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诗评选摘（3） 　　

《狂歌集》是一部很具个性的诗集。正因如此，一些评论家将它与《二十首情诗》相提并论。其他人则倾向于在《大地上的居所》的语境中思考它，而没有一个特定的局限。实际上，这本书不适于这种人为的分类，因为它显然包含了一切事物的碎片：颂歌的机缘巧合，史诗的断续展开，甚至绝好的政治手段。问题是，全部戏码（尽管显而易见是聂鲁达式的）完全是重新加工过的，一切处理都显得有点玩世不恭。 《狂歌集》因为对被称为"反诗歌"的事物的基调和形式所进行的成功修改而显得重要，却并不是因为对过去政治化或个性化所进行的修正。在聂鲁达这部作品中，对帕拉的《诗与反诗》（1954）中的许多技巧和步骤的运用开创了他个人诗歌创作的全新时代，并促进了大众对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表达的接受。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对话式的文学性论述，比之基本的颂诗更像拉家常而少见推理。程度和步骤的不同反映出作者对他作品功能的态度的转变。在《元素的颂歌》中，聂鲁达满怀信心地假设了哲学家的角色及这一角色的公共职责；在《狂歌集》中，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把自己看作一个诗人和一个男人，并像对饭后聚在一起进行趣味聊天的朋友那样对读者开诚布公。这一假设使得我们不仅分享了他的忧虑，也分享了他滑稽的幽默感。因此，这位诗人，更确切地说，是反诗人，通过幽默，把诗歌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并将自己作为作者的神圣角色彻底粉碎了。 …… 《狂歌集》标志着聂鲁达生活和艺术的高峰。借助这本书，他将写作从他自己的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同时，他还试图将他的人格从社会、政治、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反诗歌中的对话式措辞和对反诗歌的自由态度使他在各个方面成绩斐然。（pp179-199） --雷内·德·高斯达（René de Costa），《聂鲁达诗学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 9. 《二十首情诗和一只绝望的歌》是一本有着双重特性的作品。它是一部生机勃勃的情爱诗的杰作，令人眩晕，它也是一部源于绝望，又终于绝望的作品。对女人和性欲的颂扬，对暗淡的色彩和从城市中看到的自然迷宫的敬畏。虽然写尽了悲痛和孤寂，但聂鲁达还是宣称："我之所以爱这本书，是因为它强烈的忧郁，生存在世的乐趣就是将它留在记忆中。像他的情诗一样，聂鲁达描写自然的诗歌也贯穿了他的整个诗人生涯。 …… 在他的很多自然占据主要位置的书中，聂鲁达凭借直觉感受到自然是如此的广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视角可以完整地看到它。因此，诗人在向自然贴近的这些年里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这并不令人惊奇。 在《颂歌》和《智利的石头》中，它们公开的观点还是没变，或者在《鸟的艺术》、《沙之屋》、《天石》中，我们发现诗人很孤独，一个人寂寞的思索着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书也为第六个阶段奠定了基础，这些都体现在聂鲁达六十年代的一些诗歌中，并且在他身后出版的著作中的到了充分发展。诗人渴望安静和孤独，他隐退在自然里，渴望自然世界的声音和气味环绕着他，让他不被打搅。在自然中，聂鲁达想要寻找到永恒，而在俗世生活中这是无法做到的。在历史的描述中，这些毫无疑问的带给了《漫歌》中未开发的美洲大陆和《智利的石头》里的岩石。 …… 随着他死亡的临近，聂鲁达对于自然的感情和这种感情的持续反映了一种成长。他越来越认识到自然就是一种生活的力量，它征服了那些无力的短暂易逝的人类存在。在他身后出版的著作中，诗人在孤寂中寻找着，触摸着这种力量。人的生命飞逝，自然才是源头，对于人来说它是"之前"和"以后"，是保持不变的持久元素。对于诗人和他的诗歌，自然是永恒的回归的关键。 --马努埃尔·杜兰（Manuel Durán）、马吉利·萨非尔（Margery Safir），《大地的声音：聂鲁达的诗歌研究》，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pp33-73。 10. 聂鲁达在英语国家中扬名是从他第一本诗歌集《晚霞》（1923）在智利刚刚出版后两年开始的。这似乎是最早的评论："巴勃罗o聂鲁达，他那幅清楚明白的被青春的欲望所折磨的肖像。"这条评论出现在1925年《诗歌》（芝加哥）的七月号。这是由诗歌翻译家穆纳·李编辑的一期特殊的拉美专版。虽然它只是对一本智利当代的诗集作出了简短的评论，而且可以推测写这篇评论时穆纳·李使用了笔名"巴勃罗·马托斯"，但是他历史性的第一次在英语国家中提到聂鲁达，这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