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集——批评与自我批评：聂鲁达自传节选（1） 　　

（聂鲁达自传节选二） 不可否认，我有过几位杰出的评论家。我指的不是文学界盛宴上的捧场，也不是我无心招致的辱骂。 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些人。除热情的年轻人写的书之外，在论述我的诗的书中，我首先应该提到苏联人列夫·奥斯波瓦特写的那本书。这位青年精通西班牙语，他不满足于研究我的诗中的意义和音响。他还为我的诗画出一幅他的世界里北极光照耀下的未来图景。 一流的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出版过一本评论我的诗作的书，书名叫《静止不动的旅行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位博士一点儿不傻。他立刻发现，我喜欢足不出户、不离开祖国、不离开自我地进行旅行。（我收藏的一本很精彩的侦探小说名叫《月亮钻石》，书中有一幅我很喜爱的插图。插图上有一个身上裹着宽袖长外套或带披肩无袖男大衣或长礼服式大衣之类外衣的英国老绅士，坐在壁炉前，一手拿本书，一手拿个烟斗，脚边还有两只打瞌睡的狗。我就是喜欢这样，要永远留在火炉前，靠近大海，坐在两只狗中间，阅读我费尽心力收集到的书，抽着我的烟斗。） 《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与风格》这本阿马多·阿隆索写的书，对许多人是有用的。这本书热情洋溢地在黑暗中探索言语和捉摸不定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此外，阿隆索的专著是第一次对一位当代诗人的作品进行的认真研究，使我尤感荣幸。 许多评论家为了研究和分析我的诗，都曾求助于我，其中就有阿马多·阿隆索本人。他提的问题使我发窘，他还刨根问底把我逼上绝境，而当时我每每赶不上他的思路。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都有些许失误。 《大地上的居所》和《伟人的尝试》一样，写于（或者至少是开始于）超现实主义鼎盛时期之前，不过，其日期是无法确信的。世上的风传播着轻若花粉或坚硬如铅的诗的分子，这种种子落在犁沟里或人的头上，给予万物以春天或战斗的气息，开出鲜花，也产出枪炮。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消除急躁冒进时代的神话，在这个时代里商标比商品更有价值，在这个时代里本质的东西被抛到一旁。但是，作家们更迫切的需要是写出好书。我喜欢美国人惠特曼或苏联人马雅可夫斯基笔下乱纷纷的内战战壕里的"积极的英雄"，我的心中同样也能容纳洛特雷阿蒙的哀伤的英雄，拉弗格的唉声叹气的骑士，夏尔·波德莱尔的消极的士兵。把创作这个苹果分成这样两半时你可要当心，因为也许我们会割伤自己的心，甚至就活不成了。要当心！我们应该要求诗人处身于街头和战斗中，也处身于光明和黑暗中。…… 我奉献了我的一切。我曾把我的诗掷向沙场，经常与它一起抛洒热血，遭受极度的痛苦，歌颂我所目睹和经历的光荣时刻。我在某些方面曾受人误解，这并非全是坏事。 一位厄瓜多尔的评论家说过，在我的《葡萄和风》那本诗集里，真正的诗不超过六页。原来这位厄瓜多尔人看了我这本书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而另外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同样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认为它太内向，太忧郁。连十分杰出的胡安·马里内略，一度也以原则的名义谴责过我的诗。我认为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都犯了错误。 我偶尔也说过不满《大地上的居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我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忘不了几年前一位圣地亚哥的小伙子在一棵树下自杀，留下一本我写的书，打开在题为《这就是阴影》那首诗的地方。 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和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 我对《葡萄和风》确实有点儿偏爱，这也许是因为它是我最受误解的一本书，或者也许是因为通过这本书我起步走向了世界。这本书里有路上的尘土和河里的流水；这本书里有我本来不认识而在多次旅行中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我再说一遍，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