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我十二次采访聂鲁达（2） 　　

1954年前后，圣地亚哥的萨尔瓦多·圣泉小学的一群校友决定重返他们深深怀念的母校，--学校靠近一个工人居住区--在那里成立一个文化中心。这一年正好为流亡归来的聂鲁达举行五十华诞的庆祝活动，世界各国名人爱伦堡、若热·亚马多、巴西建筑家奥斯卡·涅梅耶尔等纷纷飞抵智利为聂鲁达祝寿，这期间曾召开盛大集会，举办系列讲座，设宴款待成百上千的贵宾。我当时是文化中心的主席，便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邀请聂鲁达来学校和我们一同参加他五十岁生日纪念活动。大伙都认为这个主意行不通，请这样一个大诗人到圣地亚哥郊区的一所小学来简直是对他高贵地位、显赫名声的亵渎。但是我的勇气创造了奇迹。这是我头一回亲自与聂鲁达接触。我克制住自己的胆怯，乘车去他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却肯"。我到时，看见院子的栅栏敞着，里头很热闹，好像有聚会。有人打开客厅的门，但没有理睬我。我走进人群，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说说笑笑，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有些我在报纸上见过照片。我结结巴巴地对一个人说我有事要和巴勃罗·聂鲁达谈，他指着一个角落告诉我："他在那儿。"诗人果然在那里，戴一顶墨西哥式的帽子，和他不苟言笑的菩萨表情形成鲜明对比。 我向他介绍我们这个由校友组成的文化中心，邀请他到圣泉小学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他不知道学校在哪里，也不清楚文化中心的性质，不过他仍回头征求一位在场客人的意见："你认为我可以去参加这位小伙子组织的朗诵会吗？"那人回答说："不妨试试，这样会显得您比较平易近人。"于是我们商定好活动的日期、时间。我欣喜若狂，赶紧回校通报自己的收获，和伙伴们一起准备这场诗歌朗诵会。 到了盼望已久的那一天，学校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插着一面智利国旗，四周摆满金合欢花，这是一位女老师干的，我觉得太土气，便表示不满，但是要搬走这些花肯定会得罪那位女士，只好作罢。 我乘一位朋友的小车去洛斯金多斯接聂鲁达，他和那时的女友黛丽亚·德尔卡雷尔正等着我，还有他的一大帮朋友，其中有若热·亚马多和他的夫人、奥斯卡·涅梅耶尔、电影演员罗伯托·帕拉达和玛丽亚·马卢恩达、诗人胡文西奥·瓦利。坐上车后，巴勃罗和德利亚有点不安地问我："小伙子，你认为会有观众来听吗？不会有很多小孩在会场里打打闹闹吧？我倒无所谓，可是这些朋友坚持要跟我来，但愿别让他们失望。" 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甚至比他们想像得还要好。 结果真是这样。一大群观众在学校门口等候诗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当他们到达时，人们热烈鼓掌、欢呼，请求诗人签名。走进会场后，聂鲁达竟然被台上的金合欢花迷住，不禁摘下一束送给若热·亚马多和他夫人。朗诵会首先开场的是一组音乐节目，演得一塌糊涂，接着是校长讲话，最后才轮到聂鲁达上台，面对挤满礼堂的听众，朗诵他的《漫歌集》中的作品和新近发表的《黑岛纪事》，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朗诵会结束后，观众们还不让诗人走，高喊着叫聂鲁达再为他们朗读《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广场上的死难者》和《我要求寂静》，场面精彩极了。聂鲁达感到非常幸福，他激动地拥抱我。我简直成了英雄，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一眨眼将近四年过去了。我开始为《读者一览》杂志撰稿。我千方百计想干出点名堂，以便能当文化版的记者，我对此毫无把握。杂志社社长埃德西奥·阿尔瓦拉多告诉我需要采访一次聂鲁达，可是这位大诗人拒绝了，因为他怀疑编辑部里有一伙巴勃罗·德·罗卡的朋友，他是聂鲁达的死敌，两人之间的纠葛一直到死才算了结。聂鲁达不喜欢我们这家杂志社还有一个缘故。有一次他会见一位作家兼诗人，而这位冒失无礼的先生不征得聂鲁达的同意就在杂志上公开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诸如诗人的婚姻生活，他的书在书店里出售成本过高，他对黑岛上一些邻居的讽刺评论等等。 只有记者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他才接受采访：-、不是诗人，和巴勃罗·德·罗卡毫无关系；二、对他最近决定公开和新女友玛蒂尔德·乌鲁蒂亚小姐的关系不发表任何评论。这些要求我都做得到。 我动身前往他在圣克里斯多瓦尔的别墅，期望诗人能热情接待我，并回忆起在圣泉小学的那次美好活动。然而我大失所望，我见到的是一位待人冷漠、难以接近的聂鲁达。当然，他没认出我就是那次活动的组织者。诗人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我只能给您十分钟时间，我不回答有关我的婚姻生活以及书商出售我的诗集所要的价钱之类的问题。" 他对我的提问回答得很简短。十五分钟还没到，连我的一半问题都没答完，--我记得是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情况--就起身和我告辞。智利记者经常在报上编造文章，可要捏造有关聂鲁达的东西不太好办。原本打算在杂志封面为他登个专访标题，里面写两页详细的采访录，现在只好降低到一条报道这位名人的花边新闻了。 "你对巴勃罗印像如何？他怎么接待你的？"社长问我。我回答说："我讨厌他，求你今后别再派我去采访这么可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