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国式思维

现在我的时间很充裕，趁机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些书都是我在香港时买的，它们如此引人入胜，让我暂时忘记了希腊和希罗多德。我一直相信，我能在这儿长期工作，所以我想，首先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我并不知道，那时报道和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者都长驻香港、东京和首尔，这些记者或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但他们都精通中文，像我这样住在北京的记者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也很不现实。 我一直觉得长城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这座长城并不是我几天前在城北边登上的那座长城，对我来说既可怕又难以逾越的长城，是语言的长城。这座长城从外围卡住了我，因为每每有中国人想与我交谈，我都听不懂，我既看不懂这里的报纸，也听不懂广播，既看不懂墙上写的标语和口号，也看不懂商店里的商品名称，当然更看不懂政府部门入口处的汉字，一句话，就是什么也看不懂。我无法找到一个字母或者一个词，可以让我轻松自然地照猫画虎地临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什么也不懂，什么都是糊里糊涂不可知，像在印度时一样!在那儿我也看不懂当地密密麻麻的印度字母。如果我再往前走，是否还会碰到类似的障碍呢?这种语言字母像是天书，是谁发明的?是怎么形成的?不管怎么说，在语言形成的最初阶段，是由某一种字衍生的吧!而这种字又是谁发明的，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记住呢?也许是通过口口相传，也许是把这种拼写方式记录在某种物体上，也许是书写在一个什么板子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为什么一个同样的东西，人们却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书写出来呢?在我们整个地球上，人、山脉或者树木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为什么每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差异却如此之大?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初始的字，比如说“花”，在有的地方，是竖着写出来的，有的则是用画圆圈来表达，而在另一些地方却用两笔或者用球形表示?这是一个人做出的决定还是集体做出的决定?他们事先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他们是在篝火边讨论的还是在家庭会议上讨论的?是在部落会议上确认的还是由年长的人最后拍板敲定的?是由江湖上的人还是占卜者确认的? 事到如今，我已经无退路可走，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的内驱力吧。 于是，我就开始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我练习写汉字，先向左画一撇，再向右画一捺，这样看上去好像一切都不同，结果是，我越是想写好，越是弄巧成拙，越弄越复杂，因为，字母进化这一残酷的逻辑，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琢磨，也就愈加令人费解，甚至常常使人难以领悟。 尽管印度语和中文的书写方式对我来说都同样难，可是这两个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却明显不同。印度人显得很放松，中国人表现得很拘谨，警觉心很强。印度人即使在拥挤不堪时也不会成群结队，他们的人群显得很松散，杂乱无章，缓缓地流动着;而在中国，人多拥挤时，人群也是成形的，显得纪律性极强，看上去是列队行走的。给我的印象是，在中国，即使人多时，人们的头脑中也总会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领导他们、指挥他们;而当印度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则会像在古希腊法院那样，有一群数不清的松散的神陪伴他们左右。如果说，在印度人中发生了什么令人好奇的事儿，人们就会蜂拥而至，驻足在那个地方，围观，议论纷纷。而在中国人群中如果发生什么事儿，人们会目不斜视，继续前行，显得很恭顺，犹如视而不见。印度人表现得十分墨守成规、神秘而又虔诚;他们似乎生活在一种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令人十分容易感知他们这种精神世界的表征。虔诚的信徒们匆匆行走在每条大街小巷之中，朝圣的队伍纷纷涌进大大小小的寺院和庙宇——在这神的所在地，成群结队的人们集结在神山脚下，在神河中沐浴净身，在神火燃烧的柴堆上举行###。然而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却是，朴实谨慎、不露声色。他们没有闲暇进寺院寺庙，因为他们得诚恳地去实践毛主席的教导，他们要用严格恪守各种规定的行为代替拜神，要用在生产队辛勤劳动代替朝圣。 中印两国人的面部扮相也都各异。 印度人的脸部，会让人一看就有一种令人好奇的感觉，比如说，他们每个人的额头正中点着一个红点儿，脸颊上涂抹各种彩色图案，微笑时会露出棕黑色的牙齿。而中国人的容貌看上去没有什么令人好奇的地方，他们的面部表情平淡而无变化，给人的感觉是，好像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触动他们，这种脸孔后隐含着什么?我们无从了解，当然也就无从知道。 有一次，李同事带我去了上海。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令我惊讶。这座城市之巨大及其多样性和不同风格的建筑——不同街道上的或法国式、或意大利式或美国式的建筑——都令我感到震惊。 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数公里长的林荫大道、宽阔的马路、外滩、长廊柱式的商场。随处都可以感觉到大都市的气息，到处是车水马龙，随处可见奔跑的人力车、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人流，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商店林立，甚至还可以看到酒吧。天气也比北京暖和多了，气候宜人，能令人感觉到潮湿的海洋气息。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条日本街区，我看到了一座用厚重的柱子支撑的佛教寺庙。 “这座寺庙开门吗?”我问李同事。 “在这儿，在上海肯定是开门的!”李同事带着一种揶揄和轻蔑的语气回答说，听那口气，就好像上海似乎还是旧中国，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的中国一样。 其实，佛教只是在公元一世纪才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在佛教传入中国五百年以前，这块土地上已经存在着两种精神流派、两种学说——孔教及道教。孔圣人诞生在耶稣之前，他生活于公元前560至公元前480年之间。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似乎年轻一些，对于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意见也不太一致。甚至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流传至今的《道德经》，只不过是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抄袭和编撰了一些警句箴言的手抄本而流传下来的一本书。 如果我们假设，老子确实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他可能比孔子年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流传至今的《道德经》应该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比老子年轻的孔子，就可能曾经拜访过老子这样的圣人并得到过他的教诲：“不要自负，不要渴望情欲，”这位长者说，“不要阿谀奉承，也不要有野心，这一切都会损害人，我忠告你。” 假设孔子比老子年长的话，那么他就会传授给自己年轻的弟子三种思想：第一：“既然不知道怎样为众生服务，怎么能知道如何敬佛呢?”第二：“如果以怨报德，怎会懂得积德行善呢?”第三：“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呢?” 孔子和老子(如果他确实曾存在过的话)的思想都产生于周朝和春秋战国交汇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诸侯分割、互相血腥残杀的战乱时期，人们尽管可以暂时躲过被屠杀的厄运，但也无法躲过来自匈奴的威胁，更无法避免他们对前途的忧虑。他们曾问自己：怎样才能生存下去?中国式的思维，恰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思维可能就是世界普遍认同的那种非常实用的哲学思想。印度式思维与中国式思维恰恰相反，印度式思维很少是那种超然存在式的思维，印度式思维试图努力让平民百姓了解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在遇到各种情况时，要学会忍受，不能有独立的思想或者独到的见解，因为，人类降生到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就是要忍受苦难。 孔子和老子(如果他确实曾存在过的话)，那么他们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曾有过分歧，当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人应该怎样生存?"但是他们俩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却是迥然不同的。孔子说：“人既然降生在这个社会，那么他们对这个社会就应该承担责任。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从长官的意志，孝顺父母。换言之，就是要尊敬长辈和恪守传统。要墨守成规，严格遵守一切道德规范以及现有的一切秩序，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一切。”所谓孔子之道，即为人忠厚，效忠长官。如果你能效忠长官，服从命令——孔圣人说，那你就能够安身立命。 老子(如果他确实曾存在过)却告诫众生采取另一种态度。这位道教创始人告诫世人，对待一切事物都不要太执著，一切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大师说。所以有与无相并而生，一切存在的东西都会消失，虚无恬淡，远离功名利禄，不要争强好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弱点和无助，你的智慧就是你的幼稚和无知。如果你想安身立命，就得清心寡欲。要远离众生，去做一个真正的遁世者。活在当下，享受我们已有的维持我们生命的食物和水。最重要的是合乎道。那么道又是什么呢?这个很难解释清楚，因为“道”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定义和用言语难以表述清楚的。“如果我们可以给‘道’下个定义的话，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道’。”大师这样说。“道”就是一种道路，守道，就是沿着这个道路一直前行。 孔夫子的思想，就是服从长官意志，做官，遵守行为规范、规矩;而道教的哲学却是一切拒绝投机取巧的行为就是大智慧，一切顺乎自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教与道教的伦理道德标准是相同的，只是生存方式上有不同罢了。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对普通民众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是一致的，即要俯首称臣，服从恭顺。有趣的是，在大约同一个历史时期，包括在亚洲，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两种哲学思想——即佛教哲学和爱奥尼亚哲学，这两种哲学思想与儒教和道教如出一辙，都教诲民众要学会谦恭服从。 在画匠们绘出的儒教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们能看到，一位皇帝，在一帮官宦大臣的簇拥下安坐在皇太椅上，簇拥在皇帝身边的这些人当中有礼部尚书大臣、有高傲自大的武部大臣和卑躬屈膝的侍者们。而在画匠们描绘的道教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色彩斑斓的田园景象，画面的深处是淡淡地勾画出的云山雾罩的景象，山上长满了深紫色的桑树。而在画面最突出的位置，勾画出的则是松竹叶子在和煦的微风中轻盈地摇曳。 当我和李同事漫步在上海的街头时，每当有中国人从我面前匆匆走过，我就暗暗问自己，他是信奉孔教还是信奉道教的人呢?还是佛教徒呢?用纯中文表达的话，应该是——儒教、道教或者佛教。提出这种问题似乎毫无疑义，而且会令人觉得太猎奇，只追究这样的解释可能会忽略更重要的一些问题。因为中国式思维的最伟大、最具说服力之处，就是它的灵活多样性和统一融合，即把不同的思维方式方法、观点和立场融为一体，在整个融合的过程中，不会让不同的思维体系——在构成统一体的核心及其基础的过程中发生动摇或者被摧毁。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各种哲学思想(很难用欧洲人理解的那样称这种思想为宗教，因为他们没有上帝一说)，但大多数都消亡了，只有儒教或者道教和佛教交替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紧张和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时可能是这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有时可能是那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甚至还会发生互相倾轧和争斗，乃至冲突和战争，但最终的结局却都是以达成一致意见，或以互相妥协和求同存异的方式使各种冲突得以解决。在这一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各派之间屡屡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最终都能化解，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个体也能体现出这种错综复杂的转变过程，当然这要视当时的地点、情况和环境而定。常常是儒家思想或者道家思想的元素在一个人身上交替体现，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定，人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为了生存人们可以忍辱负重，也就是说，外在表现得十分温良恭俭让，但在内心深处，却保持着孤傲的个性、不屈不挠的独立性。 我们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饭店。我又开始埋头于我的阅读之中。我开始学习有关中国唐朝伟大诗人韩愈的历史知识。韩愈是儒教的支持者，他抵制和反对来自外域的印度宗教——佛教思想，他撰写了大量的批判佛教的文章和激扬的诗篇并编成书籍。这位癫狂的伟大诗人之举激怒了当时支持佛教的皇帝，皇帝先判处韩愈死刑，在众多大臣的请命之下，他作出改判的决定，把韩愈流放到今属中国的广东地区，当时那一带鳄鱼遍布。 当我津津有味地继续阅读有关的历史时，突然，《中国青年报》社编辑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还带来了一位中国外贸部的先生，他转交给我一封来自华沙的信。这是一封我所供职的《青年旗帜报》编辑部的同事们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因为我们编辑部反对政府取消《既然》这个栏目，党中央决定撤销我们整个编辑部，派三位政府官员接管我们报社的工作。因此，一部分记者被解雇，还有一部分人在犹豫观望。”在信中我的同事们问我，我有什么想法? 中央外贸部的先生走后，我没顾上多想，就对李同事说，我接到了国内的命令，让我急速回国。我现在得立即打道回府。我看到李同事的脸抽搐了几下。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到楼下的餐厅吃了晚饭。 离开中国时的心情与离开印度时一样，为此我感到很遗憾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在有意逃离这个地方，因为我必须逃离这个地方。原因是，迄今为止，这个国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世界。但它正试图拉我进入它的轨道，并要完全吞噬我，它使我着迷，使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我心中似乎燃起了一把火，我渴望了解它，渴望把自己完全熔化和溶解在这个对我来说仍像是一个外星球的世界之中，并成为它的一员。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就是土生土长在这儿的人，我的生活就在这儿。我十分渴望立即学会中国的语言，能够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它的一切书籍，了解对我来说这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这似乎是一种病态，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致命弱点，因为在这样想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是如此深邃、厚重、丰富、复杂而又呈多样性，即使我能弄懂一点皮毛，即使我可以做到一知半解，也需要耗费我毕生的精力。因为，这里的文化就像这里的建筑一样，有数不尽的房间、游廊、平台、屋瓴，进入它就像进入迂回曲折的迷宫一样，令人迷失其中。如果你走进其中的一间，你就会无法走出来，无法折回，没有回头路可走。要想成为一名印度学学者、中国学学者、阿拉伯学学者或者希伯来学学者，必须是具有渊博知识的专家，对我来说，我已没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了。这个世界更能吸引我的是，让我去接触更多的新人新事，探寻新的道路，发现新的蓝天。其实最能诱惑我的还是跨越一下国境，探究一下国界的那边究竟能看到什么，这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要做的事。 我回到了华沙。我又开始懊悔我对中国的一无所知，我在中国期间的无所作为和我的孤独空虚。后来我了解到，当时派我去中国，是因为解冻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956年发生的“十月事件”，第二件是毛主席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我到北京之后，在华沙和北京发生的事却又恰恰相反，哥穆尔卡发起了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而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令人发指的政治运动——“大跃进。” 实际上，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就应该回国，之所以我的报社没有招我回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惧怕这种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所以暂时忘记了我的存在。或许他们是为了我好，认为我在中国可以逃避这一运动。因此我想，《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也许早已收到了中国驻华沙大使馆的通报，告知他们，波兰《青年旗帜报》的记者是由该报正式派遣的记者，现在只是暂时挂在那儿，因为这家报纸正面临着撤销的问题，前途未卜，这只是时间问题，早晚会有下文。或许是中国人好客的传统，或许是中国人给人留面子的习惯，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更何况这里的人们天生讲究礼数，所以没有轰我走。其实他们可能早就希望，同时也给我提供条件和时间让我猜测，过去我们谈好的合作方式早已无效，让我主动提出来回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