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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美国人知道欧洲发生的军事、政治大事，但并不了解“欧洲人在法西斯占领下如何生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否偷偷在写一些值得阅读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绘画作品在变成一种新艺术风格？这场可怕的战争是不是造就了什么新意识或者新运动？”〔2〕战争结束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流渠道重新打通了，双方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当时美国知识界对欧洲的了解还停留在战前“现代主义”和“前卫派”的水平。海明威那一代人熟悉的20年代巴黎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欧洲文化象征。战后的美国文化人又把眼光投向了巴黎。据贝瑞特回忆，“我们期待历史的重演，一次大战后发生的，二次大战后也会发生。当时发生的事情也确实像历史没有让我们失望。从巴黎确实传来了新运动的‘热烈消息’，那就是存在主义，它的代言人就是一位叫做让-保罗·萨特的法国青年。谁都不知道‘存在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菲律普·拉夫是一位敏锐的编辑，他感觉到应该把存在主义介绍给美国的知识公众。”〔3〕为了向美国的知识公众介绍存在主义，拉夫找到了阿伦特。 阿伦特坚持用德文的existenz而不是英、法互通的existential一字来称呼“存在哲学”。她为《党人评论》写作的《什么是存在哲学》一文谈的全都是德国的存在主义。她从人的自足性（autonomy）来强调人的存在意义。阿伦特在“康德破坏旧世界和谢林（Friedrich W. J. von Schelling）呼唤新世界”的转承关系中，既肯定了康德哲学的意义，也指出了它的局限。阿伦特认为，康德的人的自由概念中包含着人的不自由，人的自由因此成为一种不自由的自由。“在康德那里，人因自由意志而有决定自己行为的可能。但是，人的行为本身却是受制于自然因果法则，这是一个异于人类的领域。”人一旦离开了主体领域，进入客在领域，也就失去了自由，“那个本身自由的人，在异于人类的自然世界中无助地接受摆布，接受与他作对的、摧毁他自由的命运。”这种不自由的自由“一面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尺度，一面却只能继续充当‘存在’的奴隶。”〔2〕Hannah Arendt，“What is Extenz Philosophy.”Partisan Review XVIII/I，1946.Quotes are from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In 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4，pp.171；172.就在康德提升人的同时，他也贬抑了人。 阿伦特认为，谢林是最早提出现代意义上“存在”的哲学家。谢林第一次把人不完整的自足性转化为完整的自足性。和康德认为人必须接受人之外的命运摆布不同，谢林把命运本身看成是存在的一部分，看成是存在的任意性和偶然性。命运不再是限制人的自由的外在力量，命运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的一部分。任意性和偶然性是人存在的一种“极限境遇”。阿伦特写道，“人的毁灭不是由命运决定的，而是他自己的存在的一部分。人的堕落不是因果律支配的外界敌意势力的过错，而是早就隐藏在人自己的天性之中。”〔2〕在人性灾难发生的时候，人要问的不是“命运为何如此待人”，而是“人如何运用（或滥用）了自己的自由”。人的完整自足性才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即使是像极权邪恶这样的人世间灾难，也是人自己选择和运用自由的结果。 谢林的哲学意义还在于，他对“存在”的思考有别于其他哲学的“纯思想生活。”谢林坚持认为，哲学必须转向纯思想所不能把握的实在人生。思辨哲学无法“解释事件和事物现实的任意性，”在现代世界中，将人“带向彻底绝望的，恰恰正是这种任意性。”〔2〕Hannah Arendt，“What is Extenz Philosophy.”Partisan Review XVIII/I，1946.Quotes are from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In 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4，pp.167；179.任意性和偶然性凸现的是世间人和事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除了个体性，人没有其他的本质。人的完整自足性不允许对人的真实性作任何形式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对人的概念化、抽象化，或者用历史决定性、工具或功能解释和社会或阶级决定论去取消人个体存在的意义。 人如何运用自由才能实现人的真实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才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存在？这些是许多存在主义思想家都想回答的问题。但哲学家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却很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哲学家们的不同回答会对人面对现实社会处境有不同的影响和后果。20世纪上半叶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回答这些问题的两个不同代表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把人引向一种危险的“唯我主义”。阿伦特解释道，海德格尔称人的存在为 Dasein，“Dasein并不只是存在，而是首先关注它自己的存在。”人只有从人世退缩到自我中，才能真正感知Dasein。但是，人既被抛入这世界中，便不可能完全退缩到自我，人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能真正是他的自我。人在世的存在说到底只是为了在这世界上保存这种时刻受威胁的自我。〔2〕阿伦特认为，像海德格尔那样把对人当作绝对孤独，与他者隔绝的个体是一种哲学错误；在极权主义已经将人异化和孤立化的现代社会中，坚持这样的存在主义更是一种政治危害。 阿伦特指出，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人是在与他人的相处，而不是在孤独的自我中感知存在的。人的存在（人感知自己的自由和进行与自由有关的行为）不是孤独的，“只有在人与人的交际和知晓他人的存在时，才可能有存在。”〔2〕〔3〕Hannah Arendt，“What is Extenz Philosophy.”Partisan Review XVIII/I，1946.Quotes are from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In 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4，pp.186；186；183.阿伦特写道，“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伙伴关系只是存在的必要结构因素，但却阻碍（每个人实现）自我存在。他的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只有在共同世界的人类共同生活中，才会有（真正的）存在。”〔2〕强调共同生活的存在，这是阿伦特最具现实政治意义的存在主义解释，也是阿伦特从自己生活世界得出的存在主义解释。一切极权都是因共同生活存在遭受破坏才有机会施虐于人间。而且，极权的可怕也正在于将破坏共同生活存在变为一种“正常”生活状态。海德格尔的“孤独个人”哲学，其实是为极权社会将人原子化和孤独化作辩解。雅斯贝尔斯“人与人联系”的存在观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从哲学上说明了人存在本身要求以共和民主政治对抗极权专制。 阿伦特强调，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存在主义。雅斯贝尔斯把存在看作是人不断自我实现的可能，而不是一种静止的在世状态。阿伦特写道，“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存在不是一种在（Being）的形式，而是一种人的自由的形式。在这种自由的形式中，‘人是一种潜在的自发性，人拒绝任何把人只是当作结果的概念。’存在不是人现在这个样子，存在指的是‘人在Dasein中所可能的存在，’ ‘存在’这个词指的是，人以行动实现植根于自发性中的自由，并‘通过交际与他人的自由相联系’。只有这样，人才有现实性。”〔3〕阿伦特指出，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哲学，它必须由特定的思想途径去把握，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与他者共同的群体交往中感知存在和从“极限境遇”去解读存在。这和海德格尔通过建立关于“存在”的本体哲学来说明存在是完全不同的。 阿伦特特别赞赏雅斯贝尔斯用“极限境遇”来作为解读存在的代码。雅斯贝尔斯认为，最能体现存在的是人的“极限境遇”，如“死亡”、“偶然”、“罪孽”和“命运”。“极限境遇”把人带至“纯思想”所不能抽象论述的，极为个体性的人生经验。极限境遇是帮助人解读存在的“超验密码”。人感知存在不能只凭抽象思想，人只有在具体而特定的“极限境遇”中才最能体会不能以抽象思想表述的存在。人是通过这些超验的密码领会和感知自由的真实的。例如，“死亡”让人感知人的个别性（死亡是普遍的，但却必须独自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罪孽”让人感知行为必然具有的矛盾后果（因为没有任何行为可以是尽善尽美的），“偶然”给人带来现实感的震撼（因为现实中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命运”本身就是一种偶然。这些都是关心实在人生经验的存在哲学必然要思考的内容。Hannah Arendt，“What is Extenz Philosophy.”Partisan Review XVIII/I，1946.Quotes are from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In 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4，pp.175-176.这些极限境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标志着自由的范围，它们既创造了人的行动可能，也设置了这些行动的限制。 关注“极限境遇”使得存在主义把“说故事”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方式。文学中的故事关注的是具体的人和事，以及由此形成的充满偶然的特定生活境遇。这也正是谢林现代意义上的存在。存在主义文学中的极限境遇当然不限于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所关注的那几种，而是更丰富、更多样。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加缪或当代的昆德拉，文学展现了丰富多样的边缘境遇，如荒诞、绝望、莫名的灾变、无以逃避的自由、两难选择、强迫遗忘、无法承担之轻，等等。边缘境遇使得文学在存在主义中不再从属于哲学。 阿伦特在发表《什么是存在哲学》后不久，又在《国家》上发表的《法国存在主义》一文，突出的正是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有机联系。与《什么是存在主义》相比，《法国存在主义》一文的哲学气要淡得多，它集中在法国存在主义的两个特征上：反对一本正经和言说无家可归。阿伦特解释道，“一本正经是对自由的否定，人一旦适应了社会的模式，就必然会被社会扭曲，一本正经就是要引导人们去同意和接受这种扭曲。”〔2〕Hannah Arendt，“French Existentialism.”The Nation，162，February 23，1946. Quotes are from，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pp.189；192.一本正经的化身就是那些永远正确的领袖、首长、思想和主义。“一本正经”是人对生活，对自己的不真实的看法，它让人把自己看成是抽象的阶级成员、路线站队者、职业拥有者，等等，唯独不再是一个具体、自由的活生生个人。阿伦特并不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尚未译成英语），而是用文学作品（如加缪的《陌生人》和萨特的《没有出路》）来说明“一本正经”对人的异化。 法国存在主义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充分言说了人的“无家可归”。阿伦特把加缪所说的“荒诞”与萨特所说的人在世漂浮和偶然引起的“绝望”放在一起讨论。她提出了积极面对“荒诞”和“绝望”的解释：“人生在世，被抛入这世界，是荒诞的。人必须在荒诞中生活，以骄傲的对抗来生活。对抗是在经验告诉我们理性不能解释任何事情的时候，仍然坚持理性。……对抗是在理性和人的尊严不再有意义的时候，仍然把它们当作最高价值。在荒诞中生活就是不断反抗荒诞生活的一切条件，永远拒绝在这种生活中安逸求生。”〔2〕存在主义坚持的“绝望”不是一般意义的丧失希望，而是一种明知理性有限，但却偏要坚持以理性去发现人生意义的悲剧性感受。这样的绝望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希腊悲剧一直为阿伦特哲学和政治思考提供灵感启示。她用俄底普斯的话来概括人面对荒诞的存在反抗：“反抗是生命的价值，贯穿在存在主全过程中的反抗，生命因它而辉煌。”Hannah Arendt，“French Existentialism”The Nation，162，February 23，1946. Quotes are from，Hannah Arende，Essays in Understanding，p.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