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瓮——自序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曾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但是，在这里我依然要把它呈现给读者。摆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部庞杂的文集，而是一本书，一本有着明确目标和审慎计划的书。我力图采取一种普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英国诗歌中的名篇佳作，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加以排列，所涉及的诗歌从伊丽莎白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方法，这种审视是否能够揭示出“诗歌拥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性”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需要读者来作出评判。在最后一章，我试图对诗歌的结构特性及其典型结构予以概括和总结。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作些交代，因为这里所展示的具体例证构成了最后一章所概括的内容的基础。如果这一过程确实是增强说服力的一种策略，那么我要指出它同时也是一种检验的途径，是对最后一章所作概括的某种检验。我甚至期望，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对诗歌结构本身的解释遭到拒斥，书中的一些例子还可以作为与所涉及诗歌相关的独立材料而幸免于难。不管怎样，这些解读都展示了一种为贴近诗歌特定文本而进行的可靠尝试。 然而，即使前面的具体例子会起到一些缓解作用，但是对于一部分读者来说，最后一章似乎仍然抽象到了令人不快的地步。对此我深感歉疚。诗歌是一种“自然的”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不应该让人感到费解，对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但是，我还要指出，恰恰是人类最基本的关注点这一问题——和语言那些必不可少的术语一样——却是最难界定的。在某些层面上，对诗歌作品的常识性看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一旦涉及要探究诗歌的本质，这些看法就毫无裨益——它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要比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不过，我决定把这些技术性更强的部分放到附录中来加以探讨，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也希望这样能尽可能地减少对本书正文部分的影响。 在对本书计划的反对意见中，更难应对的大概是指责我对所探讨的诗歌作品的历史背景考虑不够。这本书本身将对这种质疑提供充分的回答，但是我想在这里预先消除人们的某些误解。如果后面的章节对文学史强调不够，那也绝不是因为我低估了其重要性，抑或我根本没有予以考虑。相反，当我们把诗歌放在其文化基质（matrix）中进行考查时，我对于由此产生的后遗影响（residuum）——如果真有这种影响的话——深感焦虑。 我们时代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在阅读诗歌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必须从历史的语境出发，而且这种阅读方法传承已久，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把它当成了惟一可行的阅读方法。我们会倾向于每一首诗都是其时代的表述，我们对诗歌的探究要符合其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其时代的准则对诗歌作出判断。我们会认为，任何一种从永恒的角度（subspecieaeternitatis）审视诗歌的尝试都将导致错误的观念（illusion）。 也许必须如此。但是，如果诗歌要在任何富于意义的层面上作为诗歌而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这样的尝试。否则过去的诗歌将仅仅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而现在的诗歌也只能仅仅作为政治、宗教或者道德的工具而存在。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文学讲授的典型实践，考察一下某些颇受欢迎的批评家——尤其是战时批评家——的行为，我们就会为上述论断的真实性找到大量的论据。 整个问题肯定与被大肆宣扬的人文学科的衰微（demiseoftheHumanities）有关。本书并不宣称要对飞速发展的文学作出任何特殊贡献，文学不仅需要人文学科的复兴，并且指出了如何才能实现人文学科的复兴。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批评家是否能够作出标准化的判断，在于与此相关的问题：诗歌能否超越表达其时代特殊价值观的局限，进而表现出更加普遍的东西。 显然，本书中所涉及的诗人们认为，他们能够超越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正如其中一位诗人写道： 或者有谁能阻止（时间）对美的摧残? 哦，没有人拥有这样的力量， 除非我的笔可以创造奇迹， 我那用墨水写就的爱依然会色彩斑斓。 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任何一种奇迹的时代，包括诗人所说的那种奇迹。实证主义者倾向于把这种奇迹解释为一种普通的简约过程，而这一过程几乎要把“诗歌”简化成墨迹。但是，正如一位语言学者在一本近著中所写的，“交流的奇迹”依旧存在。我们最好不要对此视而不见，或者试图把它“简约”到几近歪曲的程度。我们最好以这种奇迹为出发点，通过对诗作为诗所传达的信息作出尽可能贴切的考察，来完成我们要完成的任务。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曾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但是，在这里我依然要把它呈现给读者。摆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部庞杂的文集，而是一本书，一本有着明确目标和审慎计划的书。我力图采取一种普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英国诗歌中的名篇佳作，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加以排列，所涉及的诗歌从伊丽莎白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方法，这种审视是否能够揭示出“诗歌拥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性”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需要读者来作出评判。在最后一章，我试图对诗歌的结构特性及其典型结构予以概括和总结。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作些交代，因为这里所展示的具体例证构成了最后一章所概括的内容的基础。如果这一过程确实是增强说服力的一种策略，那么我要指出它同时也是一种检验的途径，是对最后一章所作概括的某种检验。我甚至期望，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对诗歌结构本身的解释遭到拒斥，书中的一些例子还可以作为与所涉及诗歌相关的独立材料而幸免于难。不管怎样，这些解读都展示了一种为贴近诗歌特定文本而进行的可靠尝试。 然而，即使前面的具体例子会起到一些缓解作用，但是对于一部分读者来说，最后一章似乎仍然抽象到了令人不快的地步。对此我深感歉疚。诗歌是一种“自然的”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不应该让人感到费解，对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但是，我还要指出，恰恰是人类最基本的关注点这一问题——和语言那些必不可少的术语一样——却是最难界定的。在某些层面上，对诗歌作品的常识性看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一旦涉及要探究诗歌的本质，这些看法就毫无裨益——它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要比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不过，我决定把这些技术性更强的部分放到附录中来加以探讨，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也希望这样能尽可能地减少对本书正文部分的影响。 在对本书计划的反对意见中，更难应对的大概是指责我对所探讨的诗歌作品的历史背景考虑不够。这本书本身将对这种质疑提供充分的回答，但是我想在这里预先消除人们的某些误解。如果后面的章节对文学史强调不够，那也绝不是因为我低估了其重要性，抑或我根本没有予以考虑。相反，当我们把诗歌放在其文化基质（matrix）中进行考查时，我对于由此产生的后遗影响（residuum）——如果真有这种影响的话——深感焦虑。 我们时代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在阅读诗歌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必须从历史的语境出发，而且这种阅读方法传承已久，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把它当成了惟一可行的阅读方法。我们会倾向于每一首诗都是其时代的表述，我们对诗歌的探究要符合其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其时代的准则对诗歌作出判断。我们会认为，任何一种从永恒的角度（subspecieaeternitatis）审视诗歌的尝试都将导致错误的观念（illusion）。 也许必须如此。但是，如果诗歌要在任何富于意义的层面上作为诗歌而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这样的尝试。否则过去的诗歌将仅仅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而现在的诗歌也只能仅仅作为政治、宗教或者道德的工具而存在。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文学讲授的典型实践，考察一下某些颇受欢迎的批评家——尤其是战时批评家——的行为，我们就会为上述论断的真实性找到大量的论据。 整个问题肯定与被大肆宣扬的人文学科的衰微（demiseoftheHumanities）有关。本书并不宣称要对飞速发展的文学作出任何特殊贡献，文学不仅需要人文学科的复兴，并且指出了如何才能实现人文学科的复兴。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批评家是否能够作出标准化的判断，在于与此相关的问题：诗歌能否超越表达其时代特殊价值观的局限，进而表现出更加普遍的东西。 显然，本书中所涉及的诗人们认为，他们能够超越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正如其中一位诗人写道： 或者有谁能阻止（时间）对美的摧残? 哦，没有人拥有这样的力量， 除非我的笔可以创造奇迹， 我那用墨水写就的爱依然会色彩斑斓。 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任何一种奇迹的时代，包括诗人所说的那种奇迹。实证主义者倾向于把这种奇迹解释为一种普通的简约过程，而这一过程几乎要把“诗歌”简化成墨迹。但是，正如一位语言学者在一本近著中所写的，“交流的奇迹”依旧存在。我们最好不要对此视而不见，或者试图把它“简约”到几近歪曲的程度。我们最好以这种奇迹为出发点，通过对诗作为诗所传达的信息作出尽可能贴切的考察，来完成我们要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