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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全部诗集中，《狂歌集》不是唱得最多，而是跳得最好的一本书。书中爱蹦跳的诗句无视荣誉、礼节、互相保护、法规和责任，以便保护谦恭的不敬。由于它的不恭，倒成了我最贴心的书。由于它的影响，成了我的诗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本。依我看，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具有真理所特有的滋味。 在《元素的颂歌》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始初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因为我把一些石头比做鸭子而愤愤然。他曾经规定，鸭子不是写诗的素材，其他小动物也不是。这种文学上的高雅要求竟达到如此轻率的地步。他们企图强制有创造力的文艺家只涉及崇高的题材。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资产阶级越来越要求诗脱离现实。直言不讳的诗人对垂死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危险的。最好诗人要像维森特·维多夫罗所说的那样自认为是个"小上帝"。这种信念或态度对统治阶级是没有妨碍的。诗人就这么忘情地保持着神圣的隔绝状态，对他们无须加以收买，也无须予以镇压。因为诗人已自我收买，将自己判给了天国。同时，地球在它的轨道上颠踬，在它的光辉里颤抖。 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7000 万文盲这块绊脚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我们应当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 书评家往往讨好封建头脑的企业家的想法。例如，1961年我的三本书问世，即《丰功伟绩的颂歌》、《智利的石头》、《典礼之歌》。我国的评论家在一整年时间内，连这几本书的书名都不提一下。 我的诗《玛丘碧丘之巅》第一次出版时，智利也没有人敢提它。诗集的出版者到智利版面最多、历史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报纸《水星报》编辑部去。他带去一则付费的广告，预告这本书即将问世。但是人家要删去我的名字，才接受这则广告。 "可聂鲁达是这本书的作者呀！"内拉抗议道。 "没关系。"他们答道。 《玛丘碧丘之巅》不得不以作者为无名氏出现在广告上。150年的历史对这家报纸有什么？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学会尊重真理，没有学会尊重事实，也没有学会尊重诗。 反对我的消极情绪，有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强烈反映，而是另有原因。我工作了40多年，荣获了几项文学奖，我的书被译成各种最令人惊奇的语言，而我没有一天不受到周围妒忌的人或轻或重的打击。我的房子就是个例子。几年前我买下坐落在黑岛上一个荒凉去处的这所房子，当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用写书的收益来改善它，提高它的舒适水平。我带来了心爱的木雕像，带来了旧船上的船头雕饰，它们长期漂泊之后在我家得到庇护和休息。 但是，有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诗人因为在世界各地出版作品所获得的成果而享有体面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是一切作家、音乐家、画家应该得到的。那些不合时代的反动文人时时刻刻要求尊敬歌德，却不让当今的诗人有生活的权利。我有小汽车这件事尤其令他们恼火。在他们看来，小汽车应该是买卖人、投机商、妓院经理、高利贷者和无赖专用的东西。 更加惹他们生气的是，我要把我在黑岛的房子赠给人民，有朝一日工会将在那里开会，矿工和农民要到那里休养。我的诗将报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