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涅瓦火柴盒——流亡、拉什迪和地球村

流亡、拉什迪和地球村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部关于受迫害者的社会史。伊塔洛·梅鲁（Italo Mereu（1921-2009），意大利法律史学家。）曾写过一本相当不错的著作，讲述迫害与排挤的历史，但我所指的却不是这类作品，而是那些描述从迫害者的鞭笞下死里逃生，走上流亡之路的受迫害者命运的书籍。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流亡者的历史是非常痛苦并且屈辱的。比如但丁，尽管他的命运最终还算不错，却也品尝到了“别人家的面包味道是多么咸”的滋味。再比如焦尔丹诺·布鲁诺，在被敌人抓捕并迫害以前，他曾在国外受到相当的尊敬，但也常常遇到那些试图诋毁和陷害他的人。更不用说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了，本已郁郁寡欢的他在流亡途中变得愈发憔悴不堪。 本世纪以来，流亡者的命运似乎开始好转。一方面，流亡者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忧郁且不羁的魅力，就像那些该死的诗人和可恶的美学家一般：直到上个世纪，这两类人的境遇都还极其悲惨－－住在阁楼里，或身患肺结核；但在本世纪，他们却变成了抢手货，被众多大家族和文化基金会争相邀请到各类晚宴、游船航行以及一些带有反叛色彩的会议等场合中。另一方面，民主意识的发展让所有人都欢迎、支持甚至特别优待流亡者，因为他们是反对专制政权的活生生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宗教流亡者和政治流亡者的境遇从大体上说来即使算不上令人满意，至少也是可以让人接受了（除了因思乡而产生的烦闷之外）－－甚至对于有的人来说，流亡反而是件好事。于是他们伪装成流亡者，因为这样至少能从某个特务组织那里获得一份津贴。 上述现象应该是从俄国革命时期开始的。那些俄国大公流亡国外之后，有人只是在巴黎的夜总会里跳舞，但他们的日子却过得不错，甚至还很受想攀高枝的贵妇们的欢迎。且不说那些流亡到迈阿密的古巴人过的是多么舒心的日子，只要想想近几十年来，人们是多么乐意向某个党派宣称自己是捷克、智利或阿根廷的政治流亡者，或者是所谓“地下文学”的作者。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对于流亡者的热情（或冷漠）便随着政变、革命或叛乱等事件而时起时落。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拉什迪事件的发生而终结了。该事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权力，借助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宣布针对某个人的死刑裁决，那么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片流亡之地都将不复存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这并不是意味着流亡者的境遇将由本世纪典型的“金色流亡”倒退回前几个世纪的“残酷流亡”，而是说地球上将不再有任何流亡之所，无论逃到何处，始终逃不出敌人的领地。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地球上再也没有一座被人遗忘的小岛，让你不受任何其他游客的干扰度过一个清静的假期了。如今，哪怕是在最遥远的角落，也会有一帮凡托齐(Ugo Fantozzi，由意大利导演、作家和演员保罗·维拉乔（Paolo Villaggio，1932-）创作并演绎的喜剧人物。)式的人物进行包车旅行－－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结果：你潜在的敌人渗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等着你的到来；只要用手机打一通电话，或在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中发送一条看似无奇的密码短信，就可以通过电波发出杀害你的指令。 “让世界停止转动，我要下车。”（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出百老汇音乐剧。）时至今日，这句台词已变成了一句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绝望的呼喊。这就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艺术、科学和宗教等产生强烈影响。）所说的“地球村”的真正含义。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电子手段与千里之外的爱人相恋，而是因为很多人能够从这种同一性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我们之所以把世界看做“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幻想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是因为在这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出现你的敌人，他不与你亲近，与你爱好迥异，甚至不满足于你伸过去的另一侧脸，因为他正直直瞄准你的心脏。 然而你是无法中途下车的，这转动的地球没有中途停靠站。这个没有流亡之地的村子叫做“地球村”，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追杀你的人从脚踝边甩掉，而只能绝望地感觉到他正如影随形。一旦得到指令，马上就有某个人准备向你逼近了。 一九九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