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晚餐 内心深处,他是个孩子。一个慷慨大方的好孩子。他是这样孩子气,以至买了很多玩具,如电动火车等,当他想得到一样东西时--例如要求其他朋友去看他--他会在电话里抽泣,好像要痛哭流涕一样,这样,朋友就会乘坐第一班飞机赶去看他。 一次,他给我在巴塞罗那的住处打电话:"你得和你妻子赶来巴黎和我一起吃晚饭。"我当即反对:"巴勃罗,你知道我去巴黎是坐火车而不是乘飞机。"于是,电话里传来了他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我便对他说:"行,我们去。"我通知我妻子说:"巴勃罗都快要哭出来了,明天我们得赶去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饭。"当我们走下飞机时,得悉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最先向记者们说的则是:"应该获奖的人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时候,我才弄懂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兴致要我们跟他一起吃晚饭! 这顿庆贺获奖的晚餐,是在他家里举行的。参加的人只有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和他妻子、豪尔赫·爱德华兹、智利画家爱得华多·玛塔、雷吉斯·德布雷、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我妻子和我。瑞典皇家学院委派向聂鲁达通知获奖的代表也在座。巴勃罗把这位代表折腾了一个晚上,要求把下一年的诺贝尔奖颁给我。那个可怜的瑞典人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是,聂鲁达先生,咱们明年瞧……"但是,那天晚上真正让巴勃罗感兴趣和让他高兴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他买的一只与真实狮子一样大小的长毛绒狮子,他兴高采烈地拿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看。在另一个房间里,还放着一匹制成标本的马,一套船形首饰--大海是他的最爱--和一套蜗牛壳。他身无分文,因为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购买古版书上了。 他是位烹饪专家 他是一位妙不可言的烹饪专家。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饭菜,不止是思考饭菜本身,而且思考吃的美学。他在诺曼底买了座房子,一条荷花盛开的小溪从庭院穿流而过。一天下午,我们正准备吃饭,但巴勃罗显得焦躁不安,他让我们挪到另一间客厅里去,别的什么也没有说。这一天,哥伦比亚诗人阿图罗·卡马乔·拉米雷斯也跟我们在一起。后来,我们知道他让人把餐桌重新布置了一番,因为他觉得原先收拾得不合适。我是个味口极好的人,那一天我吃了一生中最可口的佳肴:巴勃罗从俄罗斯带回来的灰鱼子酱和北极熊肉排…… 吃饭,睡午觉,起床,再用餐,再睡觉。对于他来说,一天就是一件分成吃饭和午睡这样几小块的东西。一次,他来巴塞罗那看我们,这是西班牙内战后他惟一一次去西班牙。我妻子梅塞德斯喜欢为孩子们收藏我的作家朋友们的题词,她就对我说要请巴勃罗签名留言。"你别耍小聪明了!"我跟她说,随后,我就藏到了洗手间里。"可不是小聪明。"梅塞德斯挺自尊地答道,接着便向睡在我们床上的聂鲁达走过去请他题词。他写道:"赠梅塞德斯,于您床上。"他看了看说:"这样写会让人生疑,"又补充了一句:"赠梅塞德斯和加博,于你们床上。"他想了一会儿,说:"说实话,现在这样更糟。"最后加了一句"致兄弟般的问候,巴勃罗。"写好后,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评论说:"这比最先写的还糟,但也只能如此了。" 哥伦比亚使他伤心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哥伦比亚使巴勃罗难过伤心。作为一种礼遇,有人提名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想以一致同意对他提名的这种方式表示对他的敬意。然而,哥伦比亚代表加夫列尔·贝坦科尔·梅希亚横插了一杠子,他以聂鲁达是共产党人为由,提出了另一名候选人。我认为贝坦科尔这样做并不是哥伦比亚政府的指示。代表们行动的一致性被打破了。那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它深深地伤了巴勃罗的心。 他病得很重。已经无法救治。我不清楚他自己是否知道他的病况,但他的朋友们都清楚。他躺在床上接待来访的客人。看到他卧在床上接待人,我就对他说:"你真正的天赋是当教皇。"巴勃罗确实有教皇的外貌。最后我们才发现,他之所以整天躺着不起,是因为没有力气自由走动。 只有两次我看到他一脸严肃 巴勃罗永远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生活中无时不露着笑意。只有两次我看他一脸严肃。第一次是在他床前用过午餐后,他把餐巾往小桌上一放,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说:"加博,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说这……"他开始谈论俄罗斯人在翻译《百年孤独》时对其中某些部分所作的假正经的删节。"令人无法理解,"他说,"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苏维埃革命进行到这样程度的时候。我要跟我俄罗斯的几位朋友说说,以后别再发生这样的事。看看能否出个新的全文版。" 第二次是我在委内瑞拉把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的奖金捐赠给"社会主义运动"。苏联人对我的做法非常恼怒,甚至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应该知道,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当他们与苏维埃联盟对抗时,也会完蛋。"巴勃罗神情严肃地说:"就我看,捐赠一事这样引人注目,它可能对世界左派力量产生的分裂和损害要远远大于对'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好处。"虽然他表示了看法,但我的印像是我陈述的理由使他相信事情的后果正好相反。他最大的担忧、他为之献身的真正事业是:无论如何都要维护左派之间的团结。 假如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 今天早晨,当我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发现对于我来说,还在得知他的病无可救治时,他已经去世了。更确切地说,从那时候起,我对这样的想法就习惯了。去年,我的好友阿尔瓦罗·塞佩达的去世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这使我明白了我还没有锻炼到能承受朋友们死亡的程度。我想,应该拿出点勇气面对这样的事,总有一天,我和任何人一样,也会以死亡的消息见诸报端的。 这一切令人悲伤。巴勃罗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最好的朋友之一,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一生的理想,他于阿连德和他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被推翻的十二天之后去世。我知道,巴勃罗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 (以上为申宝楼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