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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 说实话我认为尽管有奥萨斯出色的导演和奥尔特加的音乐，这个剧本依然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夸张做作，充斥着空洞的教条。不过看来观众和我想的不一样。闭幕时掌声雷动，演员一次又一次出来谢幕。奥萨斯和奥尔特加赢得观众的热烈喝彩。情绪最激动的似乎是那些部长们，像加夫列拉·巴尔德斯和马克西姆·帕切科。奥萨斯请求大家安静下来，告诉观众本剧的作者就在楼上包厢的最后一排。聂鲁达在一片欢呼声中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丢下我，这一晚上我再也没见着他。他登上舞台，接受人们献给他的鲜花、亲吻和拥抱。掌声经久不息。首演就好像一位天才的歌唱家主演的歌剧那样获得巨大成功，以后的演出也同样盛况空前。 我后来在其他国家看过大约八个剧团演的《穆里埃塔》，我认为没有哪个超过伊杜奇剧团的水平。 聂鲁达从不间断读书，文学修养极高。晚上他躺在床上看，白天在书房里接着看。要是碰上一本让他着迷的书，他甚至会中断两三个小时的日常系统写作。另外，他对造型艺术、电影、人类学、鸟类学、历史都很感兴趣。相反，他的音乐素养糟透了。奇怪的是他对音乐毫无兴致，唱片少得可怜，从未见他听过什么交响乐或流行歌曲。他是阿卡里奥·科塔波斯、阿曼多·卡瓦哈尔和他夫人、歌唱家布兰卡·哈乌塞尔的好朋友，但他们没能使诗人对某个作曲家或音乐流派产生太大兴趣。有时他去听卡瓦哈尔指挥的交响乐音乐会，但这不过是出于对朋友的尊重。他讨厌歌剧，我想只有在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才会迫不得已去听一场为他准备的抒情歌剧演出。有时他热情地评论一番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但谈的却是人物的服装和角色的俄罗斯性格。他喜欢维森特·比昂齐为《漫歌》中他献给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奥希金斯和卡雷拉的诗所谱曲改编的民谣和歌曲，这些曲子非常通俗，带有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有人说比昂齐的作品不是什么高档货，和流行的博莱罗舞曲水平差不多。聂鲁达听到这种话时，就好像被人揭了短，回答说："我很喜欢这些歌曲，我想老百姓也爱听，我们的欣赏水平不高。" 他欣赏电影的口味也不高，崇拜坎廷弗拉斯，只要一在报上看到这个墨西哥小丑的电影广告，就一定要去看。 我记得聂鲁达有一天午睡比平时短，起来后要我们陪他到周围散散步。我们顺山坡一直爬到七月十号大街，向右拐，我们突然发现已到了葡萄牙电影院门口。那天正放坎廷弗拉斯主演的《大使先生》。诗人便邀请我们看这部电影，他承认散步不过是为来电影院找的借口，因为他不能错过坎廷弗拉斯的新片子。可我觉得坎廷弗拉斯演的东西很俗气，千篇一律，虽然滑稽可笑，但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说些尽人皆知的事，没有多大意思。从电影院出来，聂鲁达显得十分兴奋，还在不停地笑，其实这类故事情节在这位喜剧演员大同小异的电影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聂鲁达担任驻法大使时，曾与法国在巴黎俱乐部重新协商智利的债务问题。1972年10月，他终于辞职回国。当时执政的智利人民联盟正面临着政局动荡不安的巨大压力。回国时他已身患重病，脸色青白，面容憔悴，而且几乎走不动路。诗人希望马上去黑岛隐居，写几本书作为1974年他七十岁生日的礼物。但他还得出席在国家体育场为诗人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并站在敞篷车上绕场一周。当时的共和国副总统卡洛斯·普拉兹·冈萨雷斯将军主持了欢迎聚会，他于1974年9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皮诺切特手下的人暗杀。 从这以后，其他国家的记者、学者和诗人的崇拜者已无法再见到聂鲁达。他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那副虚弱不堪的惨样，不准别人拍照或者谈论他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我也不想去打扰他，直到1973年3月电台传来毕加索逝世的消息。一天，玛蒂尔德给报社打来电话，通知我："巴勃罗想叫你去看看他，谈谈他有关毕加索的回忆。但要求只你一人来，不带摄影师。" 聂鲁达当时不住在黑岛，而在一家名叫"海边葡萄园"的饭店里，饭店离他接受钴治疗的医院很近。我见到他时，他正躺在床上，精神不错。由于服用肾上腺皮质素，他的体形发福得厉害，但仍然幽默乐观，极富感染力。 "你先跟我讲讲国内发生的事。我看电视上的新闻，看报，听广播，可我不相信官方的任何消息。你比我灵通得多，把你知道的事都说给我听听。"于是我们俩一问一答，聊了很长时间，直到玛蒂尔德打断我们的谈话。 "亲爱的巴勃罗，您叫路易斯·阿尔维托来是为了谈毕加索，我不喜欢您过分操心外头的事。您别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聂鲁达便开始谈起毕加索，这次我才详详细细地做了记录。回忆涉及毕加索的各个方面。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画家刚步入画坛时，曾与一位智利女士有过一段罗曼史；他多次和聂鲁达探讨艺术、文学，邀请诗人参观他的工作室；他性格古怪，交友很广。这些回忆材料全发表在《世纪日报》的周刊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聂鲁达是1973年8月，他当时已生命垂危。报社正进行重大印刷改革，我负责编辑的周刊开始采用从东德进口的彩色胶印系统。那阵子刚好是著名学者、杰出的生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亚历杭德罗·利帕斯楚斯九十岁大寿。他是聂鲁达的朋友，诗人有一次称他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人物"。我们报纸的整个版面都用来发有关亚历杭德罗的个人生活、科研工作和思想观点的文章。我厚着脸皮请聂鲁达写点东西，或至少在电话里说几句。他让我去黑岛看他，希望这一整天我都能和他在一起。 正值严冬，天气阴沉，气温很低。我去时，他坐在书房里，面对着漂亮的壁炉，以往我们见面时的开朗神情不见了，说话也很忧郁。他谈到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认为这是西班牙语诗歌有史以来写得最深沉、最令人心碎的一首。我试图给他讲些圣地亚哥平民百姓的笑话趣闻，这类故事过去常常把诗人逗得乐不可支。可这回我失败了。只是当我提到第二年他的七十岁生日时，聂鲁达才开始有点精神。他说虽然不想为自己的生日祝寿，但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邀请文坛名人、政治家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来圣地亚哥，他们可以成为人民联盟的保卫者。诗人立刻布置我几项任务：草拟一份邀请书，与鲍罗迪亚及作家协会商量有关事宜。 最后当我提醒他我这次来访的目的时，他叫我坐到一架打字机前，不假思索、毫不费力地口述了一篇关于利帕斯楚斯博士的漂亮文章，文采极佳。这篇地道的聂鲁达风格的散文我整整打了三页。随后他要过我打的东西，用绿墨水的钢笔在上面修改了几处文字。日落时我才离开黑岛。玛蒂尔德告诉我巴勃罗的病情继续恶化，但嘱咐我什么也别说。 《世纪日报》刊登了聂鲁达在世时最后一篇文章。利帕斯楚斯博士读后无比激动，打电话给我表示衷心感谢。 这是我和聂鲁达的最后一面。接着我出席了他的葬礼，在墓地门口大家齐唱《国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