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聂鲁达的诗歌漫谈（2） 　　

读完《大地上的居所》，读者得到的明显印像是聂鲁达对他的基本主题即大自然和爱情所持的病态的谴责态度，并为此感到惊讶和怀疑．对诗人来说，爱情就是"婚礼的水"，"婚礼的物质"，"我的腿的仪式"，"单匹马"，"鳏夫的探戈舞"……海洋变成了聂鲁达理论上的混乱状态的象征：在海洋上，他看到了一种由不规则的有机物质，浮动的破碎山脉、永远阻碍不固定的物质平衡的压力和水流构成的、模糊的、不稳定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各方面跳动着的爱情力量在聂鲁达所列数的物质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现像：这些物质变成了具有下意识的活的机体。这种下意识是人类通过几个世纪的亲自使用而赋予它们的。聂鲁达给他的人物的生命是一种处于崩溃状态的强有力的物质生命．例如《货船上的幽灵》和《四处游荡》两首诗就是如此。前者描写一艘沉没在大洋深处的船：船上唯一的乘客是一具绿色的、肥胖而透明的尸体。尸体在甲板上和船舱里任意游动。在这个海底世界里，这首描写海洋的诗的-切平常细节都古怪地发着回响，嘈杂声淹没在海水里，物体分散开来，在船内、在一动不动放在原处的灰色货包之筒自由地漂动；这个海底世界是聂鲁达在现代文明中看到的崩溃过程的象征。他把它作为感受到的总印像来描写，而决不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的一部分来描写。 一般说来，他的象征是不难辨认的。但是如果严格考虑这些象征在诗歌词汇表内的双重含义，就会出现许多矛盾的解释。为了深入了解聂鲁达诗歌最深刻的部分，亚马多·阿隆索选择了语言的方法。但是他用象征语言做出的解释不总是可信的，而且常常是武断的。这位语言批评家几乎完全忘记了《大地上的居所》的社会意义。因为在描述那种巨大的混乱状态时，聂鲁达前无古人地表达了拉丁美洲人心理上的痛苦、恐惧和迷信、宗教教育和印第安祖先被破坏的传统留给他们的错误意识、在自己不理解因而也不尊重的陌生文明中感到的孤独、作为失败者的痛苦良心、在大自然面前的恐怖心情，大自然通过热带丛林、海洋和山脉对他们的压迫，以及由于剥削、贫困和疾病而产生的悲观情绪。 在《大地上的居所》头两卷中已经看到的这种社会因素解释了许多评论家认为在该作品第三卷中发生的突然变化的原因。这种基本属于政治诗的表现形式发生的变化，虽然在形象与比喻的结构上是超现实主义的，但这是同聂鲁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实相一致的。为了让读者们理解，他竭力运用传统手法，如韵律他以现实主义精神对待他的题材。"他的生活和艺术的全部观点遵循着唯物主义方向，这个方向结束了他过去心理上的痛苦。愤怒取代了悲哀，混乱的描述让位给了一系列无穷尽的独立的形容词。他为西班牙古典诗歌所吸引，并且接受了克维多的讽刺诗风格。他对《梦》的作者的敬佩在他的《对克维多的心脏旅行记》（1947）一文中留下了印记。 成为一名政治诗人后，聂鲁达碰到了一个严峻的选择；如何完成他作为一个战士的使命．这种使命要求他用通俗的风格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创作，同时又要保持其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难以理解的美感；或者使他的诗歌摆脱一切颓废派影响，或者抛弃他的革命使命。当然，他不能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在《漫歌》（1950）中，他无情地批判了自己年轻时代的诗作即《西班牙在我心中》以前的全部作品，并宣布了他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他可能是一位人民的、清醒的、乐观主义的、有力量表现未来世界的诗人，但是从聂鲁达的诗歌最纯净和最深刻的部分看，他仍然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所以在群众面前，他是神秘莫测的。怀疑他的忠诚态度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他的政治宣言会由于它借以表现的复杂文艺形式而落空，也是错误的。广大读者也许会紧紧地追随他，而且会五体投地地佩服他，努力地理解他；批评界却会在《漫歌》的隐喻巨流面前保持惊人的沉默。但是诗集头一版售完了，又出了第二版。与此同时，聂鲁达也在一面加倍努力使他的诗歌通俗化，一面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 聂鲁达明显地脱离了当代西班牙诗人的道路。当希门内斯、纪廉、阿尔贝蒂、阿雷克桑德雷等诗人坚持努力使他们的诗歌摆脱一切外表的装饰以赢得抒情的精华时，聂鲁达则在空前地关心诗歌的朴实性，全力扑向后来给他的美洲风格留下烙印的巴罗克诗歌的财富。无论上述西班牙诗人还是聂鲁达本人，都在寻找现实的精华；前者在对静止形体的观赏中找到了它，后者则在人对人和人对自然的有力斗争的过程中找到了它。 《漫歌》的基调不再是《大地上的居所》表现的痛苦，也不是《西班牙在我心中》表现的愤怒，而是一种健康的抒情的赞美。他的风格似乎受到过教堂仪式的训练，他不是描写，而是赞颂。他歌颂玛丘碧丘之巅的著名诗章中，一章就有八十四个抒情形容词。这部诗集的章节已经被认为西班牙语巴罗克诗歌史上最卓越的诗篇。在这本以古典主义传统为基础的诗歌中，聂鲁达已经摆脱了脆弱的感情．他的戏剧性矛盾、他在大自然中产生的软弱孤独感、他的空虚迷惘的意识、他过去的诗歌中一切成为精华的东西，现在都沿着神秘的、读者看不见的渠道消失了。关于大自然和爱情的威严而和谐的神话在海洋、原始丛林和山脉中间产生。聂鲁达成功地使拉美大陆的物质力量人格化了。他把个人的冲突提高到社会学说的高度。对他来说，这种学说就是人类的解放。在这种饱满而快活的布道者的心情支配下，聂鲁达写了三卷《元素的颂歌》(1954，1956，1957)。 实际上，《元素的颂歌》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漫歌》的奇闻逸事消失了，但它的社会意图没有消失，具有巨大反响的抒情形容词减少了，现在把注意力放在了描绘暂时的却是强烈的基本形象上，巴罗克的唯美主义由于表面上矛盾的但是同出一辙的两种感情(轻松健康的欢乐和博学的成熟果子的忧伤)而减弱了，这两种感情束缚了聂鲁达饱满的贡戈拉主义的抒情情调。《漫歌》的强有力的激流，描写的洪水，形象和比喻的瀑布，现在遇到了堤坝。全部的抒情力量被最大限度地拦挡住之后，诗人准备通过细小的、流淌着精华的渠道让它流出来。这些渠道的纤细水流在白色光秃的巨幅书页上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