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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 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 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 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身无用了,失却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 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血缘的线,身世的索,牵住了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别号廷重。他素以号行世,在后文中,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 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 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7岁就丧父,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来,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经历家国之变,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 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这绕室徘徊的习惯,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走趟子”。这个词,充满了“无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诞感。 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当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耻食周粟?--“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 他只能当遗少。 当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这位寡母训子的方式十分怪异,甚至在亲戚间都有了孤僻的名声。她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了”,便故意给小张廷重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见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一时是消散不了的,它仍以无形之形,控制着这个老宅子。在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自然也就跟这“走马楼”的气息一样,新旧杂陈。 一方面,他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并不抵制时新的观念。他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乐于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喜欢购买进口的名牌轿车,甚至,还买过大部头的《胡适文存》。 五四以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走红,张廷重也买过一本萧的剧本《心碎的屋》,在空白页上写下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这完全是西式的习惯写法,还取了一个很摩登的洋名儿。张爱玲后来在写回忆散文《私语》时,去翻阅父亲的旧书,才注意到这个细节。 一切文明在他身上,都体现出混乱。他订阅了《旅行杂志》,但从来不旅行,因为抽大烟不方便。他不穿西装,但是却穿西装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欢叔本华,但也买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译本来看。见《小团圆》。 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式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就缘于父亲这个嗜好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转型时期的人物,有着两面不同的人生相,这毫不奇怪。 文化之脉并不会因政治的鼎革,就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结婚成了家。迎娶的女子黄素琼后改名逸梵。,也是一位名门之后,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这个女儿没见过爸爸,因黄宗炎上任不久便染瘴气而亡,留下一男一女双胞胎遗腹子。 黄翼升祖籍湖南,是正牌的湘军将领,曾与李鸿章一道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而且,据说论起来,黄素琼还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这样,两家的联姻便是“亲上加亲”。黄素琼系小妾所生,亲生母亲也死得早。她的婚嫁,显是媒妁之言、家族包办,她本人并不情愿。 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就是张爱玲的母亲。 她后来成了张家族属里的一个异数。 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子,气质上很有乃祖之风,“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她后来对自己命运的大胆选择,证明了这一点。--母亲的不妥协性格,对张爱玲的成长影响也甚大。 黄素琼虽然出生在大宅门,没上过新学校,还缠过脚,不过却受到了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她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于男人。张爱玲在晚年谈到母亲时,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见《对照记》。。 由于黄素琼没上过学,所以反而是个“学校迷”,而上学的事,“在她纯是梦想和羡慕别人”。在她那个时代,为了求知,连中年妇女也有上小学的,因此她更是耿耿于怀。 不过人生总有出人意料处,这个勇敢者后来不仅圆了上学梦,1948年的时候还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算是大大过了一把“学校瘾”。 在上个世纪初民智开启的大波澜中,像这样的女子,即使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也足可令人敬佩! 张爱玲从小就听家人议论,说母亲黄素琼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 她为此感到困惑。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迁到湖南的,理论上可能会混有南洋血统,但她知道,黄家很守旧,就是娶妾也不会娶混血儿。为了探个究竟,张爱玲曾狠狠地翻过一些关于人种学的书,看史前白种人在远东的踪迹,但最终也没弄清楚。 从张家的老照片上看,张廷重的面相倒还庄正,并不颟顸,但略有一股浊世气。而黄素琼却是面容清秀,目光深邃,眉间神色凝重,一副志存高远的样子。 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如此不同,当然也就看不惯丈夫那种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过,也干预过,但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张爱玲出生前后,张家住在上海,两口子闹别扭总还要顾及面子,不想在亲戚中丢脸,黄素琼就经常回南京的娘家,躲一时,是一时。 后来家搬到天津,黄素琼对张廷重纳妾、吸鸦片的恶习,再忍无可忍。在劝告无效后,她彻底冷了心,不再过问家事,只自己去寻一些乐趣来麻醉,花了不少的心思学钢琴、读外语、剪裁衣服。 与丈夫不能交流,她便沉默。现存黄素琼当年的照片,那模样都是闷闷不乐的,与她一身新潮的打扮极不协调。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很可能就是黄素琼的写照。 幸好小姑子张茂渊也是个新派女性,算是黄素琼在家中的同盟军。大概因为旧家庭女孩子不大受重视的缘故,当年李菊耦没给女儿套上太多枷锁,无意间让张茂渊呼吸到了较多的新鲜空气。 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张廷重的陈腐,与嫂嫂黄素琼意气相投,形同姐妹,多少缓和了一下家中的紧张气。 黄素琼酷爱剪裁,每次与小姑上街买了布料,回来总要对镜打量一番。张廷重却看不出这有何种乐趣,见了,便会没好气地说:“又做,又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夫妻俩便是如此,连小事也不能相容。而黄素琼这倔强女子由新潮书刊中得来的理想,却是始终没有泯灭。 后来在张爱玲4岁时,姑姑张茂渊要出洋留学,母亲黄素琼那年已经28岁了,借口要监护小姑出洋,自己改了一个非常新文艺的名字“黄逸梵”,就抛夫别子,也跟着远走高飞了。 这一飞就是间关万里,飞到英国去了! 远走只是想求索。哪怕一无所获,也强于在家中委屈、屈辱的一生。 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见《童言无忌》。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只能让人对小爱玲将来的成长担心。那些现在被人以欣赏心态渲染的“簪缨世家”之类,对一个孩子来说,怕是远不及小户人家的天伦来得温馨。 所谓的“贵族”种种,用张爱玲小说里一个很有特色的词,便可概括,那就是“霉绿斑斓”--未见得好。起码,没什么可羡慕的。 张爱玲最初的名字,叫“煐煐”,算是小名吧。煐,这个字很生僻,有一点晃眼的味道。 小煐在上海长到2岁,她对2岁前的生活毫无记忆,2岁以后家里搬到了天津,才开始对自己的家有了印象。 这次搬家的缘故,起于张廷重与二哥张志潜的关系不睦。 张志潜是张廷重同父异母的二哥大哥早夭。,为张佩纶与原配夫人朱芷芗所生,比张廷重大17岁。他那时也是在上海的“走马楼”住,李菊耦病逝后,就由他管理大家庭的事务,张廷重兄妹俩也要受他管束。 在兄妹间分遗产的时候,张志潜利用兄长之“权”,占据了其中大部分财产。后来在30年代初,张廷重和妹妹曾跟二哥打过“析产官司”,但由于张志潜给法官送的钱多,加之张廷重不够坚定,最终官司输了。这是坊间一般张传的流行说法。 但是,据新近着有“张学”力作《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的阎红女士披露,其实张氏兄弟所争财产,“核心是一套宋版书的归属”。 这批宋版书,是早先张佩纶用了李鞠耦的嫁妆,从前妻的兄弟那儿买来的。辛亥革命时,世事仓皇,这批书辗转落到了于右任手中。事后,是张志潜写了信去索回。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将这批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终不至于散落。而当初如果判给张廷重,这书的命运倒不好说了。 在兄长监护下生活,张廷重觉得太受拘束,便想与二哥分开过,只是苦于没有个堂皇的理由。1922年,机会来了,张廷重通过在北洋政府任交通部总长的堂兄张志潭介绍,在天津的津浦铁路局谋到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便正好借此分了家,举家迁到天津。 小煐的姑姑那年21岁,乃名副其实的“小姑独处”,也跟着一起搬到天津去了。 在小煐和弟弟的记忆里,天津的生活是丰盈而明亮的,衰落的阴影还没有笼罩上来。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时对此的回忆,满含着感情:“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这座洋房,是在英租界里,32号路61号。房子是当年爷爷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也是非常宽敞。张廷重来到这里,再无人可以干预他,就越发地放纵享乐起来。 张爱玲的童年记忆,就从这奢华中开始。 这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人间的丑恶,还没有进入她的感知。在张爱玲的回忆文章《私语》里,对当年种种童趣,有极为细腻的描写。读来,犹如欣赏带有擦痕的老电影片,旧而亲切。 那时的小煐,整天由成群的仆佣所簇拥,被抱来抱去,访亲问客。小小年纪,就开始熟悉大家族在节庆时亲戚往来的礼数。 然而,孩子的兴味,是在她独自窥见的天地。 家中的院子里,有个秋千架,是个其乐无穷的地方。小煐比弟弟勇敢,喜爱荡秋千。有一个额头上有疤的丫头--小煐唤她做“疤丫丫”,一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这大概也让小煐感到了惊喜。 夏日的中午,是最可留恋的时光。小煐喜欢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一碗淡绿色的、涩而微甜的“六一散”,就拿出谜语书、还有童话书,念出声来。那种绿绿的六一散,是以滑石粉和甘草为原料的解暑汤剂。之所以绿,是因为里面加了西瓜皮。 天井的一角,有一块青石砧,是小煐最早的启蒙课堂。有一个瘦小清秀的男仆,常用毛笔蘸了水,在上面练习写大字。他也常给小煐讲《三国演义》,小煐喜欢他,没缘由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毛物”。 而“毛物”的妻,自然就叫做“毛物的娘子”,简称“毛娘”。毛娘也是聪明的,能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非常可爱,但心计也颇深。 一种世俗的情趣,也许从那时起,就浸入了张爱玲的灵魂。 张爱玲的这篇《私语》,与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堪称写童年生活的双璧,都有很强的带入感。尤其是写了一些稀奇物儿,写了憨态而有趣的人,还有远离尘嚣的园子及童稚的恶作剧,这些距今几十年前的淳厚趣味,如今已是永远绝迹的了。 小煐好奇的眼睛,也看到了家中很陈旧的习俗,像一些褪了色的画面。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母亲醒来时总是心情不好,要和小煐玩好一会儿,才能高兴起来。 成年后的爱玲还记得:“我开始认识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等认了些字后,家里给小煐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悠长的诵读是难忘的--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卡壳背不下来了,直到忽起顽心,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 小煐还常由佣人带去给堂伯父张人骏请安。记忆里,孩童见老人的场景,也有苍凉入骨的意味。 这位白了胡子的老一辈,在武昌起义爆发时,是两江总督。曾依仗张勋之势,准备顽抗到底,但终没能守住南京,缒城而逃,躲进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兵舰,逃往上海。此时,正在天津当寓公,景况已相当贫寒。 张爱玲幼时对他的印象,到成年后还历历在目: 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椅上,此外似乎没有什么家具陈设。 我叫声:“二大爷。” “你认了多少字了?”他总是问。再没有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再背个”。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对照记》) 值得注意的是,幼年的张爱玲,对事物便有很独特的感知。也许,这就是“天才”的潜质吧。 尽管对童年的追忆,都是在她成名以后写出来的,但是所描述的那种印象,却一定是来自幼年的感知。 诸如下面的这些对于“器物”、“颜色”和“吃”的印象--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这种观察事物的眼光,相当自我--唯其如此,人在感觉上才会细腻,且视角独特。 中国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观察力粗疏,这是比文字功夫低劣还要严重的缺陷。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那些“七宝楼台”式的警句,常为“张迷”们推崇到极点。其实,那不单是文字的天才所致,在观察力上的天赋,才是文字出彩的根本。 封闭的童年,是快乐的,惟一的不快,似乎是来自弟弟。弟弟比她小一岁多,生得漂亮而文静,而且很知道自己是最受宠的孩子。 张爱玲说,对这个弟弟,“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见《童言无忌》。 但是,弟弟又很不争气,多病,因为“忌口”因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又很馋。姐姐能吃的、能做的,他都望尘莫及。姐弟俩常有一些小小的不睦。弟弟妒忌姐姐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 张爱玲的回忆文章里说,因为家中有男尊女卑的俗见,所以她很小就对弟弟产生了竞争心理。 小煐和弟弟,各自有专门的女佣带着。这些女佣多来自安徽,带小煐的叫“何干”干,是干妈的意思,安徽方言。,而带弟弟的叫“张干”。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处处都让着张干,小煐却偏要与张干争。张干生了气,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还从小煐拿筷子时手指的位置,来预言小煐的未来,如果抓得离下端近,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煐自然不可能懂这预言的真正含义,但隐约也知道这不是好命运,赶紧把手指移到筷子上端。但是张干却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煐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张爱玲不无幽默地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 自然,这说法不必当真。与张干的冲突,不过说明她从小就有的一种倔强,她那时一心想的是“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性格决定命运,大抵如此。 “住独家村”、“嫁得远远的”--张干想必也不会是认真讲的,不过这些诅咒后来竟一语成谶!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姐弟俩还是有一份情意在。在一起玩的时候,两人幻想自己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小煐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趁着月光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小煐有时也很喜爱弟弟:“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让他编个故事:一个行路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艺。”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童年的张爱玲,对这一点似有认识,但又不十分自信。 在她8岁以前的童年,是平和与亲切的日子居多,以至张爱玲日后的回忆,对那时是充满了留恋的。她说,天津的那个家,让人喜欢,是“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天津,是令她难忘的。 这个大都市,受“西风”的熏染一点不亚于上海,它给了张爱玲6年的温暖童年,也给了她后来小说语言中偶或闪现的“北方话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