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聂鲁达的诗歌漫谈（1） 　　

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 对那些认为很难把聂鲁达的声誉同他似乎总以铿锵的歌声赞颂的革命运动分割开来的人来说，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点：仅仅把他作为政治活动家或政治诗人来认识，就等于不了解他的诗歌的最重要的方面。谁要是怀着怕受影响或厌恶党派斗争的心理接近他的作品，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只考虑周围的宣传气氛，永远也不可能理解聂鲁达艺术的真正价值：以一种达到西班牙语巴罗克诗歌顶点的风格表现拉丁美洲人民的心灵的深刻意图。 理解他的诗歌意味着一个双重性的任务：其一，必须把他的诗歌作为产生它的传统的一个因素来认识，其二，它的结构应该是不断发展的，像一个不固定的生动发展过程那样。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当聂鲁达大约在1920年开始写作时，冈萨雷斯·马丁内斯就已发出了委婉的呐喊，反对现代主义的浮夸情调："把天鹅的脖子扭转过来……"这位墨西哥诗人谈到鲁文·达里奥说马丁内斯谴责那种唯美主义的病态诗歌，即有着华丽的比喻的诗歌。这种诗歌不过是法国高蹈派古典神话的回光反照，其表面的魅力仅仅是熟练地驾驭韵律和语言的结果。这种诗歌临终之际，急需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东风，但是贡戈拉和洛佩的声音对它来讲不过是一种终赙礼而已。当读者看腻了它的虚假的珠宝、丧失了对它的兴趣、把目光转向开始传来新鲜有趣的美学的法国时，这种诗歌就断气了。法国参加了它的葬礼，但是很不情愿地铲了最后一锹土．这一点，对熟悉我们的文学史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足为奇的．跟西班牙诗歌一样；法国诗歌也是拉丁美洲诗歌传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先锋派的孕育时期，拉美的诗人和艺术家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19世纪下半期，有三位拉美诗人在法国文学界赢得特别引人注目的地位，他们是古巴诗人埃雷迪亚、乌拉圭诗人拉福格和洛特雷阿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智利诗人维森特·维多夫罗出版了三本用法文写的诗集，从而促成了创造主义运动的产生。如果说马丁内斯试图以一种直截了当表现主题的诗代替现代主义的话，那么维多夫罗则主张创造一种不受逻辑的理性框框和当前现实限制的诗歌。维多夫罗想循着贡戈拉和马里诺的足迹把拉美诗歌从感伤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叙述方法这两大桎梏下解脱出来。维多夫罗不顾现实，无视逻辑，一心要建立一种由高度智力化的形象组成的复杂结构。他那种诙谐的、冷漠的、中性的、在后期作品中显得十分阴暗的诗，给了现代主义的浮华修辞以致命的打击。但是随后它就窒息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气氛中了。 聂鲁达的身后埋葬着现代主义的灰烬，创造主义带着空虚的目光望着他。聂鲁达身穿外省人的制服，独自默默地写出一系列略带浪漫主义色彩和明显象征主义倾向的诗歌。一股既神秘又顽强的狂热使他的年轻诗作显然不同于法国的颓废派传统。他的想像力前进在一条古怪而无形的轨道上，没有一丝达里奥式的法国语风。在《黄昏》（1923）一诗中，聂鲁达描述了一个不断加剧的痛苦的故事，这种痛苦贯穿着智利外省生活的每个细节。忧伤的兵工厂职工、盲人音乐师、流动商贩、强盗、妓女和流浪汉构成了夜晚悲哀的景像。时间停滞了，或者像在梦中一样沉重而可怕地流逝．这种痛苦无所不在，场景模糊不清，但是具体．作品的激情以印像派的手法突出了某些表情和态度。读者预感到，这个青春绝望的世界立刻就要崩溃了。《热情的投石手》(1923)已经暗示聂鲁达的诗在从描写奇闻轶事的感伤主义向描写抽像的痛苦方面变化。这仿佛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的征兆。强烈的肉欲主义充满了他对人和大自然的想像；他满足于对两性的详细表现，这种表现谨慎、自然而生动。他以类似惠特曼的诗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的风格描写人的肉体。但是当惠特曼用宣传家的眼光观察裸体的时候，聂鲁达就不仅是仔细观察，而且是走近去触摸它了。 1924年聂鲁达发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这是一本简单、匀称、艳情、忧郁适度的诗集。当时聂鲁达受到他的老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萨巴特·埃尔卡斯蒂的短暂但深刻的影响。同样他也受到惠特曼的影响。《伟人的尝试》(1926)就反映了他们的某些影响，虽然这部作品尽可被看作是他的诗从象征主义向超现实主义的过渡。具体的现实以不连贯的象征构成的波浪拍击着他的心灵。这些形象还不是生动的，既不是肉体的也不是心理的表现，同样也不包含某种明确的政治或哲学的态度。它们是感情压迫的产物，其根源似乎可在诗人年轻时代亲身经历的实际事物中找到。聂鲁达已经接近了这一系列实际存在的、将在《大地上的居所》中达到理想结构的形象。在《指环》(1929)一诗中，诗人不是在描述，而是在用浓重的色彩描绘智利南方的景像，然而其中却出现了奇特的、纯净得惊人的形象，例如托马斯·拉戈就是使人想到毕加索的《蓝色时代》中某些模特儿的沉静形象。在用马蒂塞的绘画风格使内部和外部大胆混杂和对普通事物的构思中，聂鲁达描绘了活动着的半棵人体。诗人的艺术倾向主要是立体派的；人的轮廓被巧妙地改变了模样。当人物投射在多重画面上时，它们就往往丧失某些同原来的形象相似的地方。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缺乏逻辑的迷惑人的效果。 当《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1932）问世时，聂鲁达已经经受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诗歌表现的特点。初看起来，诗人现在似乎在历数现代文明的败落，在破坏高蹈派和象征派诗人借以建造诗韵和格律的精美建筑物的世界。这种由于聂鲁达的诗歌语言包含具有种种破坏意义的词汇而把他看作颓废的代表的想法欺骗了无效评论家。聂鲁达诗歌的著名解释者阿马多·阿隆索匆忙下结论说，聂鲁达笔下的混乱状态是彻底的，他对世界末日的启示录式的描述是他的唯一宣言。今天，在了解了继《大地上的居所》后聂鲁达的诗作之后，我们才知道他的超现实主义的混乱状态是作为一种破坏过程提到读者面前的。在这个过程中，激荡着推动新世界产生的力量。《大地上的居所》中对混乱状态的描述，不过是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危机的先兆而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