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这东西——女权运动的缺陷

正如本章开头所讲到的，女权运动并没有像新闻媒体所渲染的那样，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倒是有些夭折的感觉。 其理由大致有这么几方面：媒体报道过度；运动目的性过于纷杂，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的目标；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夸大到男女平等的高度；运动参加者之间的认识存在巨大的差距等等。 然而更加主要的原因则是，女权运动的推行者，也就是女性自身产生了分裂，无法做到团结一致。想要进攻敌人，可是自己内部却先出现了分裂，没有不败的道理。 手举标语牌，高喊“为了我们女性……”在这些努力奋争的女性身旁，却也有一些女性冷眼相向，嗤之为“真傻”。这种来自女性的冷笑比来自男性的冷笑更加冷漠，更令人心寒，而且冷眼相向的女性占了大多数。 如此一来，女权运动的推行者自然不可能轻易取得胜利。 根据某报纸的报道，参加或赞同女权运动的女人们（她们极其讨厌“女性”这个词中带有的“性”字，故这里不称呼其为“女性”）的年龄构成如下：二十岁刚出头的女学生、企业职员占压倒性多数，其次是四十岁前后的家庭妇女。 表面看这似乎很正常，但是，这恰恰反映出女权运动的先天性缺陷，因为出现了年龄断层，所以女权运动的诉求并不能代表所有女性。 高中生以下以及高龄妇女不在其列是很自然的，然而三十岁上下，也就是二十多岁至三十多岁的女人，本来处于一个女人精力最旺盛的年龄段，她们是女人中与男人最接近、从各种意义上讲都与男人关系最密切的群体，缺少了这部分女性的参与，所谓的女权运动岂不是显得很可笑？ 如今说起女权运动，人们很容易理解为是要从根本上改革两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运动的发端却是女性对日常生活中一些琐事的不满。 这种不满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不满者认为，男女在劳动报酬方面不平等；强加于女性头上的是她们只能从事端茶倒水、单调工作的偏见；不从个人能力出发的评价体系；身居管理层的男性没有将女性当成职场的一分子，仅仅视作职场点缀、花瓶的陈旧观念等等。 这些不满多为二三十岁的职业女性每天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现象，她们对此有着非常具体和切实的感受。 另一类是以四十岁上下女性为主的家庭主妇们的不满，认为女性不应永远被束缚于家庭中，女人不应只是服侍男人的附属品，进而主张职场应该进一步向女性开放，社会应增设托儿设施。 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人，经历了结婚、生育、哺乳、教育子女等，总算不需要再在孩子身上花费巨大精力，已从育儿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但是正像一位女性所说的：“从育儿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环视身边，只有无限的空余时间，却没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这个年龄段女人共同的感受。于是情不自禁地生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难道今后只能一心一意地服侍丈夫，度过下半辈子吗？”到后来，疑问变成了焦虑：“照这样下去，只会被丈夫、孩子和社会抛弃”，由此产生出先前所述的不满来。 所以说，至少在日本，女权运动是由这两个年龄段的女性从自身的不满发端，汇合成一股合力，最终演变为所谓的女权运动的。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女权运动的口号中，这类来自对日常生活的不满却丝毫也没有体现。看一看女权运动最火热的1970年，“10·21”国际反战日①那天日本首次女权运动大游行中的标语牌： 贞女和从军慰安妇是侵略的助长者！ 团结使妇女更坚强！ 控告根深蒂固的陈旧妇女观！ 彻底实施避孕教育！ 国库应负担堕胎费用！ 女人是什么？！男人是什么？！ 粉碎将性游戏化的企图！ 反对禁止堕胎！ “妈妈，结婚真的很幸福！” …… 从中我们看不到前面提到的女人的种种不满，相反似乎表现出一种试图从更高的立意上来审视女性的态度，并且其倾向性表现得非常激进。 由于这样的原因，出现了前述的女权运动支持者的年龄构成，而且实际上投入行动的多为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女性。所以，她们的口号就必然会表现得非常激进，并且显得盲目和卤莽。姿态、形象成为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的第一追求，那种小家子气的身边琐事自然从她们的口号中消失了。 当然，要把各个层次、各个族群女性的要求汇总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将男性本身列为敌人就成了很容易找到的一个共通点。所以许多主妇都摇着头表示：“女权运动当然赞成，但是做法好像太激进了。”在年轻女性中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看法。 综上所述，在女权运动的支持者中，本身就包含了态度差异，而与反对者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