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漫歌》,人们写了许多;但是它的更深刻的内容却被评论文章和仅仅限于诗歌表现的一切评论所疏漏。这部巨著是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怪物(有一次我曾对巴勃罗这样说,他的回答是用搁浅的鲨鱼目光看了看我,所以它是一个证明,证明拉丁美洲不但置身在欧洲的历史时间之外,而且它有充分的权利。不只于此,它还负有置身在欧洲历史时间之外的重要职责,就像何塞·莱萨马·利马的《天堂》在一块区别不多么大的土地上做的一样,《漫歌》也决定不顾一切,重新开始,即使成效甚微,它也要这么做。因为人们几乎没这么想过,问题几乎显而易见,欧洲和美洲的现代诗歌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东西;它既是语言表达领域里又是诗人个人范围里的一个省,一块领土。我的意思是说,现代诗,包括具有社会倾向的诗如阿拉贡、纳奇姆·希克梅特或尼古拉斯·纪廉们的诗--这几位诗人最先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但远远不只这么几位--,产生于某些有限的状况和意图。这一点在非介入的诗中更容易察觉。在我们的时代和以往的一切时代,非介入诗一派集中表现哀惋,色情和风俗主义内容。就是在这种诗歌--我不但不否认它的无限丰富和美丽,而且它有助于我生活--背景下,有一天《诗集总集》来到我们中间,它仿佛拉丁美洲的一种荒谬而奇异的地球成因学,我是说,它是一种包括一切分支的诗作,是一座巨大的舶来品仓库,是一座铁工厂,从拖拉机到小螺丝钉,什么都造,不同的是,聂鲁达非常讨厌语言方面预制的东西,讨厌以某种方式提供给我某种关于我们的物质土地和精神土地的知识的博物馆、美术馆、总目和卡片,把为文化甚至为自然做的一切抛在一边,他是一只不知足的眼睛,一直溯至原始的混乱状态,他是一个舔石头的舌头,一块一块地舔,为的是知道石头的结构和味道,他是一只耳朵,开始让小鸟飞进去,他是一个鼻子,陶醉地嗅沙子,硝石、工厂的烟雾的气味,为了表现神秘的天空和乡村的劳作,赫西俄德就是这么做的,卢克莱修也同样如法炮制,心灵的宇航员但丁又何尝不是如此!聂鲁达像西班牙征服时期的某些纪事文学作家,像亨博尔特,像拉普拉塔河的英国旅行奉,但是他的容忍有限,他拒绝描写现存的事物,他在每首诗里让人感到从前什么也不存在,那只鸟没有那个名字,那个村庄不存在。当我对他谈到这一点时,他缓慢地望着我,又给我倒满了杯子,这是个无庸置疑的信号:"老哥,你非常同意我的看法。" 由此我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是为我这一代拉丁美洲人写的,这一点超越了诗的创作者和读者辩证地活动在其中的常规惯例。当我想到诗时,作品这个词对我便有一种建筑物的坚固性,一种石砌建筑的重量。因为它的作用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不但在一切伟大诗歌提出的丰富的本体论的总的方面,而且在直接建立同我们美洲的物质、形式、空间和时间的联系方面,都得到了实现。如果《巴卡罗拉》的诗句不从遥远的《大地上的居所》回来,谁能到达智利海岸,眺望那永不平息的太平洋?如果感觉不到聂鲁达在关于梯级和蜂房的无止境的理论中就已提到玛丘碧丘,谁能爬上玛丘碧丘之颠呢?我大胆地说,痛苦地说:不知有多少亲爱的诗歌在那种可怕的矿物与细胞的沉淀后在我手中变得消疲了啊!我也怀着感谢的心情说,因为没有一个诗人杀死其他诗人,只是在感觉与记忆的颤抖的图书馆里以另一种方式整理他们的作品。他们是靠借贷生活和阅读的,尽管借贷是那么美好,我们像对某种外交特权和治外法权一样爱过诗歌中的语言忘忧酒,它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平民生活遭受的那般愚蠢的专制和那般野蛮的掠夺,聂鲁达不傲慢,也从来不斥责我们这种脆弱的自弃,他为我们打开了通向那种有朝一自称为诗歌自由的意识的最宽敞的大门。现在我们可以把马拉美和里尔克摆在准确的位置来读其作品了。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是拉丁美洲人,我知道,我心中最苛刻的东西知道,谁也没有在诗歌题材的那种强烈的比较中失去什么。 所以,我恳请那些最容易遗忘的人重读《漫歌》。这样,在智利、乌拉圭和玻利维亚--你自己可以补充这张长长的名单--发生的事情的光亮中(而不是黑暗中),我们时代的神志最清醒的人之一的严酷的预官和必胜的希望就会得到证明。想包括那条地平线,那只为指向许多方向而变成潮湿的刺猬的罗盘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提提聂鲁达在那本书里毫不犹豫地提及和描写的那许多独裁者、那些暴君的画像,在描写时,好像他知道,他比他的卑微人物走得还要远,他的揭露包括着一种未来,噩梦肯定再一次在未来等着他。为了做最后一次引证,我请他们也重读一下写于贡萨莱斯·魏地拉被指控为祖国的叛徒的那一首诗,并用皮诺切特--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被暗杀前一定也称他为叛徒--的名字取代他的名字,请他们重读一下聂鲁达抄写遭独裁政府拷打、凌辱和杀害的智利人的信件和证明材料的那首诗,只有瞎子和聋子才感觉不到《漫歌》的诗篇是两个月前、十五天前、昨天夜里、此时此刻写的,是一位死去的诗人写的,为我们的耻辱写的,也许也是为我们的希望写的,如果偶尔应有希望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