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我十二次采访聂鲁达（5） 　　

诗人为人慷慨大方，有时十分令人感动，可又小心眼，爱记仇，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品行在诗人身上表现得非常不一般。在这方面我举两个例子。一次他问我在《世纪日报》当记者挣多少钱，我告诉他自己薪水微薄，而且发薪也不准时。他听完没多说什么。但当我回到家时，发现大衣口袋里有足以支付两个月工资的钱。我以为是玛蒂尔德把钱塞错了地方。第二天打电话给奥梅罗·阿尔塞，秘书回答说是他按照诗人的吩咐把钱放到我大衣里的，而且保证不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忘掉它。 聂鲁达性格的另一面我是在他接受莫斯科消息社采访之后认识到的。我交给诗人一份问题表。后来他把问题表连同他的回答还给我，但上面没有他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造型艺术的观点。我发了这份采访录，登在世界各大报纸上。不久我在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遇见聂鲁达，他离开人群，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恼怒地说："你竟然敢审查我的谈话，这我绝对不能容忍，你再也不要来见我了。我还要提醒你，有个年轻女记者在一份杂志上干过同样的蠢事，因为我的抗议，她马上就被解雇了。" 我口气粗暴地回答他："我不会祝贺你的壮举，因为那份工作肯定是那位姑娘唯一的谋生饭碗。你也可以打电话命令报社开除我。" 我干巴巴地朝他说了声"再见"旋即离开大厅，把他丢在那，任凭他喊我也没回头。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他的秘书奥梅罗·阿尔塞跟我解释了事情的缘由。聂鲁达向奥梅罗口述回答我问题表上的提问，当谈到他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他表示这不能成为革命创作者的教条；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世界错综复杂；在创作时，不妨采用幻想梦境、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和语言。 奥梅罗觉得这个观点对一个苏联新闻社来说恐怕过于偏激，于是干脆把这一条从交给我的那份稿子上删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了解了真实情况。1969年他被提名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聂鲁达参加完竞选仪式后，他主动与我讲和："奥梅罗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是吧，路易斯·阿尔维托？" 1967年委内瑞拉一位记者打电话到《世纪日报》编辑部找我，想让我帮忙采访一下聂鲁达。诗人说："我这阵子操心的事太多，精神很紧张，你最好能来'拉恰斯戈纳'陪陪我。"我却坚持要他接见那位委内瑞拉记者，他只好让步："午睡后下午五点你们来吧。" 接见客人时诗人显得心不在焉。算起来，记者倒比主人讲得多。突然聂鲁达冒出一句话："今天晚上首次上演我的第一部话剧《华金·穆里埃塔的荣耀和死难》，我担心会演砸。糟糕的是我还得出席首演式。" 玛蒂尔德当时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处理和洛萨达生意上的事，聂鲁达身边没有人，他便求我陪他去剧院，在他困难的时刻助一臂之力。那位委内瑞拉记者乘机自告奋勇给诗人和他的别墅拍照。聂鲁达由于紧张，显得异常脆弱和听话。 "我不会写剧本，也不懂舞台技巧。是奥萨斯说服我把那首关于华金·穆里埃塔的诗改编成话剧。我不是毕加索，他什么都行，也写出一个怪诞的无法演出的剧本。听说奥萨斯排演得不错，可我不知道观众是否会在第一幕演完之后就纷纷退场。" 吃完晚饭我陪聂鲁达去安东尼奥·巴拉斯剧院。他说最好早点去，免得别人看见他。当我们到达剧场时--晚上八点--，正在进行开演前的最后一次排练。 "最好不要声张。"聂鲁达对殷勤地出来迎接我们的奥萨斯说。他希望坐在楼上包厢的最好一排观看演出，而且只能在灯光熄灭后才上楼。我们这会儿先在一间房门紧闭的办公室里等着。诗人的一些朋友来给他鼓劲。罗伯特·帕拉塔和玛丽亚·马卢恩达一个劲劝他不用担心，他们保证演出会获得成功。还有一些政府部长将出席首演式，甚至弗雷依总统本人也可能来。 "那太兴师动众了，"诗人说，"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便认为演得不好，也会鼓掌的。不该邀请这么重要的人物。" 聂鲁达向我打听伊杜奇剧团的其他演出剧目，问我对佩德罗·奥萨斯的才能有何评价。 "他是个了不起的导演，"我回答道，"他导演任何一个剧本都能创造奇迹。" "你明白吗？我的剧本要能被观众接受那才是怪事呢。我不该碰话剧，太难写。" 诗人的确不是杞人忧天，他的剧本没有戏剧情节，仅仅是一系列史诗性的人物素描。正面人物完美无缺，反面人物一无是处。奥萨斯以塞尔希奥·奥尔特加的音乐和插曲为基调，成功地将它搬上舞台，创造了奇迹。伊杜奇剧团的优秀演员，如玛丽亚·卡内帕、马尔奥·洛尔卡、埃克托尔·马格里奥等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使出浑身解数尽力把性格模糊的角色表现得形象生动些。幕间休息时，聂鲁达又回到关着门的办公室，急不可待地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