至是因为买新车或新房子。然而，印度人在向亲朋好友透露好消息前会派发甜甜的糖果，防止大家的口舌因为嫉妒而变得尖酸刻薄。 西方世界当然会把印度想成咖喱之地。那么多种咖喱，每种都有带着异国风情和让人垂涎欲滴的名字。我最初来到肯尼亚这个住了很多亚裔印度人的地方时，学会吃并爱上很辣的咖喱。我还记得跟一群年轻人外出吃午餐，每个人都挥汗如雨。“除非肠胃不正常，否则每个人都得流大汗。”其中一位宣称，接着他注意到我没流汗，却满面通红（我的肠胃正常，多谢关心！）。 中国当然以中国菜闻名，只是一般中国人吃的和西方的中国餐馆，以及时下中国专门迎合旅游者的昂贵餐馆端出来的食物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我喜欢中国菜，不论在中国的时候，还是我在美国各地进行无休止的巡回演讲期间。 在日本，人们会做很多种面条，并用海草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精美菜品，不过最有名的当属寿司和各色鱼类。日本确实是在掏空整个大海的鱼类，来满足日本人对鲜鱼贪婪的食欲。 美国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融汇了欧、亚、非等地的特色风味。路易斯安那的风味餐从鲶鱼秋葵乱炖到什锦菜都可以看到法裔克利奥尔人的影响。在芝加哥我们可以吃到意大利的深盘比萨，还有来自南方非洲裔美国人的主要食物——燕麦粥、玉米煎饼等家常菜。美国西南部的干酪辣味烤玉米片以及乳酪焗墨西哥辣椒都是把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美味混合在一起。在西北部你会发现亚洲移民的传统与调味品和土著美国人对海鲜传统尊敬的融合。在畜牲业为主的州，则是以各种想得到的方式烹饪牛肉，然后在巨大的盘子里盛上大块的牛肉——当然分量最大的是得克萨斯。 旅途上的餐食 从1986年起，演讲、飞行和住旅馆加在一起就是我的生活。这其中当然总是少不了一群很棒的人。虽然我很少记得我们到底吃了什么，但我拥有和世界各地朋友共同用餐的美好记忆。在日本餐厅高雅的小包间里，坐在草编榻榻米的小坐垫上，愉快的艺伎身穿日本昔日的美丽和服将装在精致漆器或瓷盘里的一道道菜陆续端上来，每道都那么可口美味，对于我们西方人的口味来说，是极具异国风味的一小口。还有不限量的热清酒，装在一口一杯的小瓷杯里饮用。 我也记得台湾的正式酒席，由穿着传统服装的清秀女孩庄重地上菜。美食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也学会上每道菜时只吃一点点。就餐中你不能急，要细细品味每一口食物。如果我们想对供应养分的食物表达敬意，本来就该这么做的。 我的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是和一群朋友在我的旅馆房间里用餐，比餐馆更隐密也更安静。有一间叫“罗杰·斯密斯”的旅店非常特别，是我在纽约市的又一个家。店主人詹姆斯和苏·诺里斯二世给了我一个房间（作为对珍古道尔研究会的捐赠），几乎总是套房，这对“珍友会”（Friends of Jane，FOJ）的夜间聚会来说再适合不过！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中间放着外卖的中国菜或印度菜，在烛光中熟练地用着筷子，报告彼此近况，探讨世界问题，一边喝酒一边开怀大笑。 欢呼！敬礼！干杯！ 许多国家和饮料、酒类等结下不解之缘。英格兰人喝生的苦啤酒、杜松子酒加奎宁水，还有茶。苏格兰人当然是独霸苏格兰威士忌，有各种知名牌子的单一纯麦酒。在英国只叫威士忌，我们不像在美国用“苏格兰（Scotch）”与波旁威士忌区别。只有爱尔兰威士忌可以用来配制了不起的爱尔兰咖啡。德国人以在啤酒屋畅饮啤酒闻名。俄罗斯人则是有点事就要来杯伏特加：有人告诉我，早餐时以注入“一剂”伏特加的小玻璃杯干杯并不奇怪，伏特加酒上还结着一层冰呢。我在莫斯科开会的最后一天，晚宴主人给我介绍一种泡过红辣椒的伏特加酒，这是后天养成的嗜好，并且这种酒来自乌克兰。在一阵热烈的舞蹈之后，我和同桌的乌克兰人干掉几杯这种酒，令他开心不已。不同的欧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烈酒，如洋梨白兰地和我最喜欢的白兰地酒，等等。 法国总是和诸多美酒联系在一起。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均以美酒闻名，但由于其他各国也生产并出口一些很好的葡萄酒，所以竞争颇有些激烈，这里只列出美国加州、南非、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英格兰还没有超出家酿酒的范围，有时用蒲公英等植物混合制酒。以前每到圣诞节，祖母就会制作接骨木果酒，我到一位儿时朋友家过夜时从来没办法泡澡，因为她先生老是把酒放在浴缸里发酵！ 日本以米酒又名清酒闻名。头一回喝我觉得很反胃，喝了好几次才品尝到个中滋味。现在我确实懂得欣赏高档烫清酒。在比较时髦的餐厅里，清酒是用木盒来装的。 非洲各地将各种东西发酵制成醉人的饮品。我刚到非洲时住在一位同学那儿，基库尤的年轻男子习惯将一些谷物发酵来酿造小米酒，这种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他们就把瓶瓶罐罐藏在马厩的稻草堆里。这会产生热，有时会导致酒瓶爆炸，听起来像号炮一般。我总是担心马儿被玻璃碎片所伤，但从没听说类似事情发生。 棕榈酒在西非和中非的许多地方是首选饮品，当我造访刚果布拉扎维（刚果共和国的首都——译注）黑猩猩自然保护区外围的村庄时，受邀在喝棕榈酒前，与酋长等高官显要一同先将几滴棕榈酒洒在地上，这酒献给大地母亲，感谢她的慷慨赐予。我曾在非常荒僻的厄瓜多尔雨林中心的村庄里和一群脸上画着脸谱的阿丘瓦印第乌斯人，在台湾和一群努力重新探索失落文化的高山族部落原住民，分享装在木碗里的当地酿造的、有点醉人的酒。 印度、中国和日本以数不胜数的茶为人所知。日本的茶道仪式很具精神意义。记得有回到日本，我爬过一个小小的入口，来到一间内室（不能带剑进入，每个人都要跪在地上爬进去以示人人平等），我在那里喝到味苦的鲜绿茶、浓稠的豌豆汤，而且都是由大师本人亲自奉上的。 非洲和中南美洲以各种最美味的罗布斯塔咖啡闻名，越来越多国家的精英分子喝这种咖啡。土耳其的咖啡既浓又苦，装在没有把的小杯里饮用。至于最先推出浓缩咖啡的究竟是意大利还是法国，还有些争议。 街上的食物 多数国家至今仍有路边摊提供各色当地食物，摊主或坐在小凳子上，或蹲在人行道上，或骑着满载货物的自行车就做起生意来。热狗、冰激凌、串在木签上刚用炭火烤好的肉串、五花八门的水果切成方便入口的大小。年轻人抱着一叠五六个的小杯子，杯子互相碰撞制造出独特音效，宣传他们壶里装的热咖啡。烤栗子和又甜又烫的加糖红酒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地寒冬的圣诞集市上特别受欢迎。当然，在世界各地人们都能发现贩卖当地特有的食物和工艺品的集市。 吃黏土的人 黑猩猩几乎每天都会打碎白蚁的黏土窝吃上一小片。住在冈贝外围村落的怀孕妇女从集市买来黏土片，我发现非洲其他地区的妇女也这样。令我高兴的是，我读到一篇文章，叙述黏土这种细颗粒的下层土，是如何被美国最南部地区好几代穷苦白人和黑人吃下的。黏土或多或少已成为乡村孕妇的重要食物。 人类学家丹尼斯·法瑞特博士研究了这种奇怪的行为。虽然已经近乎绝迹，但他找到几个儿时吃过黏土的人。其中一位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范妮·葛拉斯，她说她真的很怀念有土可吃的日子。“对我来说那总是如此美味，”她说，“只要是从对的地方挖出来的土，就会有种好吃的酸味。” 1971年，密西西比州乡下接受调查的妇女超过半数表示曾吃过黏土，但是到了1984年，在法瑞特追踪的十人当中却只有一人还保持这个习惯，她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艾丽思·考尼什。她说这年头好的黏土很难找到，因为很多好地方已经被水泥和大楼覆盖。她回忆小时候到外婆家吃土的情形：“我和阿姨们还有一位表弟坐在外婆家的门廊上，大伙分吃泥巴。大约一杯。”他们把黏土装在袋子或壶里带走当点心吃，有时“烤一下以杀死蠕虫”，要不就用醋和盐调味。以前，人们会将一盒盒黏土寄给搬到北方但对家乡黏土的滋味仍然念念不忘的亲戚。 早在罗马时代就有所谓的食土癖，当时的药片就是用土和羊血做成的。19世纪的德国人则习惯把土涂抹在面包上。 最近，人们采集三个地区的样本来分析。中国湖南省的细颗粒轻质土曾在20世纪50年代被用来作为“饥荒的粮食”，现在被发现富含铁、钙、镁、锰和钾。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斯托克斯郡的软质黏土则含丰富的在贫民饮食中缺乏的铁和碘。来自赞比亚白蚁丘的红土，被当地人用来舒缓胃痛，这种土里含有高岭石——西药中许多止腹泻药物的主要成分。 手指、叉子和筷子 人类进食行为的演化中最早的工具当然是手指。世界各地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还在用这种方法把食物送进嘴里。在坦桑尼亚，以及数不尽的非洲和印度人家中，我钦佩地看见人们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将米饭跟蔬菜放在一起，蘸上酱汁后送进嘴里的优美动作。我也可以照着做，但我知道离熟练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优雅了。在西方，我们很少被允许使用手指，小孩子是多么快就被教会用汤匙和叉子来代替手指，以合理的方式吃东西。我们倒是可以用手指吃朝鲜蓟，在英国我们还被告知，可以像几百年前英国称雄欧洲时那样用历史悠久的方式拔除鸡骨头，即使是在女王面前！ 不过，多数情况下习俗要求我们使用刀、叉和匙，在高雅的晚宴派对或是酒席上，每位客人面前的好几副刀叉摆出的阵势还真有些吓人。的确有很多文章描写过关于不熟悉社交礼仪的人，在首次面对讲究礼数的餐桌时感受到的惊慌失措。老天爷，到底哪道菜用哪只刀叉呀？从汤到开胃酒、鱼、主菜、甜点、餐后菜，最后是奶酪和咖啡那让人备感困惑的顺序。礼节至上。想象一下：一位年长的绅士，穿着完美的天鹅绒晚间便装，端坐在只对会员开放的高档餐厅里，于是他点了一整套五道菜的正餐（并且独自享用），但顺序是错的！一开始是白兰地和雪茄，最后以汤结束，还和着雪利酒下肚！这下子在场的每个人都偷偷看着他，要不就干脆盯着瞧。我猜他是为了跟人打赌才这么做的！ 再说到筷子的艺术。日本人喜好头部尖尖的精致筷子，使你能快速灵巧地夹起一粒粒米；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地区的人，则喜好前端较圆的筷子。我挺幸运的，我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带给我跟妹妹一双象牙筷子，他示范了筷子的用法，之后几年我几乎每餐饭都热心地使用新发现的技能，即使根本不适合。当我于1984年首度受邀到日本演讲时，伊谷纯一郎博士对我使用筷子的技术印象深刻，并骄傲地把他的年轻英国朋友的本事向大家炫耀。不过，我猜他是对我稀里呼噜喝面汤的本事更有印象吧，喝汤时窸窸窣窣在英国被视为极度失礼的行为。纯一郎说，就算被告知喝汤时出声在日本社会是相当合乎礼节的，多数英国人也无法入乡随俗。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办法发出在亚洲和非洲社会被视为有礼貌的饱嗝声。 庆祝和酒宴 全世界的重大节日都是以酒宴来庆祝的，消耗大量食物，有时也包括酒精。罗马帝国时期富裕人家的酒宴极尽豪奢。就拿恺撒大帝来说，他为了庆祝攻下庞贝城而举行的两天的庆功宴，请来十五万名宾客坐满两万两千桌！典型的罗马酒席将暴饮暴食带上全新的层次，餐食分为七道菜，先是冷盘，接着是三道前菜、两道烧烤，然后是甜点。罗马人对宴饮作乐极其喜爱，他们甚至经常对自己催吐，以便在五小时的“接力赛”中狼吞虎咽。据了解，法国人在特殊庆祝期间也是如此。 苏格兰庆祝新年时规模巨大，欢呼雀跃地唱过“友谊地久天长”后，是为新年举杯，当十二点的最后一声钟声渐渐变弱，所有人干杯，然后甩开肩膀向后扔杯子，杯子摔得粉碎。我头一回到几位希腊朋友家中参加生日聚会时简直吓坏了，几杯酒下肚之后，舞跳得越来越起劲，客人们开始将盘子用力朝地上摔，一个接一个地摔碎，同时继续狂舞，而且光着脚！ 在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每年冬天会举办盛大的圣诞大餐向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致敬，这时通常会吃野猪肉。野猪头上套着用月桂叶和迷迭香制作的花环，在隆重的典礼和庄严肃穆中被带进宴会厅，家族首领把手放在盘子上，野猪被赋予赎罪的职能，首领发誓忠于家族并履行所有义务。 只有德高望重、勇气通过考验的人才可以负责切肉，因为野猪头是神圣的象征，这是为了鼓励所有心存恐惧的人。希望婚姻更为和谐的夫妻便祈求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保佑，如果成功他们会当众获得一块野猪肉作为礼物。 难忘的几餐饭 在我小时候没有战乱的那几年的每个夏天，母亲最要好的朋友戴芙妮都会带着两个女儿萨莉和苏西，到我们在伯恩茅斯的家小住。我跟萨莉在计划第一场午夜宴会的时候才约莫10岁（苏西跟我妹妹茱蒂比我小4岁）。午夜宴会有严格的规定：一定要在刚好午夜时开始，我们必须从屋子偷偷溜到花园而不被发现，食物一定要是我们在前一两天设法省下的。一到花园，我们就直奔小帐篷，帐篷周围有浓密的杜鹃花丛作为屏障，我们费力地将之前准备好的那堆小营火点燃。我们总是选在月光明亮的晚上，并且限制使用那个手电筒。 食物本身由于存放时间太长，大多不能吃了，包括几片嚼起来有点像皮革的干吐司、放在纸袋里私运出来的碎蛋糕切片（那年头没有塑料袋），我们在白天用旧锡筒收集小块的“违禁品”并且藏匿起来。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用微弱的火煮开水泡的可可，我们事先把可可粉跟一点牛奶和糖混合，到了花园后，只要把水烧开倒进锡杯即可。 我好奇大人们知不知道这些夜宴。我想他们一定知道，只是从不点破罢了，之后我也忘了问。现在想问已经太晚了。 我还清楚记得母亲凡安在1960年的圣诞节前夕离开冈贝，我知道她跟我家的厨师多米尼克已经花了好几小时计划我们的圣诞大餐。圣诞节那天我一如往常上山，我从不带食物去，经过一整天在森林里到处攀爬，下山时已是饥肠辘辘。我渴望坐在小小的营火旁，打开妈妈留下的几个礼物，和我特意留下当做乐事阅读的信件。我也想知道，究竟他们计划了哪些美食。 夜幕刚降临我就回到了营帐，这时我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因为营帐里一片漆黑，没有生火，帐篷入口处也没有防风灯的光。我放下帆布背包，点着了灯，划火柴点着了营火，这才看见摆着圣诞大餐的餐桌：一个盘子，刀叉乱七八糟，一罐猪肉罐头旁放着一个开罐器跟一个马克杯。就这些！ 我找不到多米尼克。原来那天有位朋友带着两大桶用香蕉酿的酒前来，多米尼克整个下午都在喝那东西。他在他的营帐里呼呼大睡，不省人事！ 我洗完手，从锡筒里找到一条面包跟几颗番茄（为了提防狒狒，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把椅子拉到火堆旁，我看着盘子笑起来，笑个不停，泪水顺着两颊倾泻而下。我很高兴自己对吃并不在意！（第二天晚上，我吃到了凡安为我精心计划的餐食，餐桌摆上了花，并由那位悔悟了的厨师——他还在宿 醉——把食物端上桌） 我也记得很清楚，北美洲最好的野生摄影大师之一汤姆·曼格尔森准备的野餐。他住在怀俄明州杰克逊洞附近，我到那里是去演讲的。当我告诉他总算可以忙里偷闲一天，他便提议带我首度造访黄石国家公园。 我们找到一处用餐地点，一片绿草如茵、能眺望水域的空地上，汤姆拿出先前准备的午餐。多么美妙的野餐！他竟然找到一只用柳条编制的野餐篮，篮子里有新鲜的沙拉、番茄、鳄梨、硬面包、几种奶酪、桃子和白葡萄酒，一一摆放在铺在草地上的方格桌布上。野餐中有只不怕生的大银鸥来做伴，他显然认为应该和我们分享食物，他步步逼近，还用责怪的眼神盯着我们。可能还有熊也在盯着我们呢。 食物和宗教传统 圣经将以色列形容成“流奶与蜜之地”，于是有了犹太信仰特有的许多古代餐饮仪式。在犹太新年的第一个夜晚，蜂蜜被用来做哈拉面包（一种含鸡蛋的白面包，为犹太人特有——译者注）的甜味剂，或者蘸苹果吃，在祷告时请求耶帝赐予甜美的一年。第二个晚上，吃一种这季将要吃的水果，通常是石榴，以感激大地的恩赐和有幸活着分享这顿美餐。根据西班牙系犹太人的传统说法，石榴生出613颗种子，每颗代表一项自古以来犹太人要遵守的善行或戒律。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基督教庆典中，也有将食物和信仰结合的，最知名的要属圣餐仪式。圣餐仪式对各地的基督徒来说象征着最后的晚餐，门徒和耶稣围坐在桌前，耶稣掰开面包给十二个门徒的每一个人，说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给每人一些红酒，说：“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然后吩咐他们：“以后你们要这么做来纪念我。”于是，面包和红酒成了古巴勒斯坦平民的主要食物，在仪式上被广泛使用。面包和红酒还成为圣餐中圣礼的主人，象征性地代表或“主持”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替代面包和红酒的是用当地食物制作的圣饼，像在中非洲就是使用番薯跟蜂蜜。 穆斯林的拉玛丹斋戒为期一个月，这段期间凡是年满十二岁的人，在日出到日落之间都不该吃喝任何东西。日间的其余时间用来祷告、礼拜和思考古兰经。坦桑尼亚有大概1/3人口是穆斯林。在拉玛丹斋戒期间，白天弥漫着一种斯多亚哲学的氛围，等太阳一下山却是另一番光景。这时街上到处是欢歌笑语，灯火通明的餐厅和扑鼻的香气从各家厨房飘散到暗夜。在拉玛丹结束时，是为期三天的开斋节庆祝宴会。 八成的印度人口信仰印度教，食物对于许多宗教仪式来说都是主角。印度教家庭随处可见象征慷慨的物品，以祈求神灵赐予他们丰衣足食的生活。数量多多的香蕉、椰子、芒果和大米等，代表着大自然的恩赐，也常被用在结婚和孩子出生等代表人类生生不息的仪式上。 印度教仪式是以食物而非动物作为祭品向善神致敬或安抚恶神。厚重的、经常作为药用的粗糖（用棕榈树汁液制成）往往被用来表达对满足女神圣多希的崇敬；而为了安抚不祥女神拉希米，印度人把柠檬和辣椒放在家门外，希望满足她的恶愿，防止她把邪恶意愿带进家里。古印度教徒相信人死后灵魂会脱离躯体去月球，然后化为雨返回地球，将自己具化成为食物，证实了生者靠死者为生的信仰。确实，重复第一章开头的印度奥义书文献：“宇宙万物，或是食者，或是被食者，一言以蔽之，皆为食。” 献身水牛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朋友预兆之鹰（Shadowhawk）告诉我的，他是内华达河谷印第安本地之人瓦绍部落的，也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年轻人的父亲。 “本地部落的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献身’这个一切生命的准则。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天上飞的鸟、海里游的鱼，都知道一定要参与‘献身’，宇宙的万事万物，都以某种方式在‘献身’，‘奉献’的精神对美国原住民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相信‘少了牺牲，就没有真正爱情的表现。’我们对朋友奉献、对亲戚奉献，甚至对未曾谋面的人奉献。我们有许多理由奉献，心情愉悦，我们奉献；心存感激，我们奉献；如果某人有需要，我们奉献。我们馈赠礼物来表达感谢，或者希望将我们的好心情传递出去。” “这就是‘献身水牛’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三年前，就在俄勒冈州西北部大隆德印第安保留区内。时值春分，平地印第安人举行一年当中最神圣的祭典——太阳舞，夏延、拉科塔等部落聚集在一起。对于许多美国原住民来说，这是新年的开始。” “太阳舞是为期十二天的祭祀、净化和重生祭典，舞者四天不吃不喝，从日出跳到日落，鼓手吟颂古老的祷告文，家人和朋友在凉亭观看并起舞。在他们跳舞前，舞者和伴舞者经过四天的净化。太阳舞的最后一天是穿刺日，舞者的胸部被刺并以皮绳绑起，皮绳的另一端连着圣树的上部。这样的祭祀是为了祈祷造物主治愈朋友或心爱的人，或保佑下一年部族有足够的食物。” “太阳舞结束后是盛大的献身与精彩的酒宴，有各种好东西供人食用。太阳舞的特殊食物之一是坦卡（Taanka），亦即水牛，造物者将圣牛赐予人民，为各个部落注入生命。那是他们的食、他们的衣、他们的药、他们的暂歇之所、他们的工具，等等。这就回到我的‘献身水牛’的故事。” “我受邀到大隆德参加一场水牛仪式，每年会有一个部落或是部落中的某位成员捐出肉和食物给太阳舞者，这次我的一位拉科塔朋友获得这份殊荣。他在大隆德保护区养了一群水牛，水牛的仪式是要求祭祀牛献身给人们，如果你从没见过，你会很难相信我即将告诉你的事。” “举行仪式的那天早上，我问大儿子瓦绍（以我们的部落为名）想不想跟我一同前往。他是个爱动物胜于一切的年轻人，我知道要他观看会很困难，但我希望他亲眼见识即将发生的事，让他了解水牛跟其他动物都知道死亡不足以畏惧，死亡并非终点，而是生命的开始。” “他有点担心，但是因为想跟我在一起，于是便同意了。我们赶在日出前，一大早就来到大隆德山谷，那是个美丽的星期六早晨，天空湛蓝，阳光穿过山丘的边缘，一只鹰飞过我们的头顶。这时我们来到一条泥土路的尽头，这条路通向深山谷的绿草牧场。那里已经聚集许多男女和儿童，他们以十二人为一列，全部都面向东方，他们在那里吟唱赞美歌，为即将献身的水牛唱感恩的诀别歌。” “一位名叫苏卡瓦卡·路塔（红马）的拉科塔药师，和一群老人站在平原上。现在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之上，山谷里的人们开始歌唱，歌声在早晨的空气中回荡，回声从山顶返回，仿佛充满山谷，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唱一会儿，十二列一起转向另一个方向，等到四个方向都唱过，又再次开始。他们唱的同时，水牛群就开始从牧场的各个方向走来，在老人和路塔面前形成半圆形，人们唱歌的时候，水牛就这么站着。” “清晨的阳光温暖了瓦绍，他看着、听着。他看见路塔的右手拿着一根祈祷棒，左手拿着一支来复枪。他知道要眼巴巴看着动物死掉会是困难的，因为对他来说众生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有恐惧和情感。当时他才11岁，我不太确定这对他会有什么影响。虽然我不希望他经历水牛的死亡，但我要他亲眼目睹献身的奇迹。这些人不是在猎捕水牛，他们不会带走任何一只水牛，也不会去抓一只回来，他们是在等待一只水牛献出自己作为礼物，就像人类奉献生命，将自己献给造物主一样。” “突然间歌唱停止，山谷陷入死一般的静寂，路塔举起祈祷棒，请那只轮到的水牛走出来。这时一只体型硕大的年轻公牛开始走向路塔，路塔祈祷着，这只公牛慢慢走过众位长者，朝着药师直直走去。路塔将祈祷棒交给其中一名长者，伸出他的右手接受水牛献祭，自愿献身的水牛将头放在药师手上，之后就垂头等死。但是就在这时，一只较年长、体型更大的公牛却从牛群中跑出来，到这只年轻公牛的面前将他推开，然后把自己的头放在路塔手上。几只牛过来把年轻公牛团团围住，好像在让他回去。” “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景象。再也没有比一个人（在这个例子中，是动物）为他的朋友而献出自己生命更伟大的爱了，我不确定那天早上究竟是瓦绍还是我学到的最多，但我怀着更加感恩的心离去，感谢这一生中所有为我牺牲、鼓励我，更不吝于奉献自己的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