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1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在美国,一个公民不是一下子就成年的,得经过三次成人“仪式”。第一次是16岁半，申请汽车驾驶执照是成年的预备仪式。第二次是18岁获得公民投票权。第三次是21岁时，有了法定“可以喝酒”的权利。18岁左右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对喝酒年龄限制意见最大,认为这是侵范了他们的公民权利。连许多平日不喝酒的年青人,也会在21岁生日那天到酒店去，大模大样地出示有出生日期的身份证，以买酒来象征性地庆祝自己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美国学生非常坚持自己的公民权利,但凡觉得权利受到不当限制,总爱问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成不懂事的“孩子”。就说饮酒年龄吧,学生们常会问,年满18岁,一个青年人有了公民投票权,还可以参加军队，既然他们可以担负起选择国家领导人和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为什么就不能合理合法地和朋友一起喝上一杯? 美国学生最常坚持的公民权利就是言论自由。碰到不能接受的事情,先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成了他们最日常的自由言论。这个自由言论的权利就是“说理”的权利。他们有“权利”向父母、教师、学校主管人、政府官员问“为什么”,而被问到的那一方则有“责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有义务跟他们说理。父母、老师或别的人也许无法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却不能无视他们，更不能胁迫他们服从。 有人说,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会问“为什么”，而动物则不会。幼小的动物只会模仿,但小孩子从呀呀学语时便会不住嘴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人的嘴巴不只是用来吃饭,还要用来说话,不只是用来发声,还要用来说理。 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Suppliant Maidens）中表示自由言论的是一个复合词：eleutheros(自由)和stomos(嘴巴)。幼小的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言论,但他们却天生就有自由的嘴巴。他们有时候会问到一些令父母、成人脸红或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大人会说,“小孩子不会懂”。对幼儿来说,这可以是一个对“为什么”的回答或解释。但孩子越长大,这种“你不会懂”的回答就越不令他满意。 美国学生似乎觉得说理的自由言论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权利。人类在形成“言论自由”的概念前,自由地讲话一定已经很久很久。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坚持言论自由,并不是要获得人类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而是要争回人类在历史某一个时期被某些人用权力强行夺走的东西。夺走言论自由便是不说理。 美国老报人斯通（I. F. Stone）说：“自由言论这个概念是人类在抵制从他们那里夺走言论自由的企图时,或者在争取恢复言论自由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此言不虚，那么自由言论便确实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一种“自然正当”。 在美国,父母、老师从小就很注重和孩子“说理”,尤其是先听他们问为什么,然后再回答他们。“为什么”不只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平等的、理性的、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在孩子长大后,这种人际关系发展成为以自由讲话、自由交流为基础的平等公民关系。 考虑到他人的“为什么”,人在讲话时连语调也会变得谦和有礼。一个人平等地与他人对话,自然不会象作指示、作报告那样居高临下。公民平等的意识改变人的说话方式,这不仅涉及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且涉及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社会正派。公共言语中的平等和正派是同一回事,都是自由、平等、理性地用自己的嘴巴说话。当然，这必定都要让别人也能这么说话。 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经常有学生辩论和演讲,不光是自己讲自己的,还要预先估计对方会怎么问“为什么”,这叫做考虑“反方立场”。学生辩论文写作时也是一样。在美国，老师阅卷时有一条不成文的共识：不考虑“反方立场”的学生作文,给分不高于5分制中的3分。 教师这样给学生作文打分，当然应该告诉学生为什么。教师会告诉学生，考虑“反方立场”不只是写作的要求，还是人际交往的原则。言之有据、客观真实、逻辑说理、对不同的意见不断章取义、对不同意见的人不人身攻击，公民们能够遵守这些，社会的公共言论就有了好的规范。而且，社会有了好的规范，对政府也有促进和监督的作用。政府在对待公民事务时，应该学会说理，不能把成年的公民当作小孩。政府人员从小受到考虑“反方立场”的教育，办事素质一定会有所提高。如果政府人员了解反方立场的重要，如果政府真诚为民服务，与民互动，那又何妨让人民多问几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