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聂鲁达的其他作品相比,"纪实性"和"散文化"是《漫歌》的突出特点。诚然,并非《漫歌》中每首诗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比如有些斥责独裁者的诗篇就因过于简单和直白而缺乏艺术的美感。对《漫歌》这样一部"通史"性的巨著,读者不可能要求它尽善尽美,更何况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欣赏角度又千差万别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实作者对此早有预见,他说: 我并非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一本像《漫歌》这样的巨著,总会是有人喜欢这一部分,有人喜欢那一部分。许多人一点也不喜欢。当它成为一幅广阔的风景画卷时,我的宏愿是获得了成功的。 高山的意志,大海的情怀|0|0在《漫歌》之后,聂鲁达写了另一部著名的诗集《葡萄和风》,这是他在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是他参加一系列保卫世界和平的政治活动的记述。然而高涨的政治热情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在那不勒斯匿名发表一系列爱情诗。《船长的诗》(1952)即是这样的作品,它是献给玛蒂尔德的,是"自然之爱的结晶"。她后来成了诗人的第三任妻子。十年后,诗人才公开承认这些诗是自己的作品。 在这个时期,除了政治诗和爱情诗外,他还创作了一种更富于哲理性的诗歌。这就是《元素的颂歌》、《元素的新颂歌》和《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歌颂了普通的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聂鲁达在创作这些颂歌的时候,似乎在尝试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去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物,探索其中蕴藏的美与善的因素。这些颂歌与《西班牙在我心中》那种一气呵成的节奏迥然不同,它的语言简洁、活泼,节奏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 在高耸、 陡峭的山脉, 凿石, 钉木板, 缝衣, 砍柴, 捣碎土块…… 这些诗歌的朴实、欢乐与《大地上的居所》的朦胧、生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58年,《狂歌集》出版,诗人的想像力得到更加自由的发挥。《关于美人鱼和酒鬼的寓言》是其中最好的诗。美人鱼超出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因而成了不理解她的人们仇恨和蔑视的对象。在奇特的比喻中,美人鱼不愿忍受酒吧间里的污辱,选择了纯洁和死亡,从而可以看出诗人对自己身世的隐喻和对洁身自好的追求。 在《狂歌集》之后,聂鲁达倾向于重复前期作品的模式,对平凡事物、大海和爱情的歌颂是他作品中的三个焦点。《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智利的石头》是其中轮廓比较鲜明的作品。 60年代以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诗人陷入了迷惘和彷徨的心境,作品的内容比较复杂,格调比较消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聂鲁达的作品,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他写人民的题材是分不开的。尤其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等。在将政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注意将现实主义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它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它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相互融合的产物。 在拉美和世界诗坛,长期以来,聂鲁达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比如,他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就有过激烈的争论。除了对艺术的见解不同之外,他们的分歧主要还在于对诗歌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追求。有的要超越现实,有的要贴近现实,有的着眼于人类的自然属性,有的着眼于人类的阶级属性。聂鲁达显然属于后者。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诗人所进行的是认真的辩论,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尊重对方,并承认对方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争论了三十多年之后,又重归于好。他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