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乳房——黛莫式酚

外科医生开始给我吃的药，名字叫做黛莫式酚，每天要服一颗，二十毫克的分量。手术后的起初三天，每天四次，护士到病房来派药，循例是派来一个小小的纸盏，使人误以为里面盛载的是小蛋糕或者巧克力糖。岂不太奢望了么，医院里面难道还会开什么园游会、生日派对不成。纸盏里面当然只是药丸，有的人得七、八颗，我得一颗，是那种像玛格丽特的画所描绘的东西：一头灰一头红，我也懒得去想一边是水一边是火，一边是鱼一边是雪茄等等的事情。这样的药丸我见得多了，除了颜色的配搭不同，没有新的面目，我猜它不外是消炎镇痛的家伙。 黛莫式酚也没什么特别，颜色是白的，扁圆形，活像小孩子爱吃的巧克力糖豆。手术后的第四天，医生对我说，从今天起，正式服用这药吧，起码得吃二年哩。吃二年药其实也不算长，我母亲服用镇高血压的药，一吃竟吃了二十年。离开医院那天，医生只给我三颗药，其他的药，到楼下去取。我走到配药处一看，排了一条好长的人龙，决定不去领药算了，自己到市面上去买。哪知这药并不便宜，竟售十块钱一颗，白菜才三块钱一斤哪。脑子立刻做起加减乘除的算术来，单是吃药，一个月就得三百元。可是有什么办法，长期要服的药，饭可以不吃，药不得不服，只好咬紧牙龈，先买它一百颗，数数也不过能维持三个月而已。 朋友们给我找来不少书籍，都是关于肿瘤的，也有最新的医学报告消息，我有空就翻看，这个黛莫式酚，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抗癌药物，不过是能维持体内荷尔蒙平衡的东西。根据西医的看法，乳腺癌的主因之一是女性荷尔蒙失调，雌激素过高引起的病症，如果荷尔蒙受到控制，就可降低肿瘤的发病率。虽说不是真正的抗癌药，但能控制荷尔蒙就好。专业的医生既然开得出药，又经过医学界的研究，许多病者服用试验，大抵也有益处，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患乳腺癌的妇女不适合吃鸡了。鸡本来是极好的食物，蛋白质又丰富，脂肪比猪肉、牛肉少得多，病人吃鸡，体力可以更快恢复。可是，渐渐地，鸡竟成为有毒的东西了，这可要怪那些农场，如今饲养鸡鸭的商人，在饲料中给鸡吃些什么呀，为了使鸡迅速长大，又替它们注射了多少荷尔蒙呀，我们到市场上去买鸡，又肥白又漂亮的鸡，谁知道竟充满了过多的荷尔蒙呢？吃了这样的鸡，说不定就会发乳腺癌了。 给我服用黛莫式酚的那天，医生也让我知道了检验的报告：乳房四周的组织没有发现癌细胞，四个淋巴核其中一个，有一丁点儿的转移，情况显然不差，属于早期的肿瘤迹象。依照这样的例子，医生认为大可以不用接受放射治疗了，但他让我自己选择，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我还是去放射治疗的好。 西医对治理乳腺癌一般采用三个步骤： 一、乳房割除手术 二、放射治疗 三、药物治疗 这是治理乳癌三部曲。既然已经踏上第一步，我觉得不如走毕全程，况且，肿瘤虽然割除，可癌细胞和别的病毒不同，是自由自在，喜欢到处跑，谁知道它们如今在我体内什么部分嬉戏，又会不会仍留一点在我前胸区唱歌？ 香港人把放射治疗称做电疗。当然，我对电疗是什么完全不知道，听起来似乎不易对付，那个“电”字尤其令人恐惧，它使我联想电椅一类的酷刑，或者是年轻时候的电烫头发，鼻子里闻到的是焦炙味，发根一阵阵滚热。或者，电疗也许和拔牙差不多，坐在椅子上，整个人都要发抖。幸而我的天使救星又出现了，阿坚告诉我，一点儿也不用担心，根本没有痛苦，不过是照X光片一样，只是时间长一点。 阿坚认为我一定得接受放射治疗，因为有些病者没有去，结果又有了麻烦。她还给我选择医院，据说某某医院有一病者，竟被电疗得呕血，本来要杀的是癌细胞，几乎把人也杀死了。哪一间医院好呢？私家医院收费非常昂贵，可以去的当然是公立医院，香港有三间公立医院有放射治疗的设备，乳癌病者如果能进沙田公立医院最理想，因为那里新设立了专为乳腺癌病的肿瘤部，不必和其他的癌症患者一同轮候，更叫人觉得安心的是，那里的医生、护士甚至职员都和蔼、细心。 我从外科医生那里取得了求诊信件和我的病历资料，先到医院去报名，结果收取了，感到满心欢喜。路途虽然远，来回得花两三个小时，但公共汽车是由终站到终站，我一上车就闭眼养神，也不觉得劳顿，有时看看河、看看山，就当自己出门旅行吧，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到遥远的地方去旅行了，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去？实在没有把握。到沙田去，竟成为我目前能去的最远的地方。 说是九点钟挂号，其实八点钟多一点，轮候的人龙已经在出纳处排队。到公立医院看医生，当然要弄清楚每一个部门的地点，以及排队的次序。这个时候，医生还没有到诊症室来，他们也许刚吃完早餐，拿着听筒，背后跟着护士，在楼上的病房里替病人看病。要见医生的人就在出纳处排队，交二十多元的诊症费，得了收条，才分别到不同的部门去：妇产科、耳鼻喉科、皮肤科、肿瘤科，各有各的去处。 肿瘤科在二楼，四通八达的走廊，第一次来仿佛进了迷宫，转了几个圈子才找到，候诊大堂早已坐满了人，才不过九点多一点，我看着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有一百多人的样子。这么多人患乳腺癌呀，我吃了一惊，这病症真的成为厉害的杀手了。面对肿瘤部的大堂一字儿排开有五间诊症室，第一间敞开房门，是登记室，我跟随人们排队，里面的护士替我们磅重、量血压。我是初诊，所以特别替我量高，给我一个杯子，让我交回小便的样本。 所有的人都坐在大堂上等候，大约十点，医生一定从病房上看完病人下来了，四个诊症室的门不时打开，由护士把病者唤进去。我并没有带书本来看，也没有带随身听听音乐，环顾四周的人，有的三五成群，讲述食物的疗效，有的人则沉默不说话，面色凝重。人群中有青年女子，也有成年男子，大概是陪同亲人来诊病的，那么，病者其实并不如我想象的多。可是一个人病了，尤其是这种病，她的亲朋戚友多少也好像受到了感染。他们也在等候，只是没有挂号。 许多病患者年纪很大，头发都花白了，由亲人搀扶着，走路十分艰苦；有的丈夫陪着妻子，有的是女儿陪着母亲。中年的病患者占数大约一半，肥胖、瘦削的都有。从外表上看，无论如何不知道她们是患癌的人，只见她们被唤着名字，进入诊症室去了，于是才知道她们是病者。 登记处走出来一名护士，叫我们新症的举手，连我在内，共有三只举起的手，护士见我举手举得高过头顶，还算直，称赞了一句：手举得很高呀。我答她：我每天做运动。她说，嗯，一定要多运动，尤其是手术后的手，不然的话，就要做物理治疗了。坐在我身旁的一只手叹了一口气：唉，我肿得不能动哩。我这时才看见一个妇人的整条手臂仿佛一截粗大的莲藕。 护士派给我们三个人每人一张纸，原来是一份通告，上面写着： 迳启者：阁下所患之癌病，证实无传染性，但家族患病率较常人为高。本部门对此极表关注，亦曾有病人请求本部门医生作身体检查。因此，本部门现已定出每星期二下午二时为阁下四十岁以上之女儿或姊妹作预约检查，所有个人资料将会保密。 我继续坐在大堂上轮候，有些比我迟来的病者也已进过诊症室了，而我仍在等。事实上，坐在我身旁举过手的两个人也在等，我于是明白了，我们是初诊。其他的人都是来复诊的，她们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来一次，而我们这些第一次来求诊的，诊症的时间会长些，就压到最后。坐在大堂上，我把手中的通告看了一次又一次，谁说公立医院不好呢，不但照顾病人本身，还兼顾她们的家人，肿瘤不是传染病，能替患者的姊妹或女儿检查是德政。 通告上有一句话我反复细味：个人资料将会保密。癌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可是见不得光的？得了癌症，是这个人不洁、有毒、带菌、畸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癌症病人还得像中世纪的麻风么？那时的麻风病是西方社会的禁忌，病者被歧视、排斥、驱逐，必需躲到荒僻的山区或迁徙到海岛上，又或者被驱上破旧的大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泊。福柯在《癫狂与文明》里引用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说：“我的朋友，你染上这种病使我主感到高兴，你还极其荣幸地蒙受我主的恩典，它想让你为你在世间的作孽而受到惩罚。” 记得读教育学院的时候，课外活动一项编派我们一组同学到喜灵洲参观，那是著名的小岛，被辟为麻风病院。整个岛住的都是麻风病人，好让他们与外界隔绝。同学们有的说：别给传染了才好。有的说：如果身上有伤口，千万要小心，因为麻风可以潜伏二十年。结果大家还是去了。病者并不可怕，虽然有些人手指肿曲，事实上都在康复中。如今，麻风已经绝迹，小岛再也不是禁地，麻风病院已成历史，那么，癌症呢？为什么要保守秘密？既非做过不干净的事，又不带菌，事实上，和癌症病人在一起，比跟患伤风感冒的人相处还要安全。 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的麻风病销踪匿迹了，据说可不是由于医疗的奏效，而是隔离措施的缘故，也是十字军东征后中断了东方传染病源的结果。然而，隔离的模式并没有改变，而且不可思议地相似，流浪汉、罪犯、精神错乱者、肺痨病者，取代了麻风病人扮演过的角色。时代不同了，如今对癌症病者是否多了一分同情和谅解？我手上握着的这份通告，它只是婉转地认定你会有一种负罪感，一种对自身不完善的负罪感。它把声音压低，安慰你说：这是令人多么尴尬的事情呢，但放心，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人。 我在大堂上等到十一点钟，护士来叫我了，却不是进入大堂面对的诊症室，而是通过登记处转入一条走廊，进入背后的另一列房间。医生怎么这般多？我一进门就见五、六位穿白袍的医生，由一位女医生请我坐下，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发现的情况、手术的经过、目前身体的感觉。她一面问一面写，完全是做笔记的样子，仿佛她是访问的记者。 我躺在床上让她替我检查，这些情况和手势我已经熟悉了，每次见医生，他们都要按按我的颈项、胁肋、腹盆和胸膛。室内的医生，我看清楚了，一共五个，一个女四个男，年纪都很轻。女医生检查完了，男医生一起过来，征求我的意见，可不可以给他们看看、用手按按。我连说没问题。这么客气的医生，又这么有礼，这么年轻，这么纯真，我忽然明白过来。 ——你们是医科的学生？ 他们笑了。 ——在实习吧。 他们点点头。 一定有病人不接受他们的诊治吧，不愿意让学生来参与吧，认为医院把病人当作了试验品。但我十分欢迎他们，他们应该接触真正的病人。就像我在教育学院念书的时候，一面学习理论和教学法，一面就到正式的学校去实习。每年两次，我们都到不同的学校去，教正式的学生，老师就来看我们教书，坐在课室评分。所以，当我们真的当上老师，进入课室早已不再陌生了。 我对他们说，欢迎诊治，你们是医科学生，快些多实习，多研究，将来好拯救我们。他们只是笑，既庄重又腼腆。从这房间出来，我仍回到轮候大堂等，刚才的一幕，不过是给医科学生上的实习课，真正的医生我还没见面哩。我并没有浪费了时光的感觉，反而十分愉快。疾病原来也可以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种创造的机制。我好像另外有一个肉体，游离开来，成为自己的观察者，我也来实习认识自己。 终于轮到我了，小小的诊症室内有写字桌、椅子、病床，室内坐着医生、站着护士，一把空椅子留给病人。咦，刚才见过的五名医科学生，现在又来上课了，他们贴墙曲尺形坐好。有老师在，他们更加神情严谨，个个正襟危坐。我对他们笑笑。医生翻翻我的病历，看过手术医生的信，循例问了我一些问题，也替我检查了一次。凡是第一次来诊治，都要验血，医生亲自替我抽，同时大概也向学生示范。他一面用一条橡皮管扎起我的左手，一面和学生说话，讲的是英语，当然，医学院都用英语授课。他讲了些专门的名词，我没听懂，只见那些学生很用心地听。 ——可以看牙齿么？ ——嗯……我们这里不看牙齿。 呵哈，医生误会我的意思了，以为我想找他检查牙齿，我不过想问问可不可以去见牙医补牙，因为有些癌症一年内不能补牙或拔牙。我的表达能力真差极了。 医生诊症时其实是手不停口不停地工作的，他一面说话，一面提笔填了三张硬卡纸，告诉我到不同的部门去约时间，去照肺、照腹盆和全身的骨骼扫描。我伸手取过卡纸，这一来，卡纸刚巧遮住了正在抽血的左手，可把学生的视线挡住了。我想让学生看清楚医生的示范，轻轻移动了一下身体。哪知这一动可影响了医生的工作，他连忙把针拔下来，另外在我的右手上再抽一次。我真是傻瓜呀，抽血的时候，如果乱动，针断了岂不麻烦。 医生从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抽血的时候，他也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 ——有吃药吗？ ——有，黛莫式酚，每天一颗，二十毫克。 ——是医生给的吗？ ——不，自己到药房去买。 ——多少钱一颗？ ——十元。 ——啊，十元。 医生惊叹了一声，然后用英语对学生们说：这么昂贵，这些商人真会赚钱，太贵了。学生们一直一句话也不说，只点头表示明白的样子。而我，忽然忘掉医生根本不是对我说话，却用英语也答了一句：是呀，太贵了。才一出声，知道自己多嘴，连忙用手按住嘴巴。医生的本领自然是不动声色，继续问我： ——买了多少？ ——一百颗。 ——一百颗不够，得起码先服半年。 ——到时再去买。 ——往后就由医院给药，吃完一百颗告诉我们好了。 我连忙谢谢他。回到家里，我兴高采烈地说：一个月可以省回三百元哩。公立医院有什么不好，我纳了那么多年的税，也算值得，如今可也享点福利了。我的妹妹说：宁愿一生一世光纳税，千万别要什么回报，尤其是医院的赠药，特别是免费的黛莫式酚。母亲朦朦胧胧地问：哪一个阿芬呀？是不是表姨的大女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