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河与岸：苏童划分两重天

    河与岸:苏童划分两重天     ——谈苏童长篇小说《河岸》     李昌鹏/文     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早早地看穿列夫·托尔斯泰,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论述找到了苏童作品的特征。王德威说:“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一读,二读,三读……从第一次阅读到今天,李某不知不觉已经读了五回,而苏童长篇新作《河岸》的味道没有浓转淡,反而像火锅,越熬越出滋味。于是,我不禁想谈谈这部《河岸》。这部小说的标题是“河岸”,河与岸,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河岸”这个词语,是一个偏义词,理解时是朝“岸”的意义来理解,当然,这其中寄予了意蕴丰富的希望。然而,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河”绝对不是一种陪衬,“岸”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主要表意部分。河与岸,在小说中成为有疆界的两个世界。     苏童成功地划出了这两个世界的疆界,但这两个世界都被库文轩虚妄的精神幻境笼罩,它带给库文轩的是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河与岸两个世界,库文轩始终站在一个亲人荣耀的光环之上,这个亲人是她的母亲——邓少香烈士——这个他记忆中不可能共同生活过一天的人,他对她怎么可能产生超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深挚情感?其实,他的荣耀(甚至当上了书记)在岸上来得莫名其妙,他被流放到河流的灾难便也来得莫名其妙。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风问题”反省过,但为了维护烈士母亲的荣耀竟肯自断尘根。     库文轩表现出的是偏执的“近乎病态的狂想”(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厄普代克描述对苏童作品的印象),库文轩失去了个体意识——这一切也可以归咎于特定环境中或许人不可抗拒,或许是群体放弃扞卫个体意识与独立精神,带来的恶果。于是,库文轩成为了守候在河与岸两个世界,最为不幸的人。库文轩守候在河与岸两个世界,而库文轩本人则是苏童给两个世界划出的一条界线。没有“库文轩意识”的存在,这两个世界便难以构成。     不可承受之轻使得库文轩不得不背上沉甸甸的纪念碑,方可自沉于河底。作为个体的他至死扞卫自己以及其时集体虚拟的,对立的两重天。库文轩曾在河里获得过生机——母亲遇难后装着他的箩筐随潮水漂走,他因此与神话挂钩——鲤鱼在河中托着他,库文轩便是在这种带迷信色彩的精神环境中长大的。这样看来,或许库文轩一代和“库文轩意识”的悲壮谢幕,正是中国社会祛魅的兆征。     李某认为,该小说用第一部分《儿子》的第一句(也是仅有的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给《河岸》定调的同时便已经给世界划出了疆界,此外,还暗示了自己小说的表达方向——以个体意识为标准来划分两重天。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的儿子;库东亮是库文轩的儿子,两代“儿子”是两代人。库文轩丧失了个体意识,而库东亮并没有丧失个体意识,他们生活在一起,共同亲历了磨难。故事的叙述者库东亮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将“我”划进故事的同时,也将“我”划到了旁观者的席位。     作品以人伦关系作为故事发生的起点,以人的个体意识作为新标准,以通透的“没有什么可抱怨”(见苏童小说第二段)作为叙事的情感基垫。《河岸》传达的重点将不再是反思,不再是批判,是具备大胸怀之后用个体意识、个体的担当来看待历史,正视我们曾经存在的生活,用健康的心态构建我们民族志学中遗缺的一页。     《河岸》告诉我,中华民族是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本民族,自己所在的时代负责。再次默念小说的第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发现小说的叙述者“我”(库东亮)和历史保持了亲切的距离,五味杂陈,但毫无怨尤。是的,“没有什么可抱怨”,因为,那“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     我隐隐作痛,意识到《河岸》容纳的是我们民族,曾经生活在虚妄和迷狂状态下的许多人——他们的一段历史或他们的整个世界。     最后我想说,《河岸》是一部可以一句一句读的作品。每一句话都饱含能量,不准确的比方是把它们称为居里夫人提炼的铀,或许《河岸》将以原子弹的形式在大脑中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