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香港——《老港正传》："被动"的香港

看罢在香港回归十年前夕推出的《老港正传》，我问一位影评人什么是平凡，他第一时间回答："被动"。 《老港正传》的主角左向港（黄秋生饰演）从身份到心态在表面上都不属于典型的香港人--电影开始时是火红的六十年代初，他以左派电影院放映员的身份投身时代熔炉，上街示威、被镇压，但无改对祖国的憧憬和愿景--终有一日他会立足在天安门前。但在经历四十多年，一百一十分钟的放映时间后，这个人物除了试过买下机票准备北上，但终究为帮助故友儿子留学而捐出旅费不能成行，他还做过什么事情令自己达成愿望吗？答案是没有。他的随遇而安、不求进取--包括当天台木屋的每伙邻居都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而"上楼"（搬到正式的公寓）之后，他对向他提出置业的妻子说："我们有了更多空间，更不用搬了。" 典型香港人最擅长的是把握机会，如果很多人都像左向港般，那香港一定不会在短短三十年间造就这许多的富豪和巨星。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左向港和大部分香港人--甚至包括一些成功典范--却有着性格上的共通点：被动。 被动有很多种。左向港是被动的被动。成功资本家企业家的成功便是来自懂得利用港人的被动性格来赚取利益。正因为这个市场的基本性质是被动的，在商言商者自然不会以过于主动的姿态创造新的需求，因而造成市场与大众同时对选择的不热衷--当中谁是鸡谁是蛋却永远说不清楚。 …… 《老港正传》没有交代周星驰对于左氏一家子的影响。理论上他们与周星驰是同代人，这家人又因父亲一辈子做放映员而与电影结下不解缘，没理由不受到丝毫周氏影响。只是由于"现实"在《老港正传》里由头到尾都是那么地有欠真实，观众自然不能通过电影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看见四十年来香港的精神面貌。 像接近片尾时左向港服务的影院面临结业，左氏一家便借放映最后一场电影来凭吊一个时代的消逝。导演把镜头摇过左忠、阿敏和她的父母，最后来到放映室的左向港，但见人人眼泛泪光，脸上写住"无限唏嘘"，但引致他们如此感触的电影到底是哪一出？导演美其名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而不作交代。纯属形式的这一幕却暴露了电影的最大弊病在被堆砌出来的"情怀"背后，可有着任何实质的内容与信念作为依据？香港人如果只能利用虚妄的"香港情怀"在自我感伤的同时也试图"感动"他人，这样的"香港文化"还将有着多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如果失去生命和创造力的老影院就是香港的比喻，银幕上的左氏一家看着的便不是什么电影而是银幕下的观众，流泪眼看流泪眼的寓意更十分明显：在命运之前，我们都难逃感伤，谁叫我们都是"平凡人"？既不想活得平凡，但又只想（能）当个平凡人是香港人的终极矛盾，因为香港人既想享受不平凡所带来的好处，但又不希望承担不平凡者要承受的责任，是以无厘头主义才会乘势而起，并成为香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只是电影中的无厘头到底不足以应付现实中的各种困难和状况，就如一味取巧只会让人丧失争取主动的力量，一旦真要比起学问和独立思考能力时，试问香港人又焉能不是主动不足，被动有余呢？ 最近经常听闻港片的内容和风格随着与内地合拍模式的日盛而渐受影响，言下之意是香港影人的主动性以至港片的特色难免会被削弱。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恐怕也不只是谁是投资者谁便更有话语权，而是《老港正传》所呈现的香港人特质造成了这么一天：如果香港人不是擅长以崇尚"平凡"自居来掩饰短视和功利的习性，香港电影在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大可已建立起更完善的创作环境和工业制度--所谓的东方好莱坞。但这个机会明显已随时势的改变而一去不返，致使香港在大中华电影工业所扮演的角色虽还不是老影院，但也不再是最前线。电影以外，其他文化也有相近的迹象。《老港正传》对香港的最大意义，是它让人看见一个问题：感动和思考，为什么香港人更喜欢前者？ 200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