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信——......

1970年2月27日（特朗斯特罗默致布莱） 亲爱的罗伯特： 我对突然冒出来的这股特朗斯特罗默热感到有点吃惊。这几天我收到我的拉脱维亚译者的一封很友好的来信。这封信肯定被很多审查官看过，但还是过了关……而今天早上来了《场地》（是空邮——前面寄来的在马尾藻海上丢失了）。最近还有个批评家在《每日新闻》上写了篇赞美我的文章，也毫无来由——我第一个想法是“上帝，我肯定出版了一本新书！”这种分量的名声，我怕我还消受不起，但是我要再读一遍你的序言，做些必要的、冷静的评论……也就是说，我生于1931年，而不是1930年（我还年轻啊！——生活从四十岁才开始，我还不到呢。）我对你那句“有人最近寄给我一份剪报，它重新讲述了一个年青人的遭遇”有点怀疑……我要看看那份剪报！这种夸张吹牛登在《场地》里还马马虎虎，但是出现在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的前言里，那是不行的。实际上我只是在一份警察报告里读到这件事，而且不是“最近”（而是五年前）。也许用《六十年代》的尺度来衡量算是“最近”。（你这本妙不可言的杂志下期什么时候出来？）在前言的新加部分——你信中寄来的这个部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养父差不多同时去世了”，你必须改掉。那不是我的养父，而是我的姨夫，我的生父还活着，他要是看到会感到受伤害。（我父母在我三岁时离异，但我父亲还是远远地关注我的成长，我想这本书出版之后我会给他寄一本。）有关那件日本盔甲，我不知道在博物馆里那件盔甲旁边是否有那个日本人本身的模型。我以为我不过是想象着他站在那里。有关校对就写到这里。 人们有关我的诗歌所写的种种，都没有像你的火车站隐喻那样让我高兴——这隐喻本身就很美，是一首诗，而我只能希望，它不仅是隐喻而且还是真实的。对你的克隆克文章里这种类型的特点，我总是非常欣赏。 问题是火车站眼下是空的，火车晚点了，愤怒的乘客攻击了站长。所以我赶紧将我的 许可证 交给了那首老的“巴拉基列夫诗作”。某些细节，“而那张犁是一只正要离开地面的鸟”，比我的原文要好多了。原文是“一只坠地的鸟”。所以，请用你的版本。而“船员们从下面上来”让人怀疑，因为在前面一段里说“封冻，熄灯，甲板上有人”。所以，船员已经在上面了。原文的意思是“船员们走上前来”，指他们朝他的方向走来。从整体来看，英语翻译不错——对了，我已经读了所有诗行，如果你丢掉了几段，那也不会是重要的段落。 近几个星期我一直非常忙，到大森林里的一家机构给CP伤害的孩子做检查并且个别谈话。这是我目前这份工作最有意思的部分——本身有前卫科学的特色，和病人的接触也让我受益匪浅。每个病例我们都要写长篇报告，尝试对他或她特别的脑部情况做出图绘式描述。那是一个很好的医疗机构，非常友好，甚至允许病人之间的性关系。他们都很高兴到这个机构去——有些人或多或少是由父母安排躲藏在那里，从很多方面来看是与世隔离。现代的都市文明倒不如老式的乡村社会那么宽容。 斯派罗•阿格纽让我有些担忧。 祝好！ 你那去了势的火车站站长 托马斯 1970年2月27日于维斯特罗斯 ...... 1985年4月10日（特朗斯特罗默致布莱） 亲爱的罗伯特： 我认为你值得从这个国家得到一封信。在飞行了十个+ 五个小时之后，我昨天从曼谷到达这里。我一点都不累，没有时差。访问日程从今天早上已经开始。我和两位满头银发身穿中山装的老诗人坐下来谈了两小时，喝了十二公升茶水。突然我感到对你有一种那样的想念，所以我必须给你寄去这封信。 再过一会儿我要出去吃晚饭了——一个人——这是多么奢侈的事！——我用筷子毫无障碍，甚至可以夹住很滑溜的面条。但我想念莫妮卡。她会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她必须留在维斯特罗斯的家里，照顾那些伊朗来的难民。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是这样：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位中文教授做了胆结石手术，当他从麻醉状态中醒来的时候，有了一个念头——在他恍恍惚惚的状态中——他要把我最新的那本书《荒野的市场》（碰巧是他喜欢上的）翻译成中文。他已经动手翻译了但发觉太难。所以他把它翻译成了英文（仅用了三天时间——他曾经在澳大利亚住了八年），然后把译文寄给了北京的一个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北岛（请记住他的名字！）。他翻译我的十首诗，其中七首已经发表了。马尔姆奎斯特（即斯德哥尔摩的这位教授）又说服了瑞典学会把我送到这里，由这里的笔会来照顾我。这是一次大大的冒险。 今天晚上没有活动安排。我要在北京大街上的自行车流里散散步，先消失，然后再冒出来，再消失…… 明天我们要去参观长城。 祝好！ 托马斯 1985 年4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