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特网——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虚无主义

在《文学评论》中一篇1846 年写成、题为“当代”的文章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警告说，他的时代的特点是对所有不同地位和价值的公平的反思和好奇。用他的话来说，这些超然的反思对各种区别一视同仁。所有东西都是同等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值得为其献身。尼采给了这种现代情况一个名字；他叫它“虚无主义”。 克尔凯郭尔将这种层次的破坏归咎于他所谓的公众。他说：“因为层次破坏完全变成了一个必须首先被供养的幽灵，是一个巨大的抽象概念、一个包罗万象实则虚无的东西、一个海市蜃楼——这个幽灵就是公众。”但克尔凯郭尔声称，躲在公众背后的真正的恶棍，是报刊。他警告说：“欧洲将会因报刊陷入停顿，并停顿下去，以提醒人类造出了一个最终压倒自己的东西”，他还补充道：“即使我的人生没有其他重要性可言，我也感到满足了，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让人绝对丧失斗志的日常报刊的存在。”但为什么将层次的破坏归咎于公众，而不是其他东西，比如民主、技术或者丧失了对传统的尊重呢？为什么这样偏执地妖魔化报刊呢？克尔凯郭尔在他的文章中说：“正是报刊，更具体地说，是每天的报纸……让基督教教义变得不可能。”这是一个惊人的观点。显然，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报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宗教上的威胁，但解释这一点需要费点力。 1846 年，克尔凯郭尔选择了对公众和媒体的攻击，这并非偶然。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需要看看一个世纪以前发生了什么。尤尔根•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将他所谓的公共领域的起源确定在18 世纪中叶。他解释道，在当时，报刊和咖啡屋成了政治讨论的新形式的轨迹。这种新的演讲领域与古老的城邦或者联邦差异极大；当代的公共领域被当作一种外部的政治力量。这种额外的政治状态不仅不是负面的，正相反，尽管缺乏政治实力，它却是正面的。正由于公众舆论并非政治力量的练习，因此它受到保护免于党派精神的影响。启蒙知识分子们视公共领域为使理性和无私制度化并不断完善的土壤，这对政府和人民具有指导意义。而自由的讨论逐渐被当成自由社会的关键特征。报刊将公众辩论拓宽至普通市民中越来越宽广的阅读群体，布尔克（Burke）赞扬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每一个人都认为，公众事务的每个方面都与自己相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得益于日常报刊的扩张，公共领域逐渐变得更加民主，直到这种民主产生了惊人的结果，引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在19 世纪中叶前后，改变了‘公众舆论’的社会性先决条件”，“随着公众因不断增值的报刊而壮大，公众舆论逐渐被平凡的大众所支配”。许多人，包括米尔（J. S. Mill）和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在内，都会害怕“舆论的暴政”，米尔则呼吁保护“公众中诞生的另类分子”的必要。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托克维尔坚持认为“受过教育的和有实力的市民应该组成一个精英公众群体，他们的意见对公众舆论至关重要”。 《当代》表现了克尔凯郭尔最初的想法。托克维尔和米尔声称大众需要精英的哲学引导，而哈贝马斯认为，1850年前后由日常报刊所引领的公共领域的民主化，这是一种不幸的向传统的退步，因而公共领域必须被拯救。克尔凯郭尔将公共领域看作一种新颖而危险的文化现象，其中报刊所引发的虚无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来一些极其错误的关于独立思考的启蒙观点。于是，当哈贝马斯在关心重拾公共领域的道德和政治优势问题时，克尔凯郭尔却警告说，公共领域不像紧密和坚定的群组，它从开始就是打破层次的罪魁祸首，因此不可能被拯救。 这种层次的破坏以数种方式进行。首先，非在位信息的新的规模的分配使得任何人都能即时接收到各类信息，这造就了一批非在位的超然的旁观者。于是，报刊的新生力量将信息传播到一国之内的每一个人，引导其读者超越局部的个体的局限，并克服对与他们不直接相关的信息的缄默。就像布尔克欣喜地注意到的，报刊鼓励所有人对所有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民主化的成功，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公共领域注定要成为一个超然的领域，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所有的公众事件评头论足，却既不需要自己亲自调查真相，也不需要对评论负有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