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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意大利女革命者、杰出的摄影艺术家，为了给苏联的平民百姓及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照相，很早就到了苏联。但是，她在苏联卷进了社会主义创造的不可抑制的律动中，把自己的照相机扔进莫斯科河，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的最平凡的工作。我在墨西哥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履行自己的誓言，我为那天夜里她的去世而深为痛惜。 那已经是1941 年的事了。她丈夫是第五团著名的"卡洛斯少校"维托里奥·维达莱。蒂娜·莫多蒂在回家途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出租汽车上。她知道自己心脏有毛病，但她不说，免得人家减少她的革命工作。她随时准备做没人愿意做的事，例如：打扫办公室，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熬夜写信或翻译文章。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她当过护理共和派伤员的护士。 她一生中有过一次悲惨的经历，那时她还是流亡墨西哥的古巴卓越的青年领袖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的女友。古巴暴君赫拉尔多·马查多从哈瓦那派了几名杀手去杀害这位革命领袖。一天傍晚，蒂娜挽着梅利亚的胳膊走出电影院时，后者在手提机枪扫射下倒下了。他们一起滚在地上，被打死的男友的鲜血溅了她一身，此时那几个杀手却在严密保护下逃之夭夭。更有甚者，保护罪犯的那些警方官员竟企图把杀人犯的罪名安在蒂娜·莫多蒂头上。 12 年后，蒂娜·莫多蒂的精力无声无息地耗尽了。墨西哥的反动派如同从前梅利亚被刺身亡时想给她横加罪名那样，又力图给她自己的去世硬加上丑闻的恶名。这时，"卡洛斯少校"和我正在为她那小得可怜的遗体守灵。眼看一位如此强壮、勇敢的男人遭受痛苦的煎熬，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用丑闻的恶名玷污已故的蒂娜·莫多蒂的企图，有如撒在伤口上的腐蚀性药物，使那只雄狮流血了。"卡洛斯少校"圆睁着发红的眼睛怒吼。蒂娜躺在她那流亡者的小小灵柩里，像是蜡制的。而我面对聚集在她房间里的所有的人的哀痛，只能无能为力地保持沉默。 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耸人听闻的污言秽语。他们把蒂娜叫做"莫斯科来的神秘女人"。有的报纸还说："她之所以死，是因为她知道得太多了。"我为"卡洛斯少校"强烈的痛苦所感动，决心做点什么。我写了一首向所有诽谤我们亡友的人挑战的诗，并把这首诗寄给所有的报纸，对于他们是否会发表，我根本不抱希望。然而，真是出人意外！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没有像头天预告的那样登出新的虚构的揭露材料，却在第一版上刊载了我写的那首令人心碎的悲愤的诗。 那首诗的标题是：《蒂娜·莫多蒂已经死去》。当天上午，我在墨西哥公墓朗诵了它，她的遗体就留在了那里，安卧在一块墨西哥的花岗石下面。那块花岗石上镌刻着我的几段诗句。 墨西哥的报纸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行反对她的文字。 那是许多年前发生在洛塔的事。1万名矿工去参加集会。洛塔这个煤矿区百年来贫困不堪，骚乱从无间断。那天，矿区的广场上挤满了矿工。政治家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中午闷热的空气里飘荡着煤炭和海盐的气味。大海近在咫尺，黢黑的采煤坑道在海水底下延伸十几公里，那些矿工就在这样的坑道里挖煤。 现在，他们在当空的烈日下听演说。讲台很高，我从讲台上能看清那片黑色帽子和矿工服的海洋。最后一个轮到我讲话。当宣布我的名字和我的诗《唱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时，出现了不同一般的反应--一种我永志不忘的仪式。 一听到我的名字和那首诗的标题，密密麻麻的人群静悄悄地脱下帽子。他们脱帽，是因为继那种斩钉截铁的政治性讲话之后，就要朗诵我的那首诗了。我从高高的讲台上看到那规模浩大的摘帽子动作--上万只手整齐地放下来，形成一片难以形容的滚滚浪涛，形成静悄悄的大海上的一道巨浪，形成一片表达无声敬意的黑色浪花。 于是，我的诗激扬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战斗和解放的强音。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我是那种身披黑斗篷的学生诗人，同当时所有的诗人一样消瘦和缺乏营养。我刚刚出版了诗集《晚霞》，体重比一根黑羽毛还轻。 我同我的朋友们一起走进一家简陋的下等酒馆。那是探戈舞风靡和流氓横行的时代。跳舞突然停止，探戈舞曲就像酒杯砸在墙上似的突然中断。两个臭名昭著的流氓在舞池当中龇牙咧嘴地互相辱骂。当一个上前打对方时，对方就退却，桌子后边的一群音乐迷也随着向后躲闪。那场面就像两个未开化的野人在原始森林的空地上跳舞。 我没有多加考虑就走上前去，不顾自己又瘦又弱，责骂他们："不要脸的坏蛋，狼心狗肺的家伙，下贱的渣滓，别吵大家了，大家是来跳舞的，可不是来看你们演闹剧的！"他们吃惊地对看一眼，好像不能相信他们听到的话。身材较矮的那个以前曾是拳击手，他朝我走来，想揍死我。若不是打得极准的一拳猛地把这个猩猩般的汉子打倒在地，他准能达到目的。是他的对手终于决定给他一拳。 当这个战败的斗士被人像搬麻袋似地抬出去时，当坐在桌旁的人向我们递来酒瓶时，当舞女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的笑声时，那个打出致命一拳的大汉理所当然地想分享这次胜利的欢乐。但是，我严词责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