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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智利人都知道诗人巴勃罗·德·罗卡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聂鲁达发动的那场不间断的围攻。我们不了解事情的起因。似乎开始他们还是朋友，可后来巴勃罗便无法忍受聂鲁达取得的巨大成功。现在岁月已经流逝，我们可以替罗卡主持公道了。他是位伟大的诗人，语言大师。他创作的《智利饮食颂歌》是智利最杰出的抒情诗之一；他的《拉伊蒙多·贡特雷拉斯的文稿》、《呻吟》、《冬之钢》等皆为传世佳作。罗卡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他和共产党人的唯一冲突是聂鲁达，曾写过最可怕的文章甚至一本名为《聂鲁达和我》的书攻击谩骂聂鲁达。罗卡拥有一批盲目追随者和诗歌崇拜者，其中一些人对两位诗人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他们不可能同时属于罗卡派和聂鲁达派。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这场混战的某一派里失宠。聂鲁达在通常情况下保持冷静沉着，但也不时以高雅的方式回敬他对手几记耳光，这又让他的对手抓到新的话题，编写新的宣传册子甚至匿名文章在公共场合抛售。 有两年时间我曾担任一家名为《前厅》的文学杂志社社长，它是由我从事记者职业时结交的一些文化艺术家的保护人以私人形式赞助的。智利的文学刊物发行很频繁，但由于出版商的破产，杂志发行很少超过五六期，而我们《前厅》杂志创造了一个小小的记录：两年里竟出版了十期。那时，聂鲁达的终生好友鲁文·阿索卡尔病逝，诗人为他写了一首优美的挽歌《献给鲁文·阿索卡尔爱琴海的花冠》，并在出席鲁文的墓地葬礼时朗诵了这首诗。诗里有一节说鲁文是牺牡品，"一个穿黑衣的偷鸡者"把他抛弃在外省的一家旅馆里作人质，因为他们付不起房费。事实上真有此事：一次，罗卡和鲁文·阿索卡尔去南方一些城市举办巡回文学讲座，花销太大，无力支付。罗卡一走了之，而阿索卡尔却被迫留在旅馆里当一星期的侍者，以此付清账单。聂鲁达慷慨地把这首诗的专利权交给我，在我的杂志上首次发表。结果那期杂志一抢而光。不久一位朋友手里晃着一本小册子来《前厅》编辑部，小册子的标题是《讨伐卡西亚诺·巴苏阿尔托的十四行诗》，内容猛烈抨击聂鲁达和我的杂志：开头是用印刷体字母写的一些恶毒得无以复加的形容词，接下去是一连串对聂鲁达和他的那些胡说八道的朋友的指控。至于我，小册子说我是"曼西利亚式的假革命者"，我、聂鲁达以及其他受到攻击的朋友都被认为不配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直到巴勃罗·德·罗卡悲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才停息。他在遭受一系列家庭不幸之后自杀身亡。 聂鲁达向来对诺贝尔文学奖很关心，尽管这一点他即使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愿表露。他的名字每年都出现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提名单上。专家们总是说现在该轮到聂鲁达了。许多次我们都准备好了他的生平简历表。有两回我们一帮朋友去他在圣地亚哥的住地，焦急等候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喜讯。玛蒂尔德为了缓和一下家里的紧张气氛，特地准备了鸡尾酒和夹肉面包。结果一次获奖的是萨特，另一次是希腊诗人塞菲里阿底斯。聂鲁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伤心，仅仅说： "你们看到了吧？他们永远不会给我授奖。" 仇视聂鲁达的人为了不让他有补偿的机会，四处煽风点火。一名乌拉圭批评家里卡多·巾白塞伊罗卑鄙地造谣中伤聂鲁达，说他和大卫·阿尔瓦罗·西盖罗斯在墨西哥时策划了暗杀托洛茨基的阴谋。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可是谣言很快在右翼报纸上流传开，用大写字体登在圣地亚哥的《商报》上。诗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对此诬陷予以反驳。于是我在《世纪日报》上发了一篇长文，证明这纯粹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因为那时聂鲁达根本不在墨西哥。当1971年聂鲁达终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当时在巴黎担任智利驻法国大使--，我想他本人已对是否获奖不太感兴趣了。他说："我没有期待获奖。现在我觉得与其把诺贝尔奖授给我，不如授予我的祖国更合适。" 作为聂鲁达生活圈子里的人，有诸多不便之处。任何一位逐渐熟悉了解他的人，都会发现诗人永远是个有点任性的孩子，甚至可能会发觉他很害羞。在公共场合聂鲁达始终保持一副严肃、若有所思的菩萨神态，因为他的确不知所措。而当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精神放松时，--他的饭桌边历来宾客满座--他变得非常健谈，说话滔滔不绝，幽默诙谐，还爱给客人们讲世界各地的历史典故、趣闻逸事。他嗜好搜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海里的贝壳、衣服箱子、钥匙、瓶子、造型奇特的大花瓶、附有迷人插图的旧书。在他的珍贵藏书中有兰波和他妹妹伊洛贝尔的亲笔信--兰波是聂鲁达最崇拜的诗人；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书的首版本。诗人非常喜欢漂亮的版本，他选用毕加索、费尔南·莱热，万徒勒里、西盖罗斯、迭戈·里维拉等大画家新颖别致的绘画亲自装帧设计了一些版本。有一回他跟我聊天，说想办个黑岛出版社，专门为藏书家们出版印数不多、装帧独特的珍本。我们将首先出版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的情书集。聂鲁达为此书做序，我则负责其他一切事务。我们手头一文不名，什么都没有。我必须设法让某个出版商对我们的设计感兴趣，并弄到奥希金斯的情书。这些信据说在一个说谎成性的人手里，实际上这家伙根本没有苦行僧奥希金斯的求爱信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既不善于组织，也不会理财，而且对寻找这些难查的材料劲头不大--他们把黑岛出版社的事委托给了一个最不称职的人。我办了一些手续，但很快就厌倦了，自以为诗人外出旅行几次，再加上他的坏记性，这计划肯定就会泡汤。可事情不像我希望的那样。聂鲁达每星期给我打两三次电话，指导一些具体问题，压根没想到我还一事无成。我设想过好多次该如何向诗人坦白：办黑岛出版社我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我始终缺乏勇气以实相告。后来诗人和玛蒂尔德外出美美地旅行了四个月，这下解了我的围。聂鲁达旅行回来后，打电话叫我去例行采访一下他，并交给我另一项任务：向智利大学的展览馆和活动中心申请举办诗人的朋友、雕刻家兼艺术家玛丽亚·玛尔德内尔的石雕作品展。我二话没说立即答应办这件事，此举皆大欢喜：聂鲁达，他的要求得到满足；玛丽亚，可以在如此高贵的场所举办自己的作品展；我呢，从此诗人再也没有提起黑岛出版社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