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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 ……艺术品可真多……世上已经容纳不下……必须把它们挂在房间外边……书籍可真多……小册子也很多……谁能把书全读完？……如果书是食物……恰好又在食欲大振之时，我们就拿它们拌色拉，把它们切碎，调上作料……我们吃不下了……我们吃腻了……世界淹没在如潮的书里……雷弗迪对我说："我已通知邮局，别把书送来。我没法把寄来的书打开了，没有空地方。它们挨着墙往上爬，我怕出事，会砸到我头上的。"……大家都知道艾略特……他在成为画家，领导剧院，写出富有文采的评论以前，读过我的诗……我很高兴……没有人比他更理解我的诗了……直到有一天，他对我念起了他自己的诗，我却自私地跑开并反对道："别给我念这些诗，快别念了。"……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可是，艾略特隔着门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我感到非常悲伤……苏格兰诗人弗雷泽当时在场……他责骂我说："你干吗这么对待艾略特？"……我答道："我不愿意失去我的读者，他是我培养的。他连我诗里的皱纹都了如指掌……他多才多艺……他会画画……他会写散文……可是我要保住这个读者，维护他，像对奇花异草那样灌溉他……弗雷泽，你是理解我的。"……因为，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诗人们将会只向别的诗人公开自己的诗……每个诗人将拿出自己的小书，把它塞进别的诗人的口袋……他将把自己的诗……放在别的诗人的盘子里……克维多有一天把诗放在国王的餐巾底下……这确是值得的……或者在阳光明媚的广场上朗诵诗……或者让书籍在人们的手指间磨损，撕成碎片……但是，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公开自己的诗这种情况并不吸引我，并不使我入迷，并不使我受到激励，只能使我遁入大自然，去面对一块岩石和一朵浪花，远离出版社，远离书页……诗已经远离读者，与之失去了联系……必须把读者拉回来……必须在黑暗中摸索行进，去与人的心灵，与妇女的眼睛，与大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会--他们在黄昏时分或在繁星满天的深夜需要诗，哪怕只读一行……我们走过的路，读过的东西和学会的知识，统统源自这种对新奇事物的探寻……只有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打成一片，他们才会有朝一日从大街上，从沙地上，从落在同一片森林里已达千年之久的树叶上，捡起我们的东西……并且轻柔地捧着我们的创造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诗人……诗将生存在这样的作品中。 三、与语言共存 我生于1904年。1921年，我的一首诗被收入一本小书。1923年，我的第一本诗集《晚霞》出版。现在这本回忆录，我写于1973年。一个诗人看到印制出来的书，犹如听到新生儿发出的引人注意的头几声叫喊，令人激动。从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算起已经过了50年。 同一种语言打一辈子交道，把它颠来倒去，探究其奥秘，翻弄其皮毛和肚子，这种亲密关系不可能不化作机体的一部分。我跟西班牙语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口语有其他尺度；书面语却有料想不到的伸缩性。语言的运用有如衣服，又如人体的皮肤，袖子、补丁、排汗、血迹和汗迹，能显示一个作家的气质。这就是风格。我发现法国文化的一次又一次革命，把我们的时代弄得颠三倒四。它们对我永远有吸引力，但是总像有些衣服那样，我穿了不合身。智利诗人维多夫罗醉心于法国的时新式样，他巧妙地把这种时新式样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他的生存和表达方式。有时我觉得，他已超越了自己的模本。鲁文·达里奥闯进西班牙语诗坛时，大致也是如此，只是他更加彻底。鲁文·达里奥是一头声音洪亮的大象，撞碎他那个时代西班牙语的全部玻璃窗，以便让世界的风吹进它的领域。世界的风果真吹进去了。 语言数次把我们美洲人和西班牙人分开。但是，首先是有关语言的观念分成了两个体系。贡戈拉冷漠的美并不适合我们的纬度，然而西班牙的诗，尤其是最新的西班牙的诗，无不具有贡戈拉式的怪味和繁丽词藻。我们美洲的地层是由盖满尘土的岩石、破碎的熔岩、混着鲜血的黏土构成的。我们不会雕琢水晶。我们大陆上刻意雕琢的诗人发出的声音是空洞的；只要一滴《马丁·菲耶罗》的葡萄酒或一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浓得化不开的蜜，就足以使他们如同插着别处弄来的鲜花的花瓶，呆若木鸡地立在客厅里。 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语变得华而不实，它获得了宫廷的典雅，却失去了产生贡萨洛·德·贝尔塞奥和那位伊塔大司祭的粗犷力量，失去了仍然在克维多作品中燃烧的情欲。 在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发生过同样的变迁。乔叟及拉伯雷的恣肆，遭到了阉割；具有彼特拉克风格的刻意雕琢的诗人，使翡翠和钻石发出璀璨的光彩，但是宏伟的源泉却开始干涸。那昔日的源泉与当时人的整体素质，与他们的博大襟怀、丰富感情和豪放性格密切相关。 至少这是我曾遇到的难题，虽然我未曾以这样的方式提到过。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