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他离开了智利,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他到过欧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积极参加保卫和平运动。1950年他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金。1951至1952年,他暂居意大利,在此期间曾来中国访问。1952年8月智利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人民以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欢迎他的归来。回国后,他过了几年比较安定的生活,除参加国际文化活动之外,便专心从事创作,完成了《元素的颂歌》(1954)、《元素的新颂歌》(1956)和《颂歌第三集》(1957)。1957年他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再次来华访问。 6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不能不对他的创作灵感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历尽沧桑"的诗人,希望之光是不会泯灭的。1969年9月,他接受了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回忆录》中说:"每个地方都要求我去。成百成千的普通人,男男女女都紧紧地拥抱我、吻我并且哭泣,他们把我感动了。圣地亚哥郊外贫民区的人、科金波的矿工、来自沙漠的铜矿工人、怀抱婴儿等候好多小时的农村妇女、从比奥比奥河流域到麦哲伦海峡对岸那些受到冷落的穷人,在滂沱大雨中,在大街小巷的泥泞里,在冷得使人发抖的南风中,我向他们讲话或者朗诵我的诗。"这次竞选只是促成人民联盟各党派合作的战略。当人民联盟推举阿连德为共同候选人之后,聂鲁达立即退出竞选,支持阿连德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在此期间,聂鲁达的诗作有《出海与返航》(1959)、《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60)、《智利的石头》(1961)、《典礼之歌》(1961)、《全权》(1962)、《黑岛纪事》(1964)、《鸟的艺术》(1966)、《沙上的屋子》(1966)、《船歌》(1967)、《日之手》(1968)、《世界末日》(1969)、《依旧》(1969)、《燃烧的剑》(1970)、《天石》(1970)、《无用的地理学》(1972)、《孤独的玫瑰》(1973)以及政治诗《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1973)等。 1971年4月他被阿连德政府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同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同年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与世长辞。 在聂鲁达逝世以后,人们又出版了他的诗集《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钟》、《挑眼集》以及回忆录《回首话沧桑》、散文集《我命该出世》等。1980年,西班牙巴塞罗那还出版了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 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位多产的诗人,生前发表的诗集有数十部之多。他的诗歌题材是广泛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诗作内涵丰富,仪态万千,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他心灵的歌。就意境而言,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朦胧的,都是他心境的写照;就文字而言,无论是优美的还是粗犷的,都是他心声的反响;就风格而言,无论是婉约的还是豪放的,都是他心情的表露。诗如其人,在他身上,诗品和人品是统一的。 聂鲁达出身于工人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贫困的童年生活,幼年丧母和父亲外出,造就了诗人沉默寡言、善于思考的性格以及对大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与向往。聂鲁达与秘鲁先锋派诗人塞萨尔·巴列霍一样,都是外省人。但是后者出生在一个保留着传统和宗教的道德观念的家庭里,而聂鲁达的童年却是在智利南部边境地区的开拓者中间度过的,这些劳动群众大多不信教。因此,巴列霍的诗歌反抗传统、肢解语言,力图打破童年时期所接受的古老神话,而聂鲁达的诗歌则是大自然力量的直接表现:"那里的大自然使我如醉如痴,十来岁时,我已经是个诗人了。我不写诗,但是小鸟、甲虫和石鸡卵吸引着我。"转引自金·弗朗科的《西班牙美洲文学史》第300页。 聂鲁达在16岁时来到圣地亚哥。在寄宿公寓和咖啡馆里度过的孤苦岁月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创伤,这也许是他成为诗人的另一个原因吧。 聂鲁达的第一部诗集《晚霞》作于1920至1923年,这是模仿性的作品。但是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那种在大城市中的孤独感已经减轻了许多。这部诗集是他两次爱情的结晶:既抒发了对那位特木科姑娘(马丽索尔)的眷恋,也表现了对那位圣地亚哥姑娘(马丽松布拉)的倾慕。这部诗集是少男少女纯真的恋歌,它活跃在过去与现在、黑暗与光明、失去与占有之间。 爱情和大自然是聂鲁达早期创作的源泉,正如他在《诗和人民》这是1957年8月15日聂鲁达访华时,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欢迎会上的演讲,这个题目是《诗刊》编者加的。的讲演中所说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世间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如果一个诗人, 他不描写祖国的大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