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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贝集——103 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对我说,“五卅惨案”(1925)以前的校友可能只剩你一个了,请你写点回忆吧!我的记忆急剧衰退,只留下依稀的杂忆,害怕记忆错乱,闹出笑话。勉强写下,只是姑妄言之。 1923年,我考入圣约翰大学。我是从静安寺坐独轮车到学校的。在路上回头看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向梵皇渡方向行进。土包子走进洋学堂,处处都新奇。 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注册第一个手续是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校方叮嘱,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拼写打上我的姓名。一看,这是上海话的罗马字拼音。校方不用北京话的“威妥玛”拼写法,自行规定一种上海话罗马字, 全校必须遵守。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 校园很美,建筑区之外有花园区,是从兆丰花园划过来的,也叫兆丰花园。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校园要草坪和树木来装饰。校园之内,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花园中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跟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相比,决无逊色。 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一条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优美。 把偌大的校园整理得如此整齐,要感谢总务长李瀚绶,他是前辈校友,管理能力使人佩服。当时大家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只叫他O. Z. Li。他的办公室只有很少几个人,干活都招临时工来做。 校园语言用英语。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布告都用英文。课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是外国学问,用外国的英文课本,教师大都是美国人,讲授用英语。只有中国课程如中国古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教师讲授;中国教师自成团体,有一位领导。“五卅惨案”之前的领导是有名的教育家孟宪承先生,孟先生也是前辈校友。古文教师是经学家钱基博先生。学生用钢笔写作业,他大骂: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用钢笔写的作业一概退还重写,用毛笔!学生私下嘀咕:笔还能分国籍呢! 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我原来只听说《大英百科全书》,现在第一次使用它,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位英国教师教我如何看报。他说,第一,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我知道吗?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书》。我照他的方法看报,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我看到同学有自来水笔,那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很感羡慕。不久,上海也有出售了。我去买了一支,爱不释手。文房四宝变成文房一宝,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看到同学有打字机,更加稀奇,一再借来学习打字。既打英文,又打国语罗马字。由此我体会到国语罗马字的好处。我觉得书写的机械化是一件大事。汉字也能用打字机打吗?不久日本做的汉字打字机输来上海,但是使用不便。 英语之外要读一种第二外国语,我选读法语。老师是一位法国老太太,她养一头小狮子狗,上课带到课堂上,先向小狗讲许多话,叫它安定下来,不要吵闹,然后开始教学生。她教课只说法语,不说英语,开头我们听不懂,后来渐渐就听懂了。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我有两位同班同学到苏联中山大学去读书,被打成特务,长期坐水牢。一位终于回国,一位不知去向。 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每人选两个专业,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跟苏联方式一进大学就细分专业完全不同。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教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我于是选择文科。 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发达。圣约翰算是最大的大学,只有大学生500 人,连附属中学的中学生500 人,号称1000 人,这是规模最大的学府了。据说,当时北大只有大学生200人,杭州之江大学只有大学生80人。规模跟今天相比,几乎小得难以相信。 圣约翰的毕业生受社会欢迎。校友很多在外交界工作,还有很多在当时英国管理的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这些都是高薪工作,被骂为买办阶级。当时,薪金(薪水)和工资,含义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酬劳,工资是劳动阶级的酬劳,高低悬殊,俨然有别。现在中国青年们不懂得薪金和工资的分别了。八十年前的生活和思想跟今天大不相同,历史在曲折前进。 圣约翰出了许多名人。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颜惠卿出身于圣约翰。有一座宿舍楼纪念他的父亲颜永京,名为“思颜堂”。顾维钧半夜私出校门被开除,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外交家,来校演讲,受到盛大欢迎。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宋子安比我高一班。星期六下午宋庆龄和宋美龄有时来校接宋子安回家,顺便到兆丰花园溜达。宋子安的一位同班同学跟宋美龄谈恋爱。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只是一个牙齿有点歪斜,他去修正了牙齿,显得更加倜傥,真是城北徐公。不久宋美龄跟大人物结婚了。同学们见到他就说,你的牙齿修得真好呀! 名作家林语堂是校友,他长住在美国,设计一部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我到他家去,他的女儿表演打字给我看。后来发明汉字的电子打字机———他的发明没有得到推广。 圣约翰的校友中有许多实业家。抗战时期,我在汉口拥挤得无法插足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遇到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我的妻子张允和,她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都是圣约翰的前辈同学。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抗战前夜,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这是当时的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圣约翰大学和中学同在一个校园,都是男校。当时还没有男女同学。另有圣玛丽亚女中,校址离开不远。每逢圣诞节,圣玛丽亚的女生来到大学校园一同做礼拜,热闹非凡。这叫做大团圆。 原载新著《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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