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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写的诗赢得了尊重。不仅是诗，连诗人也赢得了尊敬；所有的诗和所有的诗人都是如此。 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我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我说的别的话都可商榷，但是我说的这一点却是不容抹煞的史实。 诗人的死敌想利用的许多论据，都已毫无用处。在我年轻时，他们把我叫做饿鬼。现在，仇视我的人却想方设法要别人相信，我是个有钱有势的人，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尽管我没有这样的财富，但我巴不得有，目的之一就是使他们更加不舒服。 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作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作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不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没有活力。但是，仅仅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同样缺乏活力。纯粹无理性的诗人，只能被他自己和爱慕他的人所理解，这种情况相当可悲。仅仅是理性主义者的诗人，连蠢驴都能理解，这也十分可悲。诗的方程式既没有数值的概念，也没有上帝或魔鬼所谕示的成分；相反，这两位极重要的人物在诗歌内部展开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会儿此方得胜，一会儿彼方得胜，不过，诗绝不会吃败仗。 诗人的手艺显然正在被滥用。初出茅庐的男女诗人纷纷出笼，以至一时间人人都似乎成了诗人，而读者却渐渐消失了。有朝一日我们为了寻觅读者，将不得不骑着骆驼穿过沙漠去远征，或是乘坐宇宙飞船在空中巡航。 诗是人的深切爱好，由此产生礼拜仪式和赞美诗，也产生了宗教的内容。诗人敢于面对种种自然现象，在远古时候，他们给自己加上祭司称号以维护其志向。因此在现代，诗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诗，接受在大街上和群众中所得到的地位。当今的平民诗人，仍然是最古老的祭司中的一员。诗人从前要与蒙昧妥协，现在则应当表达光明。 六、独创性 我不相信独创性。它是我们这个飞速崩溃的时代制造出来的又一个偶像。我相信通过艺术创作的任何语言、任何形式、任何立意所表现出的个性。但是，胡言乱语的独创性是一种时髦发明和竞选骗术。有些人希望被选为他的祖国、他的语言或全世界的头号诗人。于是，他们为寻找选民而奔走，辱骂他们认为可能与之争夺桂冠的人，这样，诗就变成了骗人把戏。 但是，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方向，把握有助于发展诗人优秀品德的大自然、文化、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效奥维德"，"效卢克莱修"。 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毫无疑问，激情是我早期诗集的主要部分，而诗人若不用自己的诗响应心灵的温柔或愤怒的召唤，那就太糟了！不过，有了40 年之久的历练，我相信诗作一定能更有效地驾驭激情。我信奉有引导的自发性。为此，诗人的口袋里必须永远有储备，以便应急。首先，要储备通过观察事物的外表、本质、语言、声音、形状等等获得的印象，即观察像蜜蜂那样从你身旁掠过的那些东西。必须立刻捕捉住它们，并且藏到口袋里去。我在这方面是很懒的，不过我知道我提供的是个好建议。马雅可夫斯基有个小笔记本，不断往本子上记东西。激情也可以储备。激情如何保存？办法是当激情产生时，我们就要意识到它，然后面对稿纸，我们就能比激情本身更鲜明地在脑海里重现我们的那种意识。 大学时期的聂鲁达迄今为止，我在自己相当多的作品中一直力图证明，诗人能写别人给他指定的题材，写某个社会集体所需要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古代杰作都是按明确要求写成的。《农事诗》是为古罗马农村的耕作做宣传。诗人可以为某大学或某工会，为某行会和某机构写作；决不会因此而失去自由。神奇的灵感和诗人与神的交流，都是离不开个人功利的发明。在创作的关键时刻，因受阅读的影响和外界压力，作品可能部分地融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突然中断这些略带理论性的思考，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生活。那时画家们和作家们都满怀激情默默无闻地进行创作。画里和诗里无不回荡着秋的抒情气息。他们每个人都更不守秩序、更散漫、更狂放不羁。智利的社会生活深受震撼。亚历山德里发表了颠覆性演说。在盛产硝石的荒原，将开创本大陆最重要的人民运动的工人正在组织起来。那是卡洛斯·比库尼亚和胡安·甘多尔福等人开展斗争的神圣日子。我一下子接受了大学生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体系。我最喜欢的书是安德烈耶夫写的《萨什卡·日古列夫》。别的人则读阿尔志跋绥夫的色情小说，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一系列后果，如同今天出现的存在主义色情作品。知识分子们躲到酒店里去了。陈酒使贫穷闪现金色的光彩，直闪到第二天清晨。极具才华的诗人胡安·埃加尼亚，一辈子都是疯疯癫癫的。据说，他曾继承了一笔财产，却把全部钞票扔在一所弃置的房子的桌上。他的酒友们白天睡觉，晚上到酒桶里找酒喝。但是，胡安·埃加尼亚月光似的诗不过是我们《抒情森林》里没人知道的一阵颤抖。《抒情森林》乃是莫利纳·努涅斯和塞古拉·卡斯特罗给一本出色的现代主义诗歌选集加的富有浪漫情调的标题。这是一本包罗全面的集子，满纸皆是崇高气概和慷慨精神。这是以无边的空虚和纯洁的光辉为标志的混乱时代的一部诗歌总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那位新文学独裁者，他名叫阿利里奥·奥亚尔顺，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他是个苍白瘦削的波德莱尔模仿者，是个集多种品质于一身的颓废者，是个智利的巴尔瓦-雅各，神情苦恼，面如死灰，俊美而又性情怪僻。他身材颀长，说话声音低沉。他发明以猜字谜的方式提出美学问题，这种方式在我们文学界的某一部分也是很独特的。他说话时提高嗓门；前额像智慧神堂的黄色圆顶。例如，他就说过"圆形之圆"，"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狄俄尼索斯精神"，"黑暗之黑暗"之类的话。但是，阿利里奥·奥亚尔顺一点儿也不蠢。他身上集中了一种文化的天堂和地狱两个方面。他是个为了理论上自圆其说不惜扼杀其精髓的世界主义者。据说，他为了在一次打赌中取胜，才写下他仅有的一首诗；但是我不明白，所有的智利诗歌选集为什么都没有收那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