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聂鲁达在我们中间（3） 　　

我对巴勃罗·聂鲁达这个人了解不多，因为在我的缺点中就有不接近作家，从个人出发喜欢作品而不喜欢其人这一条。有两件事证明他对我是有感情的：他向巴黎给我寄过两本书，却没有收到过我任何东西，他给一家刊物寄过一页文章，我记不清刊物的名称了，他在文章中诚恳地希望结束我和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关于"侨居"作家和"流亡"作家的不真实的，荒唐的争论。当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午11月就任总统时，我想在圣地亚哥和我的智利兄弟们在一起，除了就职仪式，想再目睹点什么，看看在大陆南端向社会主义的首次开放。有人向我住的饭店打电话，声音像缓慢的河水一样："听说你太累了，来黑岛住几天吧，我知道你不愿意见人，所以将只有玛蒂尔德和我妹妹跟我们在一起，豪尔赫·爱德华兹开车去接你。玛塔和特雷莎来吃午饭，再没有别人了。"我当然去了，巴勃罗送我一件特穆科蓬乔，让我看了他的房子、大海和荒凉的田野。好像怕我感到厌倦似的，他让我在空荡的客厅里呆着，慢慢地，尽兴地观赏阿拉迪诺岩洞，他那有着无数奇妙的玩艺儿的"莎纳都"。他几乎立刻理解了诗歌和事物、语言和题材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关系。我想起了安娜·德·诺瓦伊，她问一位女友在散步时看见的一种花的名称，然后惊讶地说："啊，原来这就是我在诗中多次写过的花！"我感觉到这和诗人聂鲁达的距离有多大，未曾触摸的东西他绝不写，写过的东西也要体验．他生前有多少恨他的人，妒忌他的人嘲笑他那些船首饰，图片册，罗盘，瓶子里的小船儿、首版图书，邮票和洋娃娃，却不懂得那个家、聂鲁达的一切家也都是诗，是《大地上的居所》和《漫歌》的复制品和确证，证明无论什么东西，一种实物或一种花卉，不经过仔细观察和嗅闻、不赋予它并使之赢得永远活在敞开胸膛欢迎这种作为语官的化身和直接的联系的诗的人的心中的权利，是不能写入诗歌的。甚至巴勃罗·聂鲁达死在瓦砾和一群害兽中不也是最后一首战斗诗吗?我们知道，他已被癌症判了死刑，这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不等得胜的坏蛋撕碎他、抢劫他的家他就已经死去。但是命运却像他希望的那样把他描绘到最后，不管自愿还是不自愿，他已经对周围的一切置之度外，或者用那双什么也逃脱不了的鲣鸟的眼睛望着他家的废墟，他的死如今已经成为他的一首最可怕的诗，吐在刽于手的脸上的痰。就像当年的切·格瓦拉、范·特洛伊和那许多宁死不屈的人一样。我还记得今年二月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情形，当我来到黑岛时，只要看见大门关着就可以根据并非医学确信的东西明白，巴勃罗约我来是为了和我告别。我妻于早就等待为法国电台录一席同他的谈话，我们默然地望了望，录音员等在车上。玛蒂尔德和巴勃罗的妹妹把我们带进巴勃罗的卧室，他就是在那里证实了他同大洋、同他看到生活的巨大眼皮所在的波涛的对话。他神志清醒，满怀希望地(那是在人民阵线巩固其领导权的大选前夕)把他最后一本书给了我。"既然我不能去游行也不能向人民讲话，我就只能和我三天内写的诗在一起了。"标题说明了一切：《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诗句是供人们在街角上喊口号的，供人民歌手配曲的，是让工人农民在单位和家里听的。在大选的过程中，电视机一直在床头开着：他所爱不释手的侦探小说是比愈来愈需要注射的针更有效的镇静剂。我们谈到法国，谈到他在诺曼底的家中过的上一个生日。我们这些朋友来自四面八方，好使巴勃罗觉得他这位著名外交家的有规有矩的孤独有所减轻，我们在那里用纸帽子，长时间的饮酒和音乐为他送行(他明白这一点，我们知道他明白这一点)。 ， 我们还谈到萨尔瓦多·阿连德，那几天他曾来看望巴勃罗，没有事先通知，用一架巨型直升飞机在黑岛引起一片惊讶，晚上，尽管我们坚持告辞，坚持说他应该休息，巴勃罗还是要我们和他一起看一部描写吸血鬼的恐怖电视剧。他又着迷又开心，完全陶醉在对他来说比他知道的某种未来更真实的幽灵的表演中。在我两年前第一次拜访他时，他拥抱了我并说了声"再见"，这"再见"一定会在巴黎实现，现在，他注视了我们片刻；我们握着他的手。他说："还是不要告别吧，真的。"疲劳的眼睛生着远方。 是的，不应该告别，我写这些话就意味着我和他在一起，和智利在一起。我知道，有一天我们将重回黑岛去，他的人民将从那道门进去，将在每块石头，每片树叶上和每一声海鸟的叫声中看到自己所热爱的那位诗人的总是充满生命力的诗。 1973年于日内瓦 （以上为朱景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