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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2011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下简称托马斯）总共发表了十二部诗集： 《诗十七首》（1954）、《路上的秘密》（1958）、《未完成的天》（1962）、《钟声与踪迹》（1966） 、《黑暗中的视觉》（1970） 、《小径》（1973）、《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狂暴的广场》（1983）、《为生者与死者》（1989）、《悲伤的凤尾船》（1996）与《巨大的谜语》（2004）。这个集子将他最后的两部诗集介绍给中文读者。 我相信托马斯二十三岁时将他头一本诗集题名为《诗十七首》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 二十岁表的诗集《诗十八首》（18 Poems 。影响托马斯的诗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艾略特（T. S. El iot，1888—1965）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和瑞典诗人艾克罗夫（Gunnar Ekelöf，1907—1968）。《诗十七首》发表之后，轰动了整个瑞典的文学界。 托马斯的诗之特色是独特的隐喻、凝练的描述与言简而意繁的组成。托马斯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他的自由诗的音乐性很强。除了自由诗和散文诗，托马斯常常从古代罗马和希腊借来比较短的格律形式，也采用日文的俳句。他使用这些诗律的时候，完全模拟原来的节奏形式。托马斯自己认为他的诗创作，从形式上看，也与绘画接近。他从小喜欢画画。1990 年 8月4日，中国诗人李笠访问托马斯的时候，托马斯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 体性……” （北岛《时间的玫瑰》，193 页）。 托马斯诗作里独特的隐喻很多。头一本诗集、头一首诗的头一行，有诗人最有名的隐喻之一 ：“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 。另一个例子出现在《路上的秘密》中头一首诗的第五阕的最后一行 ： 带金黄发雨的夏天 或者一只吠叫的狗上面 一片孤独的雷云。 种子在土中猛踢。 （马悦然译文） 托马斯的诗已经译成六十种语言。李笠把托马斯诗集译成中文（ 《特朗斯特罗姆全集》 ，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 。董继平将托马斯的诗歌都译成中文（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2003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董继平的译本，当然未及收纳托马斯最近的作品，2004年发表的《巨大的谜语》 。将托马斯的诗译成英文的起码有十个翻译家，其中最优秀的翻译家，据我看是苏格兰诗人兼翻译家若彬 •佛尔顿（Robin Fulton）。他把托马斯所写的诗和散文都译成节奏跟原文一样的英文。佛尔顿精通与瑞典文很接近的挪威文。 另一位把托马斯的诗译成英文的人是美国诗人兼翻译家罗伯特 • 布莱（Robert Bly） 。他的翻译方法跟佛尔顿的完全不同。从事翻译工作的诗人有时随意改他们所翻译的诗的原文。布莱先生就是他们里头的一个。托马斯 1958 年发表的诗集《路上的秘密》中有题名为“巴拉基列夫的梦”的一首诗。其中的一阕佛尔顿译得很正确 ：“There was a field where the plow lay / and the plow was a fallen bird” 。董继平把这阕译成 “有一片田野放着一台犁 / 而这台犁是一只坠落的鸟儿。 ”我读这阕诗的时候就看那台犁的一端躺在土地上，另一端以四十五度的角度倾斜往上，正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布莱把这个非常戏剧性的意象译成“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 ，逼着读者接受那犁垂直地立在田里。布莱 1970 年初把他的译文寄给托马斯看。托马斯回答说 ： “你那‘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比我的‘a crushed bird’好得多。 ”托马斯的回答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诗人已发表的诗不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读者，属于全世界爱好诗歌的人。因此，诗人不应该让译者随意改诗的原文。 在史坦纳（Georg Steiner）的巨著《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层面》 （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 年）中作者指出，翻译在其他特性之外，也是自我否定的成品，翻译家必须服务原文而绝不该将自我强加于原文之上。但他也指出，所有的翻译就像所有的阅读行为，甚至聆听行为一样，也是编辑与诠释的成品。如果诗人（The poet）是造物者（Creator）（实际上就字面来看这也是 Poet 这个词的基本意义），那么最理想的译者应该是技术极为纯熟的工匠。我们知道古代东方及西方的文明中，工匠是奴隶。自我否定是奴隶的基本美德之一。但因为翻译的任务也涉及到编辑及诠释，译者也必须化身为演员。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而其译作必须近似原文。虽然有时译文的文学质量因各种原因似乎会优于原文，但译者绝对不可试图超越作者。 据我看，译者实际上应如奴隶一般工作。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与译文的读者负责任。译者的工作对象是文本。这些文本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文本可能切划成长短不一的段落，除了语言本身存在的韵律规则外，别无其他韵律规则将这些段落组合在一起。有的文本以或多或少严格精确的规则组合在一起。这些规则规范了段落的长短与音节的重音或轻音，句读和韵律要素，列入尾韵和头韵。译者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甚至原文形式及结构所夹带的信息部分。 两种语言之间，有时会有极大的差异，甚至任何将诗歌形式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翻译古代中国诗歌，无论是讲平仄的近体诗或不讲平仄的古诗，译者面临的巨大障碍都表现在几个特色中。像《孔雀东南飞》之类的诗歌中一长串的韵文，无法在西方语言中找到对应。平仄的对比当然不能译成缺乏声调的语言。五言诗和七言诗中，停顿的固定位置，也无法保存于译文中。当然，绝句和律诗中对偶句子的安排，译文中很难反映出来。 每一种语言有其内在的节奏。请看以下的汉语、瑞典语和英语的例子（ta 代表一个读轻的音节，tám 代表一个读重的音节）： 孩子睡在床上。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Barnet sover på sängen.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he child is asleep on the bed. ta tám ta ta tám ta ta tám 我们注意到瑞典语和汉语的句子有相似的节奏，所谓下降的节奏。英语的句子相反地有上升的节奏。两种语言不同的内在节奏当然会对译者造成困难。托马斯爱用古希腊所谓萨福的诗律（Sapphic metre） 。这种诗律包括四行。头三行有相同的组织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ám tám（两个扬抑格，一个扬抑抑格，一个扬抑格和一个扬扬格）。第四行包括一个扬抑抑格和一个扬扬格。瑞典文中两个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多半有扬抑格的形式，三个音节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多半有扬抑抑格的形式。因此萨福诗律非常适合于瑞典语。托马斯的萨福的诗律完全合格。佛尔顿的英译文也忠实于托马斯的原文。以下是佛尔顿所译的托马斯短诗“暴雨” （取自《诗十七首》 ）： 〈Storm〉 Here the walker suddenly meets the giant oak tree, like a petrified elk whose crown is furlongs wide before the September ocean’ s murky green fortress. Northern storm. The season when rowanberry clusters swell. Awake in the darkness, listen: constellations stamping inside their stalls, high over the treetops. 翻译《特兰斯特罗默诗选》的董继平先生的译文如下 ： 〈暴雨〉 散步者在这里突然遇见巨大的 橡树，像一头石化的麋鹿，它的冠 宽大。在九月的海洋那阴沉的 绿色堡垒前面。 北方的暴雨。花楸果串膨胀的 季节。醒在黑暗中，倾听吧 ： 星座在厩棚里跺脚走动，在 高高的树端上面。 六七十年代左倾的诗人和评论家批评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认为他忽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责备他为保守派与资产阶级。其实，托马斯自己是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活动很感兴趣。可是他不愿意让他的诗作为政治宣传的武器。 在一首诗里，托马斯把自己视为一个巨大的记忆的见证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晚上〉 来的是我，一个看不见的人，也许叫一个巨大 的记忆雇佣 来正在这时活着。我驶过13 那关闭的白色的教堂──里头站着一个木头的 圣徒 微笑着，身不由己的，像给偷走了眼睛一样。 他孤独。别的一切是现在，现在，现在。把我们 白天压向工作，夜里压向床上的引力。战争。 （1972 年 2 月美国空军重新开始轰炸越南的河内 和海防两个城市。马悦然译） 1960 年代托马斯在一个年轻罪犯的管教所当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学背景很少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以下的诗也许是一个例外 ： 〈冬天的程序三〉 陈列在黑暗的 管教所的亭阁14 像电视屏幕闪耀。 一把隐藏的音叉 在严格的寒冷中 发出它的音符。 我站在星空下 感觉到世界在我的外套里 爬进爬出 像在一个蚁冢里。 （经马悦然稍微修改过的董继平的译文） 托马斯 1990 年中风而失去说话的能力。发表在 1996 年的《悲伤的凤尾船》是诗人中风之后头一本诗集。其中两首诗表达诗人对他的命运的感 慨之叹 ： 〈四月和沉默〉 荒凉的春日 像丝绒暗色的水沟 爬在我身旁。 没有反射。 惟一闪光的 是黄花。 我的影子带我 像一个黑盒里的 小提琴。 我惟一要说的 在够不着的地方闪光 像当铺中的 银子。 〈正如当孩子〉 正如当孩子时，一种巨大的侮辱 像一个口袋套在你头上 模糊的太阳光透过口袋的网眼 你听得见樱花树哼着歌。 还是没帮助，巨大的侮辱 盖上你的头，你的上身，你的膝盖。 你会间断地动摇 可是不会欣赏春天。 是的，让闪亮的帽子盖上你的脸 从针缝往外看。 海湾上水圈无声的拥挤。 绿色的叶子使地球暗下来。 （马悦然译文） 托马斯 1990 年中风之后，只会讲几个词，例如 ja（是的） ，nej（不是） ， men（可是）和 mycket bra（很好） 。可是只要是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ca） 在他的身旁，托马斯会参加任何题目的谈话。你无论问托马斯什么问题，莫妮卡看了托马斯的面孔之后，就会回答你的问题 ；“Mycket bra!” 托马斯说。有时托马斯会画一个图，告诉莫妮卡他要什么。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家里吃午饭。托马斯忽然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马头给莫妮卡看。这一次莫妮卡简直猜不到托马斯要什么。托马斯不耐烦地再画一个马头。 “啊， ”莫妮卡说， “你要你的眼镜！” “Mycketbra!”托马斯高兴地说。我不懂一个马头跟托马斯的眼镜有什么关系。莫妮卡给我解释说 ： “托马斯的诗集《黑暗中的视觉》有一首诗叫“打开的窗子” 。那首诗最末了的几句是 ： “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 ／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 ”我后来问莫妮卡说 ： “要是托马斯要他的眼镜，他为什么不画一副眼镜呢？”莫妮卡回答说 ： “托马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 今年满八十岁的托马斯和他的妻子莫妮卡经济情况一直都是困窘的。托马斯的薪水并不高，他的诗集赚不了多少钱。他 1970 年代给他的老朋友、美国诗人布莱写的一封信中说，他和莫妮卡每到月底就得抖一抖他们衣柜里的衣服，看兜儿里有没有一些硬币！ 我认识托马斯和莫妮卡快五十年了。这半个世纪，我们夏天有时在托马斯那当领航员的外公在一百五十年前于斯德哥尔摩外的一个海岛上盖的“蓝房子”见面。这个海岛是托马斯的真正的故乡。最近十几年托马斯和莫妮卡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离托马斯小时候住的地方很近。从他们的公寓看得见海和港口的一部分。客厅里有托马斯的大钢琴。我们每次去见他们，托马斯给我们弹钢琴，他收集很多专门为左手写的钢琴曲。见面的时候当然谈得最多的是与诗及翻译诗有关系的一些问题。我 1983 年把托马斯的诗集《狂暴的广场》译成英文，发表在瑞典与英国的杂志上。1987 年我把托马斯的一些散文诗译成英文，发表在题名为《蓝房子》的小本子上（Houston: Thunder Ci ty Press） 。 1985 年，托马斯和我有机会同时访问中国。有一天托马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给学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他朗诵完的时候，有一个男学生举手说 ： “我不懂你刚才朗诵的诗。”托马斯回答说 ：“诗是不需要全读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做你自己写的！”我愿意想像那名年轻的学生后来当了诗人。 这本书包括托马斯 • 特朗斯特罗姆两部诗集 ：《悲伤的凤尾船》与《巨大的谜语》。《悲伤的凤尾船》是好几年前译好的。 2004 年访问台北的时候恰好遇到“总统”选举的热闹。为了躲开那奇异的场面，我的妻子文芬和我逃到礁溪去过一个周末。文芬那时忙于写东西，而我则利用那个机会把我的友人托马斯当年新发表的诗集《巨大的谜语》译成中文。 本书根据 1996 年初版《悲伤的凤尾船》（Sorgegondolen） 、2004 年初版《巨大的谜语》 （Den stora gåtan）瑞典原文翻译，两书皆由瑞典出版社 Albert Bonniers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