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我是步行踏上中国土地的。我先是乘飞机途经阿姆斯特丹，转机到东京抵达香港。到香港后，我乘当地的火车到达了一个小站，那儿是一片开阔地。我被告知，从那儿我可以过边防去中国。实际上，当我刚刚踏上站台，列车员和警察就指着远方，对我说： “中国!” 这位警察是个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中国人，他带着我走过一段沥青路，然后说祝我一路平安，转身朝车站的方向原路返回了。我一只手提着行李箱，另一只手提着重重的装着各种书籍的提包，又走了很长一段路。那天烈日当头，热浪袭人，还有大群苍蝇令人讨厌地围在身边嗡嗡叫。 我前边有座小桥，又短又窄，两边用倾斜的金属隔板挡着，桥下是一条半干涸的小河。远处有一道用花装饰的高高的大门。上面写着中国字，最上面是中国国徽，还有红底上有四颗金色的小星、一颗大星的中国国旗。在大门旁站着一队边防战士。他们认真地查看了我的护照，在一个大本子上记下了我的护照号等有关个人资料，然后告诉我，让我一直往前走。从老远我就看到了一列火车等在那边，我觉得至少得有半公里路远。我艰难地行走在这酷暑难耐的路上，浑身是汗，还得不停地驱赶周围的苍蝇。 火车很空。车厢跟香港的车厢一样，里面有一排排的座椅，没有隔间。火车终于开动了。我们的这列火车行驶在阳光普照、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上。透过车窗往外看，能觉出外面空气炎热、潮湿，还带有一种热带地区的特殊气味。我不禁想起了印度，想起马德拉斯(印度东南部港口城市)和本地治理(印度东南部港口城市)。经历过印度次大陆气候的我，现在基本能适应这种天气了。我似乎又见到了印度那种令我愉悦的风景。火车停车的次数开始多起来，在一些小站上来了很多乘客。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男的穿的都是深蓝色的中山装，女的穿的都是样式雷同、带小碎花的裙子。所有的人都面朝前方笔直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沉默不语。火车上坐满了人。在另一个小站上，又上来三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一位女性和她的两位男性助手。这位女子，用坚定的口吻大声对乘客们说了很长一段话，然后其中一位男性给我们大家分发了搪瓷缸子，另一位男性则给每位乘客的缸子里倒茶水。茶水很烫，旅客们用嘴吹着，好让茶水凉些，然后小口小口地咂出声地喝着茶。车厢内还是一片寂静，谁也不说一句话。我想尽量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读懂什么，但是他们都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当然我也不能目不转睛死盯着人们看，一来我觉得这样不好，二来我觉得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当然也没有人瞥我一眼，尽管我在这些身穿制服和花布衣裙的人中比较显眼、引人注目，因为我的穿着也很奇怪，是一年前在罗马买的那套笔挺的西装。 三天后我抵达了北京。北京很冷，刮着干燥寒冷的北风。风刮得这座城市尘土飞扬。在灯光黯淡的火车站上，有两位来自《中国青年报》的同行前来接我。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其中一位笔直地站在那儿，用十分坚定的口吻说：“非常欢迎你能到北京来，这是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政策的结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与别人合作，互相交流经验，所以我们报社与你们互换常驻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波兰《青年旗帜报》的记者来北京长驻，我们也将在适当的时候派记者去华沙长驻。” 我一边听他致欢迎词，一边打着冷战，因为我既没有穿厚外套，也没有穿大衣，我东张西望，想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躲躲。后来我们上了一辆苏式胜利牌小轿车。到了一个饭店，已经有一位《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在那里迎候我，他们给我介绍说，这位同事姓李，是给我派来的专职翻译。我们用俄语交谈了几句，这是我在中国工作期间仅可以用来交流的语言。 我想，他们可能会给我安排一间在北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房，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架，一台打字机和一部电话。我会常常光顾《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些同行那里了解一些新闻，然后阅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去外地采访，搜集资料，撰写报道，发表文章，顺便好好学习中文。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去图书馆，游览名胜古迹，采访专家教授、作家，到农村和城市去，到商店和学校去，采访许多有意思的人。我还想，我能去大学采访、去看市场、参观工厂、佛教寺庙，去党中央机关采访等等。总之，我希望能参观和采访许多许多地方。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这样对自己说，并且兴奋地计划着一切。我还想，除了做记者工作、写报道以外，我还会积累很多工作经验，待我回国时，我将会带着新的工作阅历、新发现和新知识回到国内。 我满脑子憧憬着，想着未来的计划，随着李同事来到了饭店一楼的一个房间。李同事住在我对面。我想要关上门，可我发现，门上没有拉手，也没有锁，只有一个链子，每扇门都是朝外开着的。与此同时我也发现，李同事房间的门也是朝走廊方向开的，从他的房间可以看见我的一举一动。我只好装作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打开提包，从里面拿出希罗多德的书，然后又拿出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庄子的《南华真经》(1953年出版)和一本我在香港买的《中国哪儿错了》，作者乔柏上世纪20年代美国驻中国记者。(Rodneya Gilberta，1926年出版);《中国现代史》，作者赖托瑞清代天主教神职人员。(K.S.Latourette''a，1954年出版);《孔子哲学简史》，作者刘无忌(1955年出版);《亚洲的反叛》(1927年出版);《东亚人的思维方式》(1952年出版)，作者亚白格(Lily Abegg)，以及一些学习中文的教科书和词典等。我已经为自己规划好，从到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要开始学习中文。 第二天早上，李同事把我带到《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北京城。北京城街道两旁都是围墙，围墙后面是低矮的平房。平房的灰色瓦顶高出墙面露了出来。在远处的树上停着很多拍打着翅膀呱呱叫的乌鸦。 在中国青年报社我受到了热情接待。总编是一位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他说：他很高兴我能到北京来，我们可以共同落实毛主席“百花齐放”的方针。我回答说：我也十分高兴能到北京来，我知道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我还补充说，我随身带来了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我想抽空认真拜读。他们听了我的话后非常高兴，也十分赞赏我的态度。整个拜会期间，我们喝着绿茶，大家彬彬有礼，平静地交谈，其间我们还赞扬了毛泽东以及他“百花齐放”的方针。 过了一会儿，接待我的主人突然沉默不语了，好像是在下逐客令，李同事瞥了我一眼，我突然意识到，今天的拜访可能就此结束了。他们热情地微笑着紧紧握着我的手，与我告辞。 这是一次特意安排的礼节性拜访，我们没有涉及任何具体问题，就连一件小事也没谈及。他们也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我也没有机会问他们问题，诸如，我今后在北京工作和居住等有关非常具体的细节。 我给自己解释说，这或许就是这里的习惯?可能马上切入主题不太好?我曾在很多书中看到过，东方人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每件事都需要时间，应该学会耐心，学会等待，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平静和安宁。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因为一切匆忙的举动和盛怒以及狂热都会激发出人性中的恶，这会显得教养不足，修养不够。 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我仅仅是其中的一粒微尘，我个人面临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与《中国青年报》社面临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伟大任务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我得耐心等待。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目前，我在饭店住，不愁吃穿，还有李同事陪伴，他从不离开我一步，我在自己房间的时候，他就坐在他房间的门口，看着我做什么。 我在房间里，开始读《毛泽东选集》。根据上面的指示，这里随处可见在大街小巷悬挂着的横幅标语：要努力学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利用这段时间，我先读完了毛泽东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这是一次有中国共产党核心人物参加的重要会议。毛泽东谈到了长征。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第一次。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由于这次长征，毛泽东的部队“爬过了终年积雪的山脉，踏过沼泽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人类的足迹就从来未到过这里。”这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这之后蒋介石进行了大举反攻。 有时，看毛泽东的书看累了，我就拿出庄子的书看看。庄子崇尚道家，蔑视一切物欲，他谈及了他与道教贤哲惠施辩论的是是非非。并论及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尧，他说，有人建议尧去统治天下，尧听了这话后，冲洗了自己的耳朵，因为他认为这种想###玷污他的耳朵，之后就躲到凄凉的祈山去隐居了。在这里庄子表达了他权不足惜的思想观点。 对庄子来说，他的思想与《圣经·旧约》中的《传道书》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世界万物的外在表现只是空幻虚无，毫无价值：“人们跟外界环境或相互对立，或相互顺应，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人们说这种人不会死亡，这又有什么益处?人的形骸逐渐衰竭，人的精神和感情也逐渐衰竭，这能不算是最大的悲哀吗?” 对庄子来说，世界万物都是变幻无穷的、都是相对的：“说话辩论并不是像是吹风。善辩的人辩论纷纭，他们所说的话也不曾有过定论。果真说了些什么吗?还是不曾说过什么?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言谈不同于雏鸟的鸣叫，真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 有一次我想去问李同事，中国人怎样解释庄周蝴蝶梦中一段话，因为我担心，目前在学习毛泽东“百花齐放”方针的运动中，庄子的这段话会引起争议，因此我选出了这段话：“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我请李同事给我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他笑笑说，我都记下来了，然后又说，我得请示一下，以后再给你答复。但是后来他从未再提及过此事。 我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始读第二卷。他写到了30年代末，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一直向纵深挺进。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对手开始进行国共合作，以便共同反抗日本侵略。战争还在持续，侵略者十分残暴，国家陷入苦难之中。按照毛泽东的看法，面对强大的敌人，最好的策略就是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间断地与敌人周旋。他坚持这一主张，并不停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正当我读到毛泽东1938年春在延安会议上的讲话时，他讲到要与日本人打持久战，李同事此时也讲完电话，他放下听筒，从他的屋子走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明天我们去游览长城。啊，长城!人们为了能一睹长城的风采，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因为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长城是无与伦比的，几乎是神话般、深不可测的一个创举。中国人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时续时断地修筑长城。他们开始建造长城的时候，佛祖和希罗多德都还在世，他们在建筑长城的进程中，在欧洲出现了达·芬奇、提香(意大利画家)和巴赫。 关于长城的长度说法一直不大统一，一说是三千公里，一说是一万公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那是因为长城不是一条长城，而是几条。长城在不同的朝代建于不同的地方，用了不同的建筑材料。但它们的共同点却是，不论哪个朝代的什么人掌管了统治大权，他们都会立刻着手继续修建长城。因此修建长城的思想从未中断过。如果说，在某一朝代曾中止过修建长城，那也仅仅是因为财力不济，一旦财力允许，修建长城的工程就会继续。 中国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蒙古部落游牧民族的侵扰。蒙古部落游牧民族的军队强大、民族强悍，他们可以从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以及戈壁沙漠向中国人进攻。这一部落的民族威胁着他们国家的安全，屠杀和奴役他们的人民。 但是长城仅仅是一种象征和标志，是中国的纹章和盾牌，因为这个国家千余年来就是一个四处都建有围墙的国家。长城是中国皇帝统治北方的分界线。同时，长城也是矗立在各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势的一道防线。它的作用是要保卫城市和乡村、隘口和桥梁，保卫宫殿、政府建筑、庙宇和市场，保护军营、警察和监狱。在中国私宅周围也修建围墙，围墙可以把邻里隔离开来，可以把家庭分隔开来。我们可以这样推算，千百年以来，中国人从不间断地坚持修筑城墙，我们可以核算一下，在这个贫穷的国家，与其花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去修建城墙，把这种献身精神，这种坚持不懈的劳作奉献给修筑城墙，不如把这一切用在发展教育、科学和获取知识，用于开垦荒地和发展壮大畜牧业上。 世界的能量就这样白白地消耗掉了!这是何等不合情理又何等浪费呀! 长城——只是一个建在数千公里荒无人烟的山脉和荒原之上的一个防御堡垒，它是精神的防护城墙，正如我所说，他是世界奇迹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的弱点，是人类畸形发展的佐证，是一个可怕的历史错误。这只能证明，生活在我们这块星球上的人类不能相互谅解，不会坐到一个圆桌旁共商怎样合理利用人类巨大的资源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类共存荣的想法只能是一种本能的妄想，因为人们在遇到巨大潜在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修筑围墙。把同类封闭起来，隔离开来。如果这一切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把它称之为威胁，是一种厄运的预兆，是一种恶的前兆，也许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邪恶。 但是，城墙不仅仅是为了防御，首先是为了防止外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也是为了防控内部发生问题。在每一处城墙上都设有道路的关卡，有城门，也有护卫兵。当然在控制人们出入的同时，可以向过往的人提问题，检查他们的有效证件，记录下过往人的名字，观察他们的表情，并可以随时惩处他们，然后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所以，可以说城墙是防御所，也是陷阱，是幌子，也是鸟兽之笼。 城墙最糟糕的方面是，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培养着一种城墙卫士的态度，从中滋生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里，那道分割世界的城墙一线贯之：大凡处在城墙之外的一切都是邪恶和卑劣的;而处在城墙之内的则都是美好和高贵的。而且这个卫士完全无须亲自贴近城墙，他可能离城墙很远，但只要在心中揣有城墙的画面并敬奉这种城墙逻辑所强加的规则，就足以使它与外部的世界隔离。 我们穿过城区，一路驱车往北走了大约一小时的路。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们都朝前倾着身子，与狂风搏斗。到处是一片自行车的海洋。每个人都在红灯亮时停在十字路口，就好像大坝的水突然被截流，绿灯亮时又像开了闸，奔涌到下一个十字路口。 此时只有凶猛的风才有可能打乱这种单调而又生硬的节奏。风还在猛烈地刮着，这自行车的海洋开始像汹涌澎湃的波涛奔腾旋转，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在与狂风的搏斗失败之后，不得不下车，推着自行车前行，他们在骑自行车的大队人马中引起一片混乱。当风力稍稍变小一点儿时，所有的人又跨上自行车，不辞辛苦地继续骑行。 市中心的便道上有很多人。能看到一排排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整齐地行走着。孩子们排成双行，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带队的孩子手中，有的举着一面小红旗，有的举着毛泽东叔叔的画像。孩子们排着队，步调一致地高唱着歌曲、喊着口号，或者大声叫喊着。“他们在喊什么?”我问李同事。“他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回答说。 在每个街口都能看到警察，他们常常先给学生队伍放行。 这座城市色彩的基调是黄和深蓝色。黄色是沿街修筑的围墙颜色。深蓝色是人们服装的颜色。“这些衣服都是革命成功的结果，”李同事对我说，“解放前，人们常常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被冻死。”男人都剃士兵的发型，妇女们，无论是姑娘还是年纪大些的都是齐耳短发，前额还留着刘海。只有仔细盯着看看他们时，我才能分辨出他们长得有所不同，当然死盯着看人家也令人十分尴尬难为情，而且也显得很不礼貌。 人们身上背的包和戴的帽子也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搞不清楚，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都把自己的包存在一个地方，而后他们怎么能从这数以千计同样的帽子和同样的包中找出属于自己的呢?但是他们每个人却都能清楚地分辨哪个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从很小的细枝末节把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也许仅仅是扣子上的差异而已。 我们从一条小路登上了长城，这条小路已因年久被风蚀了。长城上有供放箭和打枪用的垛子，还有角楼和烽火台。长城很宽，足够十个人并肩齐行。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一段段长城，但看不到它的尽头，只能看到它的每一段都绵延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山峦和茂密葳蕤的森林之中。长城上空空荡荡，看不见人，大风几乎要把我们吹倒。为什么要修建长城?有何意义?用意何在?我抚摸着这些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用血汗在城墙上堆砌起来的砖石时，心里这么想着。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越想越觉得长城是一种伟大的隐喻。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我不能与他们交谈，世界在我周围，可我无能为力去抚摸它。身处这种环境，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应该写点儿什么——可我又能写些什么呢?报纸都是中文的，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开始还请李同事帮我翻译，可他给我翻译的每一篇文章的开头都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或者“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等，等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无从知晓。李同事是我唯一能与外部联系的桥梁，可他又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每当我提出要跟谁谁见面，要出去采访、出差等要求时，他都说先要请示上级，然后就再不见下文。我从未自己上过街，因为每次出去李同事都与我形影不离。其实我又能去哪儿呢?去找谁?我根本不熟悉这座城市，不认识任何人，而且也没有电话(只有李同事房间有电话)。 更何况我语言不通。事实上，我一来中国就开始学习中文了。我试着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象形符号和表意文字中找出一种学习办法，但都令我觉得，我在向死胡同走。因为每个字都含有多重意思。我好像在什么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翻译成英文的《道德经》就有八十多种文本，而且每一种版本都令人信服、无可挑剔，但又十分不同。我万万没想到，一直到我的腿坐麻了，也没找出什么有效的学习方法，真让我感到，我已经到了黔驴技穷、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眼前跃动着的每一个汉字，都好像在忽闪忽闪、微微跳动着，变换着姿势和位置，变换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上下文的联系，变换着它们的大小比例和形状;它们一会儿排列成纵行，互相倒换着位置，比如说：拼写的“ao"我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到了念汉字时发音却是“ou";还有突然我会混淆“eng"和“ong"的发音，学习中文，如果发音不准会犯很可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