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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 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伊甸园生活,到了8岁那年,戛然而止了。 这个转折,与父母的婚姻状况有关;更深层的,则是与时代的潮流有关。 母亲黄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时候,小煐才4岁,离别时母亲的哀伤,她尚有清晰的记忆片断: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黄逸梵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的女性。要挣脱枷锁了,她为什么要悲哀? 小煐当然不会懂。 其实,黄逸梵是在哀伤往日理想的幻灭。由长辈们决定的婚姻,就为了图个门当户对,便葬送了她花信年华里的几乎全部憧憬。 说起来,门当户对并不完全错,起码两人可以少一些文化背景冲突。但不幸,两个19岁的年轻人在结合时,时代在轰隆隆地转轨,他们各自选择的方向太不一样了。 小煐的感受,也就到此为止。久之,“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母亲走后,父亲在外面蓄养的一个妾,就堂而皇之搬进了家来。 这位姨太太,小煐唤她做“姨奶奶”,早就被父亲包养在外面的小公馆里。父亲还曾经抱小煐去那里玩过。那次出家门时,走到后门口,小煐忽然不愿意去,拼命地扳住门,双脚乱踢,父亲气得把她横过来打几下,她才终于肯了。 可是到了那边,小煐却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没有再闹--闯过江湖的“姨奶奶”,还是很会哄小孩子的。在这儿,小煐还注意到: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那气氛是古香古色的。 姨太太的出身不大正,是张廷重在外寻花问柳时结识的妓女,绰号老八。在她搬进来之后,家里开始公然举办叫“条子”召妓作陪。的宴会。 那是小女孩所不能解的风尘场景:“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有人推测,黄逸梵的出洋,与这个女人的存在有直接关系。 这位姨太太,不知为何不喜欢小煐的弟弟,也许因为弟弟是将来家产的继承人吧。为了特别凸显这个态度,她就反过来抬举小煐,每天晚上带小煐到“起士林”去看跳舞。 坐在桌边,小煐惊讶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她却能把一整块蛋糕全吃了。而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打起盹,照例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才由仆人背着回家。 “起士林”是天津最早的西餐馆,1900年,八国联军占了天津后,据说是由一个随军而来的德国厨师办起来的。起士林里如何会有人跳舞?不得而知。也许是助兴的节目吧。 姨太太还为小煐做了一套雪青丝绒的短袄和长裙,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布料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 小煐自然满心欢喜,毫不犹豫地答道:“喜欢你。” 对这件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仍感到“耿耿于心”,好像不该那样见利忘义,而且那是她当时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 不过,姨太太毕竟是另一路人。她用了些心机,但终究也融不进这个家,反而给公馆带来了一股戾气。据张爱玲回忆说:“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 不仅如此,她连丈夫也敢打,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的族里有人不能容忍,出面施加压力,要逼她离开。 姨太太终于被赶走了。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两辆塌车方言,人力运货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装着姨太太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厌恶她,都说:“这下子好了!” 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得这样平静,大约是从张廷重那儿索要到了足够的补偿。 除此之外,小煐8岁这一年,家里还有一连串的变化。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紧接着就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出洋四年的母亲和姑姑,也即将从英国归来。 张爱玲在晚年着作《对照记》里,提到过这些事情,但她对父亲当年的种种,早已经释怀,所以并未写出从天津搬回上海的真正原因。 据张子静晚年透露,搬家的缘故是--张廷重的饭碗不保了! 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差,又是在堂兄直接管辖的单位里,就更是近水楼台。张廷重于是经常不去上班。这本无问题,因为人家总要看大官的面子,但是他又吸鸦片、又嫖妓、又与姨太太打架,闹得丑闻远播,免不了要影响到堂兄的官声。 待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也就失去了遮凉大树,没法儿再做下去了。 丢了这平生惟一的一份“官差”,张廷重受的刺激不小,决心痛改前非。他写信给妻子黄逸梵,答应戒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保证今后不再纳妾,央求她回国。 黄逸梵同意了。她之所以愿意回来,原因不是很清楚,从《小团圆》里的线索推测,她在留学时已另有所爱,回国来可能是想找机会着手离婚的事。 母亲后来对小煐说:“有些事等你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父亲讲好的,我回来不过是替他管家。” 就这样拖了一年后,1928年春,张廷重携带孩子和仆佣,先期乘船回到了上海。 把家搬到上海,是夫妇俩在信中商量好的,因为小煐的舅舅黄定柱一家住在上海,互相间可以有个照应。 对小煐来说,旅途是快乐的:“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初回上海,他们三人先是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 到上海后的所见,也让她欣喜:“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父亲却没有喜获新生的感觉,接连的失败,给他刺激太深。他为此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几乎要死去:“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与此相反的是,家中一切都好像将有转机。 女佣们告诉小煐: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 果然,母亲回来以后,就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父亲也信誓旦旦,要让一切阴霾成为过去。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去欧洲学别的不行,学的是绘画。经过四年欧风熏陶的母亲,对日常生活的“品质”已是相当挑剔了。 她对临时的住所不能忍受,马上和姑姑去找了一个合意的地方。 全家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在今陕西南路。,房顶是尖的,很像童话世界。《私语》里记述道:“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房间和书房的墙壁颜色,是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找人刷好的。小煐选了深粉红色,“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见《小团圆》。 小煐和舅舅家的表姐、表兄弟们亲密来往,大约就从这时起。 张家老照片里,有一张他们的合影,是在南京西路“宝德”照相馆里照的。孩子们似乎是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列的,“五个小萝卜头”,小煐在正中。小表弟一人穿马褂长泡,表姐妹们穿的则是旧式棉袍,料子都很好。孩子们表情略显严肃,但看起来确是“蕴藉华美”。 表姐们都是“大人”了,常来陪母亲、姑姑出去喝茶、跳舞,有时也来家里打开电唱机跳舞。见《小团圆》。 这是大转折到来之前的灿烂一刻。 小煐显然是心花怒放了,她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述新屋的模样,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可惜人家没有回信,可能是不喜欢她这样炫耀。 从这时候起,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了,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让她学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张爱玲后来曾慨叹:“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