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我十二次采访聂鲁达（1） 　　

路·阿·曼西利亚 [ 路·阿·曼西利亚是智利著名记者，他于1989年返回智利途中，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市做了一次讲座。当时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赵振江同志正在那里参加西文版《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曼西利亚便把这篇讲稿交给了他。讲稿全是第一手资料，其中许多关于聂鲁达的细节鲜为人知。] 在1958年至1973年的十五年里，我为《世纪日报》和《读者一览》杂志先后十二次采访巴勃罗·聂鲁达，我的记者生涯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我采访很少用录音机，也不做什么笔录。当我和诗人彼此熟悉之后，双方都认为最好是我去他在黑岛的住地--黑岛是智利海边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岛--两人要么关在书房里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要么到海滩上散步，要么在他家里或岛上的某个小饭馆里美餐一顿。聂鲁达有时和他的朋友呆在圣地亚哥，有时住在"拉恰斯戈纳"--这是诗人的一处别墅，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脚，一条神秘、清澈的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还不时传来附近动物园里狮子的怒吼声。我们偶尔也在瓦尔帕莱索、他的另一处别墅见面，那是一座塔楼，从塔上可以俯瞰整个港口，塔内收藏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玩意。我和诗人常常在港口依山而筑的街道上漫步，沿着石级忽上忽下，或乘坐破破烂烂、老掉了牙的缆车，慢慢悠悠地走一小段路。聂鲁达很喜欢这样的散步。 当我在这些会面之后与他告辞时，我常对他讲："巴勃罗，我不知道该在报上写点什么。" "把你想到的写出来，虚构一下。我允许你写我没有说过的东西。你了解我。"他回答说。 我下笔时当然慎重行事，不过多地虚构，但也不复述聂鲁达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观点以及可能会伤害一些民族主义作家和政治家娇嫩脸皮的心里话。雇用我的那两家报社和杂志社必须顾及当时的各派政治力量，不能借巴勃罗·聂鲁达之口使其他党派出丑，诗人当时是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有时候聂鲁达抱怨我："你来仅仅是为了榨我的油，什么时候忘掉你那份该死的差事，到黑岛来，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 有几回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聚会比采访要有意思得多。我在那里结识了诗人的一些老朋友，如音乐家阿卡雷奥·科塔波斯--他性格古怪，总是拒绝跟人握手，生怕染上细菌；作家鲁文·阿索卡尔，他常在庭院里做一种叫"古朗多"的肉菜饭招待来宾；沉默寡言的诗人胡文西奥·瓦利；女作家玛格丽塔·阿吉雷。特别是我还认识了诗人的秘书奥梅罗·阿尔塞，他誊写、甚至用自己的词句修改聂鲁达诗作的第一稿。 我们都爱回忆自己生平第一次写的或读的东西。我是何时开始拜读聂鲁达的某一行诗，某一本书的？我想大概是十四岁那年，那本书恰恰就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白色封面，蓝色标题，圣地亚哥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我端坐在第五师范学校的教室里，--学院与一家博物馆为邻，馆内珍藏着一条鲸鱼的骨架，令人难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反复朗读《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我认为没有谁比聂鲁达更好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情感，像"今晚，我能够写出最悲伤的诗句"，像"夜晚群星当空，远处星辰蓝光闪耀，"还有《永别》、《秋天的蝴蝶》等。我甚至毛遂自荐要在学校的一次联欢会上朗诵《告别》。一位女老师说那种场合不宜朗诵这类情诗，最好是读一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长诗《在国旗下面》。 以后我在《世纪日报》上读到聂鲁达的《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和《西班牙在我心中》，那时我并不清楚在斯大林格勒和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也无法完全读懂聂鲁达的诗，可是我觉得这些诗写得惊心动魄、气势磅礴。 然而，当我在一次集会上聆听自己如此崇拜的诗人发言时，我的梦幻破灭了。他给我的印像是声音古怪，说话缓慢而且带鼻音，一点口才也没有，乏味透了。 我知道聂鲁达是共产党员，可十五岁的我对各种党派丝毫不感兴趣。我常常读鲁文·达里奥、古斯塔沃·阿道夫·贝克尔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等名家的作品，这些诗歌谈的是爱情、死亡，比工人大会上讨论的话题要高雅得多。 尽管如此，我却无法忘记《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忘不了《永别》。突然间聂鲁达的名字出现在一些专爱炮制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报纸上：他受到迫害，警察四处搜捕他，他躲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我觉得这太残酷了，于是我决定也参加巴勃罗·聂鲁达的那个党。我至今不清楚是谁、以何种方式帮助我入的党。坦白的说，我加入智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之后很久才开始读《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