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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奥·科塔萨尔 我的眼睛并非生为咬啮遗忘， --《漫歌》：《背叛的沙子》 我爱你，纯洁的土地，如同 我爱那么多矛盾的事物一般： 花朵、街道，富饶，祭典。 --《漫歌》：《向着雷卡瓦伦》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离我都近在咫尺。任何人试图从作品的角度"确定他"，都会冒任何一张照片、任何一种片面的证明材料的危险：侧面的聂鲁达，社会诗人聂鲁达，通常的，几乎总是可能失败的研究。历史、考古，传记，都担负着这种可怕的使命：把蝴蝶固定在硬纸板上。为它们辩护的唯一救星来自头脑的想像区域，来自它看到那些已经变成博物馆的每个小灵柩里的骨灰的翅膀全力飞行的情景的能力。当今年二月第一次走进他在黑岛的卧室时，聂鲁达还躺在床上，大概已经最后动弹不得了。但是我知道，那天下午和那天晚上，我们曾一起在沙滩和小路上散步，比两年前走得还远。那一次他到家门口等我，想把打算捐献的那片土地指给我看，以便在他死后盖一处青年作家居所。 所以，就像和他一道散步，听他说话一样，我想在此说说我这个已经年迈的拉丁美洲人的话，因为许多次在本世纪难以想像的历史急速发展的旋涡中我痛苦地感到，对许多人来说，聂鲁达的世界形象是一副信奉摩尼教的形象，是一座已经竖立起来的雕像，新的一代总带着混杂着冷淡表情的尊重目光仰望他，好像广场上的一切铜像命中注定遭受这种命运。对这些青年，不管他们是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我想用在咖啡馆以会见老朋友时的直率口吻对他们讲述一种超越诗歌本身的爱的理由，一种比我对济慈、塞萨尔·巴列霍、或保罗·艾吕雅的诗歌的爱具有不同含义的爱的理由，对他们讲述本世纪前半叶在我们拉丁美洲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纪就是将一切吞噬和混杂在一起的过去的继续。 最初是女人，对我们来说，在3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有夏娃后有亚当。那时我们很年轻，诗歌是带着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马拉美和鲁文·达里奥、兰波和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的帝国标志到来的：诗歌是灵知、是启示，是俄底浦斯的神秘主义的开放，是对因袭的现实的蔑视，是对那么多南美抒情诗人写的疲惫而陈旧的抒情体诗采取否定态度的贵族派头。我们是年轻的美洲狮，渴望在一种深邃而神秘的生活的最深处啃啮，而不理会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声音，成了无辜的、热情的叛逆，把自己关在咖啡馆和流浪公寓的会议室里：就在这时，夏娃走进来，从在智利诞生的一本袖珍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开始，讲起了西班牙语。认识巴勃罗·聂鲁达的人不多。这位诗人突然使我们返回到美洲，使我们脱离了欧洲的情人和缪斯的模糊理论，把我们投进了一个邻近的，可触摸的女人的怀抱，教我们明白一个拉丁美洲诗人的爱可以用日常通俗的言语，用我们街头的气息，用发现美的人的简单方式来衷现并在此时此地写作，而不需要伟大的手指定日镜 和神圣的布局。 巴勃罗知道这一点，很快就知道了：我们不抵制那种使我们得到自由的入侵，那种突发性的收复。所以，当我们读《大地上的居所》时，我们已不是原来的自己，年轻的美洲狮已经：自己扑向久已被轻视的猎物了。在夏娃之后，我们看到德米欧戈走来，他决心改变我们拉丁美洲人不曾建立的圣经秩序，现在我们将参加大陆的语言创作，在美洲人的嘴里鱼将被称为鱼，事物和生灵可以根据孕育过我们大家的原始母体得到描绘，不需要像父亲一样把自己的榜样和命名法传递给我们的林耐、居维埃、洪堡和达尔文们平静地批准。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鲁文·达里奥在我的诗歌地理上急速地移位了，一夜之间变成一位像克维多、雪莱或沃尔特·惠特曼那样遥远的大诗人，在我们广大，荒凉，野蛮，我们已经使之充满必须的和有力的神话的智力土地上，《大地上的居所》像从前圣马丁进入智利去解放它，像波利瓦尔从北方扎他的鹰一样进入了阿根廷，诗歌有它的军事史，有它的征服和它的战斗，语言就是军团和弹药，对语言有感觉的一切人的生命都在记忆里保存无数伤痕。这些伤痕是发生在昨天和今天，真的和假的之间的那些深刻和难言的恩怨遗留下来的，背后议论相互性不存在是徒劳的，今天的智利还准备证明军事史不了解诗歌达到了什么程度。不管怎样，对它的最高要求来说，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在智利，正义正在把制度绑在它的眼睛上的带子摘掉，使它像看到玩耍的孩子的女人一样露出笑容。 聂鲁达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恢复元气，让我们征服那段在智力同最可爱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距离，因为他生存的理由是不停地超越。接受、领会《大地上的居所》要求我们理解不同的语言范畴。从这个角度看美洲，就像一直没有看到它似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在书店或友谊的偶然性推动下，怀着同样的惊奇心情进入了新语言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变形所呈现的新境界：塞萨尔·巴列霍的《特里尔塞》从北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了得到美洲的同样的认为，这位秘密的、颤抖的旅人带来了不同的密码。)但是巴勃罗没有给我们时间观看四周和第一次衡量诗歌的那种多重的爆炸。后来构成第三部《大地上的居所》的大量诗歌纷乱地加入了第一个伟大的宇宙起源学说，使它更加完美，更加不同一般，越来越把它带向现在和历史。当西班牙内战推动他写《西班牙在心中》时，聂鲁达走完了从舞台到演员、从土地到人类的最后一步，那么多卑鄙的误解者在拉丁美洲抛出(并使之发霉)的政治定义，具有像圆满的爱情和最后沉醉时的占有那样的必然性和坦率性，不难发觉，标志已经改变，由一个孤独而忧伤的人对大地的果实的缓慢、热烈的数说后，现在是固执地号召人们收获那些从没有受到享用或被不公正地毁坏的果实，写一种用语言和行动缓慢锻造成的战斗的诗。在被历史舍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聂鲁达的这第二次和更可怕的踢刺足以使许多面具落地，作为嘲讽的见证人，我看到聂鲁达的狂热崇拜者突然抛弃了他的诗，而那些随着权宜转动的机会主义者却赞扬一部他们显然无法懂的作品，除非对它的更明显的内容。其他人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在政治上或者受到了迫害或者没有。对这些人来说，聂鲁达的作品仍然是一种搏动，是美洲面对暂时的分化和对外国的模式愈来愈可笑的拜倒而做的发疯般的深呼吸。我知道，只是由于聂鲁达我才理解了巴列霍、帕斯，莱萨马·利马、卡德纳尔这些既彼此不同又结合在一起、既各自独立又亲如兄弟的诗人。不过，我要重复说的是，他没有给我们时间，从来也没有给我们时间；一首诗接一首诗，一本书接一本书，他那个专断的罗盘，要求修正我们的方向，他向我们提出号召，但并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丝毫没有大诗人、拉丁美洲的雨果爷爷的家长作风，他只把另一本书放在桌上，苍白的幽灵便赶快藏起来了。当《漫歌》到来的时候，创作周期进入丁它必需的最后一天，后来有许多纪念日或简单的节日相继到来，他坐下来和朋友们回忆他的生活，这样他便写了一些深受欢迎的诗，如深入人心的《狂歌集》和《黑岛纪事》中的许多诗篇，聂鲁达虽然进入耄耋之年，但仍然像调皮的小伙子一样笑嘻嘻的，他强迫自己举止庄重严肃，进行有益的散步，做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必要做的事情，为了恢复不能恢复的东西，自由的空气、在屋顶和月亮玩耍的猫，他给了制度最后一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