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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与种族和地理因素相关的成功，增加了人们对隐藏着的基因优势的怀疑。真实的基因优势远比这还要微弱，但是并没有隐藏。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全世界吃惊地目睹了牙买加这个小岛国竟然夺得了6枚田径比赛金牌，而田径比赛总共只有11枚金牌。令人吃惊的是，乌塞恩·博尔特在赢得了男子100米和200米金牌的同时，又刷新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和200米比赛的前三名全被牙买加收入囊中。“他们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被甩在后面的。”美国田径运动员劳伦·威廉姆斯悲伤地说道。 一个贫穷落后、人口只有280万的国家竟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奔跑速度。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数个小时之内，基因学家和科学记者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所谓的“秘密武器”：一是地理因素；二是绝大多数牙买加人身上有α–辅肌动蛋白–3，这是一种能提高肌肉收缩速度和力度的蛋白质。这一强有力的蛋白质是由一种被称为ACTN3的特殊基因产生的，在98%的牙买加人身上都发现了这种蛋白质，这一数据远高于其他人种。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事实，但是却没有人进行过这样的计算：至少80%的美国人拥有ACTN3的一份副本，人口总数也达到了240万。82%的欧洲人同样拥有ACTN3的一份副本，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数量达到597万的庞大的潜在短跑选手群体。基因学家丹尼尔·麦克阿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此种类型蛋白质在人口中的分布比例与催生短跑明星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那么，牙买加人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来自芬兰的长跑冠军，以及20世纪30年代来自费城和纽约贫民窟中的犹太裔篮球运动员提出了同样的疑问。现在，我们想知道小小的韩国是如何产生了与美国同样多的女高尔夫球手，多米尼加共和国如何成为男篮运动员的“制造工厂”。 这样的列表越拉越长。运动上的出色表现通常会以地理集群的方式出现，情况是如此普遍，因此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帮助人们进行理解，一个被称为“体育地理”的小型学术科目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发现，体育集群的出现从来不是受某一个单一因素的影响。不如说，成功源于多方面的联合作用，其中包括气候、媒体、人口分布、营养、政治环境、训练、精神生活、教育、经济水平以及民间风俗。总而言之，体育集群与基因无关。 一些体育地理学者因不满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解释，又回归到了体育基因学者的行列里面。在《禁忌：为何体育界为黑人运动员所主宰，以及为何我们害怕谈论？》一书中，记者乔恩·恩廷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现象，诸如牙买加黑人短跑健将、肯尼亚马拉松选手、非裔美国篮球运动员等，都是受来自于西非和东非祖先的高性能基因的影响。白种人和亚洲人之所以表现得不好，是由于他们缺乏这种基因上的优势。恩廷写道：“白人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介于西非人和东非人之间。他们的耐性较好，但跑跳的爆发力却不如西非人；他们比东非人的速度快，但耐性却差一些。” 在深入探讨时，恩廷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些粗浅得不能再粗浅的总结。他知道，在篮球、跑步、游泳、跳高、跳远和自行车项目中仍然存在一些杰出的亚洲运动员和白人运动员（事实上，在2008年的奥运会中，黑人运动员并没有在后4个项目中占据绝对优势）。恩廷在自己的书中对基因学者克劳德·伯查德进行了如下的评论：“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些生理特征并非仅限于西非黑人或东非黑人。这些特征为所有人共有，包括白人。”（恩廷承认我们还没有找到他提到的基因。他推测道：“这些基因很有可能在21世纪早期被确认。”） 能够支撑他的观点的实质性证据实在是少之又少。但是，恩廷释放出的超级基因信号似乎无可挽回地落入基因–天赋决定论的窠臼之中，而人们对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动态因素却视而不见。 以肯尼亚人的赛跑为例。这种情况对国际体坛而言还不算太过时，肯尼亚近些年在中长距离跑步比赛中表现出了压倒一切的优势。美国10 000米长跑冠军迈克·麦克托克在1998年的一期《纽约客》中抱怨道：“巡回赛对我毫无意义可言。周围全是肯尼亚人，即便我发挥出最佳状态，也不过是排在第12位，获得的奖金只有可怜的200美元。” 90%的顶级肯尼亚跑步选手来自位于肯尼亚西部裂谷附近的卡伦金部落，那里有着长达数个世纪的长跑传统。这一传统从何而来呢？生于肯尼亚的记者约翰·马纳斯认为，它的根源是放牛。他进一步提出了经济诱因如何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性力量。马纳斯说道：“一个年轻人在放牛方面表现得越好（要做到这点需要具备高超的速度和耐力），他就能积攒下更多的牛。由于牛是一位准丈夫娶妻子所需的硬通货，因此一个人拥有的牛越多，他能娶到的妻子也就越多，从而也就可以成为更多孩子的父亲。不难想象，这一优势在数个世纪期间不断叠加，便造成了群体基因构成的改变。” 不管根源究竟是什么，卡伦金部落一直在拼命地奔跑，这是事实。但直到1968年的奥运会，他们才以其特有的威力震惊世界，这要感谢杰出的长跑选手基普·凯诺。 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农民长跑者的儿子，凯诺在小小年纪就在腿上绑了跑步袋。他在同龄人中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最早熟的选手，但是跑步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他都要与同学们一起跑步上下学。“我经常在学校和农场之间来回跑。”他回忆道：“住所附近没有水井，因此你必须拎着水桶跑到河边，打满水，再跑回来，然后再放下水桶，跑向学校……一切都要靠跑。” 凯诺逐渐成为一名强有力的竞赛者。他还在父母劳作的农场附近为自己修建了一条跑道，临近20岁的时候，他的表现已经接近世界水准。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一些成绩后，他有幸参加了1964年的奥运会，随后又成为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中肯尼亚田径队的领军人物。这是肯尼亚第4次参加奥运会。 在墨西哥城，凯诺一开始表现得并不好。在第一场10 000米长跑比赛中，他差点因病痛倒下，医生从他身上检查出了胆结石，并要求他停止比赛。但是，在最后一刻，他倔强地作出了继续参加15 000米长跑比赛的决定，并搭乘出租车赶往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运动场。由于那天遭遇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凯诺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为了这件事情，他用一生来训练自己：他从出租车中跳下，然后在比赛开始之前跑了长达1.6公里的路程，到达赛场时，离比赛开始仅剩几分钟，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体非常虚弱。但是，当发令枪响时，凯诺仍然冲了出去，就在那一天，他用优异的表现刷新了世界纪录，并将他的对手美国人詹姆斯·莱文远远地甩在后面。 戏剧般的胜利让凯诺成为整个非洲最耀眼的明星，并且掀起了一场新的世界级的竞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育场馆遍布整个肯尼亚。像佛瑞德·哈代和柯尔姆·O·康奈尔这样的世界级教练为了培养更多的肯尼亚青年才俊，又重新拾起了教鞭。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存在却无利可图的卡伦金跑步传统变身成为经济–体育的有力引擎。体育地理学家在肯尼亚的田径风潮中找到了许多关键因素，但没有一个是重叠的。高海拔下的训练以及全年温和的气温是关键因素，但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苦行僧般的生活（对喜悦的克制），以及对个人竞技远胜于集体比赛的热爱也同样重要（足球毫无疑问是肯尼亚人最喜欢的运动，但是在卡伦金地区却毫无吸引力，在那里，跑步就是一切）。在测试中，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文化“成就导向”，它可以解释为：寻求新挑战，练就某种能力，努力超越他人的倾向。于是，一种内在的必备品质便出现了：如凯诺提到的那样，卡伦金地区的小孩愿意将长跑当做一件非常实用的事情，从7岁开始，他们平均每天要跑8~12公里。 精英田径运动员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如何消除肯尼亚人在跑步上的优势？答案是：为他们购置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