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王小波——艰难时代

一天一天，我们的童年在疯疯癫癫的玩闹中过去，虽然没有什么锦衣玉食，也还算过得有滋有味，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终于有一天，我开始觉得生活变得有点艰难起来。那天我们上体育课，一帮孩子赛跑。开始跑之前，我估摸着我会像快马一样奔向终点，连落脚的节奏都在心里盘算好了。可是跑了没几步，脚下就开始拌蒜，好像踩了棉花一样，再往后觉得往前伸腿都不容易，别别扭扭地跑到终点，好像感冒发烧，又好像做了一场怪梦。我把这件事跟体育老师说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孩子，你是缺食呀。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肚子有点饿，可是离吃饭还有好几个钟头，只好想点别的事情，尽量把吃饭的念头岔开。细想起来，肚子发空已经有些日子了，只是小孩子玩心重，整天风风火火的，没把这事往心里去。 好像从那天开始，体育课就取消了，劳动课也取消了，一切消耗体力的活动都被取消了，据说这叫劳逸结合。为了排遣无事可做的大块时间，不知是谁出了个好主意，在大礼堂里一场一场地放电影。我们嫌坐在台下椅子上累得慌，就跑到后台，躺在地板上，从银幕后面看电影。有时候看得睡着了，身上发冷，就把幕布扯过来盖上。根据我们对人体结构的理解，肚里的食物是从上往下走，我琢磨把身子躺平了，减少了地心引力的作用，或者可以饿得慢一点。另外，看电影可以分心，省得我们老在那儿想着把馒头塞进嘴里，一口咬下，上下牙齿嵌进有弹性的馒头，再三再四地咀嚼的美妙滋味。我们躺在地上，半睡半醒，看得昏天黑地，迷迷糊糊，什么也没记住，这就是我们在饥饿时代的养生之道。 说起饥饿时代，就不能不提起姥姥。我们的姥姥来自一个胶东半岛上的山村，矮矮的个子，留着小脚，满口胶东乡音。她戴一顶帽子，中间镶着一块椭圆的玉石，穿着大襟衣服，缀着袢扣，一副民国时代的标准装束。她的手永远带着一种发面的酸味，经常摸着小波的方头，说小波是福相，口大吃四方，走到哪儿都饿不着。就这一点来说，她的预言并非完全准确，因为没过几年，我们就赶上了挨饿的时候，小波也无法幸免。老太太只是在五十年代扫盲时认了些字，没读过什么书，但常识丰富，时常对世事发表鞭辟入里的见解。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常常给我们宣讲大好形势，介绍粮食高产的最新消息。记得最初的消息是小麦亩产一千多斤。这个记录很快被每亩七千斤打破。此后这个数字继续攀升，一万斤，两万斤，三万斤，一直冲上十万斤。这个上涨的趋势并未就此终止，以后又超过了二十万斤。此记录不久又被打破，到了后来，一波波高产记录的刷新已不再使人感到惊奇，我记得报纸上曾出现过亩产六十万斤的记载。 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常常把最新的高产记录告诉老太太，言下还透出一丝不屑的意思，心说看看人家，看看你们，你们在山东枉种了一辈子地，打出的粮食不够人家的零头，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老太太一开始不说什么，听我把产量加到二十万斤以后，终于觉得忍无可忍，跺着小脚说：打死俺俺也不信。你知道二十万斤粮食有多少？二百斤麻袋要装一千包，倒在一亩地上要堆这么厚一层，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看样子至少有三四十公分高。我听了以后也有点信心动摇，因为周围庄稼地里的麦子我是见过的，麦穗顶多有十公分长。就说人家种地种得好，麦穗长到二十公分长，在空中竖得直挺挺的，挤得风雨不透，把上面的麦粒取下来也堆不了多厚，有一两公分了不得了，因为里边还有大量麦梗，麦芒，麦皮子和空隙。但转念一想，老太太不过是个跟不上时代的老顽固。粮食高产的事报上天天登，还能假得了？我就不信她一个干家务的老太太，还能比普天下的领导和文化人还聪明。没想到一年之后，那打下的大宗粮食都不知上哪儿去了，我们一个个饿得眼冒金星，才知道老太太法眼无讹，谁聪明谁傻终于水落石出，从此对她内蕴的智慧再也不敢轻看。 那会儿的报纸上已见不到粮食高产的消息，却开始登载吃饱肚子的秘诀。有一种办法叫双蒸法，就是把蒸好的米饭再蒸一遍，使米粒变得像爆米花一样大，可惜吃了以后就是多撒几泡尿，然后肚子还是一样的饿。此外还有如何甄别可吃的野菜，如何萃取树叶里的蛋白的高招。有人还撰文建议磨玉米面时把玉米芯子一起磨进去，但这些办法都没有小球藻名声响亮。小球藻是一种水藻，报纸上说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含量不亚于肉类，而且适合家庭养殖，为此还出了红头文件，所以连我父亲都动了心。他把家里的鱼缸搬到阳台上，又添置了几个大玻璃罐子。据说玻璃透光，有利于光合作用。他把这些器皿灌上水，倒进藻种，就等着水藻长出来了。可是左等右等，这几罐水只是微微泛出点绿色，一点不像能充饥的样子。有一天，小波偷偷听到父母议论，说小球藻里缺肥料，应该加进点尿当肥料。我父亲说我们的小弟是童子，童子尿不但不脏，而且是补品，所以准备让他撒几泡尿倒进去。第二天，小波鬼头鬼脑地告诉我，说小弟的尿已经秘密倒了进去。小孩子在这种事上总归敏感，一想起喝尿就觉得恶心，我们指天发誓：绝对不喝小弟的尿，宁可饿死也不沾小球藻。又过了些日子，不知是否加了肥料的缘故，罐里小球藻的颜色越来越深，终于达到了能吃的成色。有一天的饭桌上，每人面前出现了一碗绿汤，从里面隐隐冒出不知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尿臊味。所有的人都尽力劝说我们，喝下这碗不可多得的补品。但我和小波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架势，说：“喝小球藻，毋宁死”，任何劝诱和强迫都无法使我们就范。为此我们受到父亲的斥责：“乱弹琴，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 又过了一段时间，只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每天上午有四节课。第一节课尚可，第二节课就开始馋虫拱动，第三、第四节课时一阵阵饥火中烧，烧得眼前发花，心慌意乱，什么也想不下去，只盼着时间赶紧过去，早点吃上中午饭。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响，我们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跳起来，飞快地奔向食堂。等到把饭拿到手里的时候，就开始像朝三暮四的猴子一样颠来倒去地算计：是大口咬下，体会那种痛快酣畅的乐趣，还是克服诱惑，徐徐食之，延长享受的时间。那会儿我对气功很有兴趣，懂得丹田聚气，圣人呼吸以踵的种种道理，看过我父亲收集的不少气功书，其中包括秦皇岛刘聚德的气功，什么三元式，三合式，闲来就和小波一起比划两手。有一天我们闲聊气功，只奇怪那些气功师不知都干什么去了，不然办点儿班传授龟息法，辟谷术，让大家采天地之精华，直接从空气中汲取能量，就算做不到完全不吃饭，减一半饭量也是好的。这么一来，全国人民就不用再挨饿了，他们积下无量功德不说，还能大把赚钱。 那时候，“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温馨时代已告结束，人心开始露出乖戾的一面。人们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孕妇站在旁边，就是不让座，心说现在已经是狼多肉少，你们还要造人，真是不识时务。听说人大有个教授，住着高级楼房。有一天饿得实在受不了，看见对面的人家出门送客，就径直闯进去，把人家刚蒸好的一屉馒头给端走了。没想到百密一疏，对失主由长期饥饿催发出来的敏锐嗅觉估计不足，被人家顺着香味追过来，立即就破了案，真是斯文扫地。据说还有个人，饥火中烧，饿胆包天，撬了商店的门，把架子上桃酥一类点心一扫而光，吃了至少有六七斤。随后被扭送派出所，别的话一句没有，只是不停地要水喝，至少喝了一洋铁壶。他吃了一肚子干渣渣的点心，这时加上了水，登时像泡了水的卫生纸一样发了起来。只见他两眼一翻，一头倒在地上，没等送到医院就一命呜呼。 我家几个半大小子嗷嗷待哺，我妈和我姥姥思量无计，只好在口头撙节，把饭省给我们吃，渐渐变得连楼也上不动。当时我们住在二层，我姥姥每次上楼，都用手把住栏杆，一步一步地艰难挪动。老太太伸手给我看，那手真是绵软绵软，而且像玉石一样带点儿透明。在手指肚上轻轻一按，就瘪下一个大坑，再也弹不起来。她的脸上泛着一层水光，从侧面看去，颧骨上透明如同玉石，用手指轻轻一碰，软泡泡的。这就是浮肿病，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听说浮肿先肿手和脸，等肿到胸口就没救了，但她们二人不为所动，仍然日日克扣自己。 这种事不光出在我们家，而是家家如此。中国妇女有一种深藏骨内、甘愿舍身的伟大母性。那时候“时穷节乃见”，这种母性表现出来，在艰难的生活中像金子一样璨璨放光，至今仍令人思之潸然。古人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真是至理名言。 那时候的人是饿得急了眼了。到了周末，就有亮晃晃的红旗车直奔乡下开去，官宦人家也纡尊降贵，挖野菜，捡麦穗，把农民收过的红薯地再刨一遍。这种事情我们也没少干过。记得我和小波曾奋力地挥动耙子在红薯地里挖掘，可怜那地已被农民篦头发似的篦过，哪儿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只能耙到点红薯须子。如果能找到几个鸽子蛋大的红薯，就算没白忙活一场。 人要是真饿了，什么古怪的觅食办法都想得出来。我的同学告诉我，可以去抓知了，也就是蝉，抓来烧着吃。我们于是去抓了一些知了，可是看着那东西实在恶心，没法放进嘴里去。有一天，人大种的麦子灌浆不久，还没成熟，我们跑到麦地里，拔了一堆麦穗，把上面的麦皮搓下来，放在瓦片上架火焙熟，好歹吃了个小半饱。还有一回，一个孩子带我们去掰玉米上的瘤子。在玉米地里，不少玉米长了一种黑瘤子，现在想来定是一种真菌瘤，和蘑菇类似。我们在玉米行间转来转去地找，掰下来不少，拿到那个孩子家里，他奶奶加上佐料，熬了一锅。那东西有点辛辣的怪味，还算可口。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幸而我姥姥当过多半辈子农民，对种植和养殖都有心得，于是我们在姥姥带领下，开始了生产自救活动。那时我们住在大学公寓楼，楼和楼中间有一块空地。这块地被各户立上界桩，拉起绳子，分成小块的自留地。我们家也分到一块，正对着楼前的窗户。山东人种惯了红薯，我们在姥姥的安排下，在地里栽上了红薯秧。听老太太说，红薯的产量远高于其他庄稼。虽然吃多了伤胃，但那时候哪能顾上这许多，填饱肚子要紧。为了给这块地施肥，每天下午，我们挎着篮子出去拾粪，完全跟农村孩子一样。记得主席诗词中有这样一句：千村薜苈人遗矢。大学校园是斯文之地，无人遗矢，所以人粪是拾不到的，但马路上马车不少，马遗矢的情况时有发生，只要不怕跑腿的话，可以在马粪上大有斩获。每次看见刚刚屙出的马粪，我们就赶紧冲上去，把它们收到自己的篮子里。看着它们光可鉴人的湿润表面，觉得有点像艺术品，我一边铲马粪，一边给小波讲起在古代笑话集里看到的笑话。据说有个教书先生，是严重的近视眼。有一天在街上看见一堆刚屙出的马粪，便自言自语道:好漂亮的盒子，待我拾回家去。他伸手去捧，没想到那东西汁水淋漓，滑落地上，立即摔散了。这先生叹曰，好个盒子，只可惜漆水未干。我们把这些漆水未干的盒子拣回家去，倒在自留地上，日久天长，也成了满大的一堆。 到了收获时节，红薯刨出来不少。可是一大堆孩子饥肠辘辘，这点红薯不过是杯水车薪。老太太让我们把所有的红薯叶和红薯藤都收上来，用菜刀斩碎，拌点玉米面，就上锅蒸起来。于是我们吃到了一辈子没吃过的最粗粝的饮食。也许我们是太娇贵了，那东西吃着割嗓子，必须直着脖子像蛇一样咽上几回才能吞到肚里。我觉得这东西只配放在猪槽子里，我们把它盛在碗里吃，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后来听说那东西在胶东被唤作“渣”，正是用来喂猪的。我们虽称不上家世显赫，好歹也算得上书香门第，如今阖家大小围着桌子吃猪食，自己想想都觉得滑稽。 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在饿肚子的时候，也就顾不上什么文化人的体面了。我们住在大学公寓楼，为了有口肉吃，在姥姥的指挥下，把当时堪称一流的单元房朝着山野农舍的方向改造，在洗澡间里养上兔子，阳台上圈上鸡，就差没在走廊里拴头猪了。每天早上，我们家的公鸡引吭高歌，暗杀了多少无辜的睡眠，还和邻居的公鸡反复酬唱，声震数里，把一个中国的高等学府变成了动物园的鸣禽馆。小孩子天生喜欢动物，我们成天总是惦记着那些小东西。原先只要操心自己的肚子，现在还得操办它们的吃食，每天到处挖野菜，生怕给它们断了顿儿。古代风雅之士有“梅妻鹤子”，我们这些野小子，有的是鸡兄兔弟。日日照料这些小生灵的饮食起居，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凝视着它们清澈的眼睛，渐渐与它们融成一片，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好不容易养大了，该杀了，可是又如何下得了手。当时真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直到做熟了，盛在盘子里，还是不忍下箸。所谓君子远庖厨，确是智者之言。 小波自小和我投契，无论干什么鬼蜮勾当都在一起，平日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被姐姐们称作一狼一狈。那时人大校园里有一片枣树林，到了枣子成熟季节，一颗颗掩映枝间，看得人口角流涎。但白天上树摘枣是不可行的，因为枣林有人看管。当时能吃的东西万金难买，为争一口吃的能打出脑浆子来，所以偷枣是重罪，抓住后要扭送保卫科治罪，一个枣要罚五毛钱，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考虑到我们偷枣的数量，罚款将是天文数字。我们在枣树林周围转来转去，察看地形，行话叫踩盘，准备后半夜来试试运气。 夜半时分，我把小波捅醒，在黑暗里装束停当。我们住的单元房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通向楼道，这扇门正在我和小波的睡房里。这扇门通常是锁着的，钥匙被父母收走了，但这点小事如何能难倒我们，另一把钥匙早已秘密配好。我从小有金属加工的天才，备有什锦锉、钢锯条等等工具，是个配钥匙的高手。我找到那扇门的原配钥匙，再找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没用的钥匙，把高的地方锉掉，低的地方用电烙铁和焊锡补起来，沟槽加深，做得和原配一模一样，插进去一试，应手而开。从那以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在夜间出入，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摸出门外，小心翼翼地扭动钥匙，将门锁上，不发出任何声音，接着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溜出门外，就飞快地向枣树林奔去。我们在枣树下走了几圈，确定没人之后，就让小波在路边望风，我直奔一棵枣树，爬了上去。离枣树不远处是一条马路，路边装着一排高压水银灯。我还记得我爬在树上，头上是惨白的水银灯光，透过枝叶，可以看见小波在路边伸长脖子，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那是一个颇为滑稽的画面，令人差点笑出来。我用腿盘住树枝，双手大把地划拉枣子，先把裤兜装满，然后把背心塞进裤带里，把枣子顺着胸口往背心里灌进去，直到肚子像孕妇般膨起，再也没处灌了，才溜下树来，和小波打个招呼，钻进黑影里逃离现场。我们溜回家中，灯也不敢开，就在黑暗里喀吃喀吃地吃起来，因为眼睛看不清楚，恐怕捎带着吃了不少枣里的虫子。日后回想起来，枣子的滋味固然不错，但我们像江洋大盗一样，趁夜黑风高之际，外出蹿房越脊，做了一番秘密勾当，无人知晓，这种感觉更是百倍的刺激。 仗着可以偷偷溜出家门的地形之利，我们隔三差五就干一次冒险活动。有时候没有枣可偷，就去夜袭人家的自留地。把人家种的萝卜之类拔上一把，然后找个没人的水龙头，把萝卜洗一洗，就在黑地里啃起来。这些事情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我们干了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够得上半个强盗，心里颇为得意，自觉虽然比不上侠盗罗宾汉，起码赶得上鬼子汉奸的夜袭队。不知是否因为夜袭行动给我们增添了营养，我们平安地度过了困难时期，日后还长得肩宽膀大，身材魁梧，像两条车轴汉子。我有一米七八高，小波竟长到一米八六，站在人群中，很有点鹤立鸡群的意思。 当时我父亲常常发表些文章，挣了不少稿费，用我们的说法，就是“颇积了几文村钞”。他花起钱来是毫不吝惜的，除了买书之外，其余都用来填了我们的肚子。按照他的哲学，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切切不可亏负了自己。可惜那会儿差不多的东西都要票，光有钱买不到能吃的东西。记得有一回我们的八叔由四川到北京，看见我们这帮孩子一个个饿得一副猴像，就上街跑了一圈，只见吃的东西样样要票，最后捧了一大盒冰棍回来。可是那冰棍是糖精兑水做成，按今天的说法，属于零卡路里食品，用来减肥倒合适，所以也就跟画饼充饥差不多。有一天，我父亲大概是攒了一笔钱，要带上全家到四川饭店去吃饭。那时候下馆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常言道：八级工，抵不上农民一垄葱。听说有个老农民抱着老母鸡上街，一只鸡就卖了一百五十块。由此可以想见饭馆的价码。 四川饭店属于北京的一级餐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听说因为中国的高层领导有不少四川人，而北京没有一流的四川馆子，就从四川抽调了一批高级厨师进京，开了这家餐馆。它在西绒线胡同，离西单不远，是我父亲最钟爱的馆子。我们早起坐车进城，拐进胡同，还没到四川饭店门口，就看见蜿蜒的人龙排出门外。原来在这里吃饭是要排队的。这是个气派的四合院，朱红的大门，前后两进，或者是三进，当年可能是什么高官显宦的府邸。好不容易排进了门里，只见院里的正偏房都以走廊连接，有点像颐和园的长廊。我们坐在走廊的油漆栏板上，一点点顺着廊子向前挪动。闻着里面冒出的阵阵香气，看着服务员端着盘子进进出出，真个是馋虫拱动，度日如年。最后我们终于进入了屋里，由服务员带领来到桌前。我们本以为可以像花钱的大爷一样昂然入座，就等着来人伺候了，没想到此地还有一种奇怪的风俗，可以叫作二梯队制，又有点像金庸笔下温氏五老大战袁承志时的双圈阵法。我们到了桌前，只见桌边的食客正觥筹交错，毫无离席的意思，于是我们就像他们的跟班一样，在椅子后面站了一圈。看看别的桌子，和我们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只见那屋子里，高高矮矮，或站或坐，满腾腾的都是人。过了一会，我们也看明白了，这儿实行的是篮球场上的紧逼盯人战术，外圈的每一个人都盯牢了内圈的一个座椅，有的人还伸手抓住椅背，生怕它们长腿跑了。我们站在那儿，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内圈那些吃饭的人。记得一个苏联诗人有这么两句诗：“工人同志，你不要看克伦斯基那张大嘴”，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要去看那些一开一合的大嘴。眼看食物从盘子里被夹起来，在空中颤颤巍巍，哆哆嗦嗦，汪着亮晶晶的油汁，一箸一箸填进口中，接下去的相应感受却不属于我们，因为它们已经脱离了视觉的范围。这真是一种在视觉和味觉之间的残酷割裂，口水无法控制地大量涌出，只好一次一次咽下去。那副饿鬼般的馋相想必相当难看，不知吃饭的人看见我们的尊容作何感想，看见我们这样毫无礼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们的嘴又作何感想，是否会倒足了胃口。 过了一会，终于轮到我们坐在桌前，身后立即站满了下一茬人。我们感到周围一圈灼灼目光热烘烘地打在脸上。在这种压力下进食，确实需要相当强悍的心理素质。好在菜很快就上来了。几秒钟后，一股久违的浓厚油香进入口腔，一切尴尬的感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永远压倒人的尊严、形象之类的美学考虑，我们埋头大嚼，好像蝗虫一样，吃得酣畅淋漓，不知今夕何夕。 还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仍心中恻然。此事严格说来和小波没多大关系，但它在脑子里印象太深，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有一天在学校里，突然听见别的孩子在院里嚷嚷：“外边窑坑里淹死人了。要不要去看？”我那时候只听父亲说过“人死如虎，虎死如人”的道理，从来没见过死人是什么样子，那好奇心一下子就给吊起来了。下面的课也顾不得上了，就跟着一伙孩子撒腿跑了出来。在七高八低的田埂和野地里一通乱走，一边痴痴地想个不停，好像得了魔症一样。想到生平第一次，自己正在接近一个生死之间的神秘界面，一件人生的重大秘密就要揭开了，嗓子里泛起一股奇怪的铁腥味儿，一时间连脚底下的路都忘了看，差点绊了个大跟头。最后终于到了那个淹死人的窑坑前面。 所谓窑坑，就是取土烧砖留下的大坑，夏天雨水多，灌满了。有多深不知道，但淹死人是有富余。只见坑里是满满的浑汤子，中间就漂着那个可怕如虎的东西。那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女孩子，穿着件花褂子，背朝上浮着，两腿蜷曲。一个人正用长杆子把她朝岸边勾过来。只见她一头密密的头发像水母一样一漾一漾，背上的花褂子一鼓一鼓，一点点移到了岸边。那个打捞的人伸手去抓她的腿，一把没抓住，她就像木头一样翻了个个儿，接着就在水里一左一右晃个不停。 当她最终被捞上来的时候，我只觉得全身都被死亡的气息灌满，脑子完全僵滞不动。只记得她皮肤肿胀，肉色灰白，至于脸面，毫无印象，恐怕当时根本就没敢看。那是我平生头一回如此贴近生死界面，心里不无凄惶地想着：这个女孩昨天还和我一样，充满了生动的感受，今天却变成这么一副吓人的样子，如果这事不幸发生在我身上，那又该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这事还有一个极其诡异的性质：所有感到可怕的人都身在这件可怕的事情之外，而真正承受这件可怕的事情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可怕。那时我已经开始琢磨生与死的哲学涵义，但从没能想清楚过这件事，只是朦胧地觉得每一个生者都是两个部分的结合体。第一个部分是观察者，他观察，感受他能感受的一切。另一个部分是显示者，他显示自身，成为别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作为死者，这个女孩已经失去了观察者的资格，但她仍留下了她的一部分让别人观察，怜悯和吊唁。 听人家说，这个姑娘是投水自尽的。原因很简单，她去买菜，把全家的副食本给弄丢了。那时的副食本就是一家人的命，没有这个本子，除了粮食之外，一切可入口的东西都买不成，连油盐酱醋都吃不上。原本一家人的吃食就少得可怜，再缺了这一块，也许是真要活不成了。 死亡的震撼力真是无与伦比。当时我像中了邪一样，在心里不断想象她临死前的孤独与凄凉：那是一个凄风苦雨之夜，她在水坑边徘徊踯躅，心中充满了无穷的酸楚和对人世的眷恋，最后终于被黑暗与绝望挤出了这个世界。我反复掂量她在孤独与凄凉中作出的那个痛苦的抉择，心情紧张地把自己代入，仿佛眼下能不能活下去，就取决于是否能作出一个比她更好的抉择。最后我终于松了口气，心想她的处境虽然极端悲惨，但如果换了我是她，还未必下得了赴死的决心。 想象中的难关似乎已过去，一口气还没喘上来，接着听到的一件事，就像炸弹一样，粉碎了我苟活的希望：据说她还有个后妈。丢了副食本，再加上一个后妈，这两件事可以发生极其可怕的化学反应。把自己重新代入那个姑娘的位置，我反复审视了自己的处境，尽量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寻找一条出路，最后终于万分悲伤地承认，即使是换了我的话，恐怕也是无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不承认自己是个感情脆弱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也受了不小刺激。晚上睡不着，把这件事反复想了许多遍。当时我的年龄虽然不大，但已开始对同龄的异性产生微妙的好感。因为对那个溺水的女孩心存凄恻和怜惜，暗中把她想象为一个清秀而抑郁的姑娘。这样一个美好的生灵，因为丢失一个本子的微小过犯，就不得不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抵偿，这实在是一件极其荒诞、极其不合理的事情。 然而这又是谁的过错呢？归罪于那个后妈似乎并不公道，因为她不过是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大家能有一碗宽松饭吃，又何至于此呢？想来想去，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是谁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