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命运致前妻的几封信_犹太人的命运致前妻的几封信试读-查字典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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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命运——致前妻的几封信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① (可能于1918年7月) 我不能像你讲得那么多,那么美,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几天来没有收到一封奥地利来信,我不打算去苏黎世。朋友中我只见到了埃伦斯泰因 ()②,他昨晚与贝格纳 ()③小姐一起来我这里,他们二人对你不在十分遗憾。除此之外,只有安静,工作和写信。 你一切均好,身体安康,我很高兴。但是我有权利要求你体重再增加三公斤,你不会生我的气吧!请你多多保重身体。近来天气异常,瑞士十九年来未曾有过这般炎热,也许因此你才食欲不振。还是因为缺少一位当家人?我不敢冒然想,这就是我。 保尔·斯特凡说,他明天来。这样我们不能给你写信了,我也无法去看望你。我想星期天去你那儿,不过,得要另找一个星期天,我必须先把我的剧本写完,估计还需要十四天,这期间你肯定已经来我这里了。 奇怪,我给你的信写得这么不好。我这词不达意的毛病已经向内心发展;一般我只是偶尔同我的邻居德欧布里先生说一两句话,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我对这种自我封闭感觉良好。然而,我心中却在为整个世界焦虑,从这个月开始到八月底,战争或曰覆灭就要见分晓了。现在每一分钟都性命攸关,而我们个人的命运也将由此而注定。有世界意识的人正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要么现在站出来说话,要么永远沉默。然而去何处说?怎么说? 亲爱的,祝你一切顺利!请原谅我,信写得这么不好!现在到处是霉烂气味,但愿不久天气会清洁明朗!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21年11月20日·柏林) 今天是星期六,我终于抽出时间坐在一家咖啡店给你写信。我实在很忙,周围的人应接不暇,各种琐事缠身,此外,每天还要到剧院去。昨天我在哈尔登处,同他进行了长时的交谈,很有启发,今天又在拉特瑙家中坐了两个小时,他刚从战争赔款委员会回来。他为我牺牲自己的时间,而且谈得那么无拘无束,真的使我很感动。此外,这个城市喧闹沸腾,既令我神往,又使我厌恶。 噢,你知道,我都看到了哪些人吗?我看到了菲舍尔,卡哈纳,哈恩德尔的夫人和女儿。他们都是演员和作家,见到了他们,我才慢慢地知道,我是在柏林。这一切让我振奋,丝毫不感到倦意。凯梅勒来了一封很感人肺腑的信,他的境况不佳,我可能到那边去看看他。 有一件事你要笑话的,我对这个城市尽管十分尊敬,但总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反感,因而我觉得,我不能在这里讲课,我讨厌这里。这是一件难办的事,我打算明天去回绝这份工作,他们开销的钱我愿意赔偿。我一定要使自己的心情舒畅,我只愿意给朋友讲课。此外,组织工作也很粗糙,主办人自己就不在--给这么一些人讲课,我很不情愿。希望我能把这件事推掉!请你不要笑我,我对这个城市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我实在克制不住自己,尽管我十分赞佩普鲁士的聪明才智,但它们干练和勤奋使我心灵震撼 ()①。而且,在这里我虽然认识很多人,但朋友却少得可怜(卡米尔明天启程去布拉格四天)。我觉得,去汉堡看望卧病中的好友比在这里给一群假绅士上课更好。我无需为离开这里找什么借口,我只是感到,我需要有这样一个间歇。长时间在这里呆下去,我受不了:我讨厌老是忙忙碌碌(也包括性爱),空气中氧气太多。 我的自我感觉很好,轻松,年轻,精力充沛,心旷神怡,咳嗽也渐渐好起来。祝你安康,我盼望回萨尔茨堡去--只有在这种间歇里人们才会懂得宁静多么重要。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28年9月11日·莫斯科) 昨日到达后,两点钟才获知,当天晚上就要我作关于托尔斯泰与外国的报告 ()②。我感到很突然,毫无准备,但考虑一下后还是决定去讲,作即兴演说--当然这样大的歌剧院(共四千座位,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座),加上闪光灯和摄影时的探照灯,是让人有些望而生畏;不过,在乘火车行驶五十四小时之后能来即兴讲话,这是很体面的。庆祝会六点钟开始,我十一点演讲。夜里一点上床睡觉。这里的听众真是太好了!他们这么专心一意地听讲,这在我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乐队也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今天上午看了几个地方,十二点是托尔斯泰故居揭幕典礼,晚上听音乐会,夜里十二点乘车前往图拉,在那里夜宿(三点钟到达),然后乘汽车去亚斯那亚。你看,我在这儿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而且今天万里无云,风和日丽。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28年9月11日·莫斯科) 匆匆写上几句。今天首先参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一座很壮观的历史博物馆,然后参加托尔斯泰故居揭幕工作,结识了上千人,接着去托尔斯泰博物馆(我的论托尔斯泰的书 ()①在街口出售,二十五戈比一本,像兜售书报的小贩叫卖《时辰》 ()②一样)。下午和很多俄国人一起拜访鲍利斯·彼尔尼亚克 ()③,然后去古玩店,租一辆马车游览市区,晚上听歌剧《欧根·奥涅金》。现在是十二点,出发前往图拉,明天星期三六点钟到达,然后去亚斯那亚·波尔亚那,夜间乘卧车返回(哪是一张床?),计划星期四参观四个博物馆,拜访十位友人,也包括高尔基,晚上看话剧,夜间逛马路,星期五的日程安排大体也这么满,星期六也是如此。星期六晚上应我的出版商邀请去列宁格勒旅行,要乘十二小时卧车,星期天参观伦勃朗画廊和游览列宁格勒,再乘十二小时卧车返回。如果星期一有火车,便乘卧车去华沙,星期二乘卧车去维也纳,星期四下午,最迟星期五我就在萨尔茨堡了。一切都极为有趣,我很高兴能看到这一切,得到的印象将让我受用一生。我身体安康。在获得内容这么丰富的印象之后,我感到比任时候都更精神焕发,身心舒畅。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35年10月10日) 我心情极坏--一是因为形势明显恶化,其次,我现在从德国收到的信让人震惊,犹太人在大声呼救,他们考虑的时间太长了,现在要到国外去,或者说不得不去,但又走不成了。你读过埃·哈的那封信,使人惊心动魄,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的人之一;与此同时,司法顾问恩把信直接写到我这里,询问我是否能安置他的儿子当饭店或者咖啡馆的招待员,这样的事数不胜数。最近在德国采取的一系列仇恨措施,其恐怖程度前所未有。我预见到了这一点,可惜也许为时过早,这正是我的错误,但我是无法改变了。 现在要克制住一切个人的忧虑。关于我的事,你就说,我一直在伦敦,因为这里的图书馆极其方便,我可以很好地工作,自从我放弃了萨尔茨堡的住宅之后,便在伦敦住了下来。对于真正重要的事,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36年9月12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我一行字都未能给你写。这里的空气不如里约热内卢好。会议上法西斯分子和其他人争吵不休,会下又是死一般的无聊--一切都翻译成了三种语言。我拒绝了会议主席团的要求,没在任何一处讲话,对在大庭广众面前登场我丝毫不感兴趣--到最后我也许对威尔斯讲几句话,表示感谢,这样我也算是开口了。但是,即使再小心谨慎也无济于事,报刊记者从早到晚跟踪你,又是登照片,又是编趣闻逸事。他们给我拍了一张巨幅照片,拍我在路德维希讲话时是如何落泪的(!)真的,就是这样用大字标题写的--而事实是,对于人们把我们当做殉道者我十分反感,为了不让他们拍照,我用两手捂着头,而他们恰恰拍了这个镜头,同时还加上了一段杜撰的文字说明。这种尽展虚荣浮华的市场使我感到恶心--别人如何我不过问--会议上有两三个真正品格高尚的人如卡狄达斯·纳哥也这么做了。在这一点上我代表了大家,并且用一种隐蔽的调解方式防止了一场大的争吵。我完全撤到幕后,这一点是高明的,虽然肯定也要遭到曲解--我真想登船回去,虽然我看到了十分有趣的东西。今天在别人开会的时候,我参观了一家屠宰场,这也是特殊的一景。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37年5月12日·萨尔茨堡) 请你不要以为,这对于我来说是快乐的时刻,相反,我是在夜里给你写信,辗转反侧,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美好时光。我们俩都犯了错误,我本期望着另一种结局。这次外表上的分别在我内心里留下的只有悲伤 ()①,因为在心灵深处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分手,或许还要亲近了,不像在一起相互距离很近,容易发生各种琐事和不快。我知道,你没有了我生活将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是我在自我吹嘘--不过,你因此失去的并不太多。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我变成了一个爱孤独的,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只有工作能给我带来乐趣。你看,我告别了多少人,而且我也知道,如果我周围变得更加冷清而空旷,那是由于我自己的原因。来自德国的打击给我们大家造成的伤害比你预计的要严重得多。一切庆典和娱乐对于我来说如同鬼魂一般陌生了。是的,你失去的并不多,你在心灵深处肯定没有失去我--你是什么样人,我很了解。请你相信,我除了希望得知你生活得如意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愿望了--我也祝愿你的孩子万事亨通。如果说,我对她们不满意的话,那么仅仅因为她们没有那种迫切的学习热情,而我们俩人知道,我们的青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热情才美好而有意义的--但是,我对你再说一遍,在我心中,我对你没有一点儿怨恨,有的只是深深的歉意--我感觉,这个时代极其残酷地压迫着我。如果我的这种悲观情绪使你有时心烦意乱的话,请你原谅,但是,你知道,我这么做也从未使得自己轻快过,而且,除个别短暂的幸福间歇外,也使别人很难与我共欢乐。现在我诚恳地请求你,别怀疑我,我是一个满身都是缺点错误的人,但有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绝不会忘记我曾经喜欢过的人,我怎么能疏远你呢?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知道,我是如何信守友情的,即使朋友严重地伤害了我(如现在的罗特 ()①,我也绝不会放弃自己这种内心的义务。请你绝不要有这种念头,你好像已经"失去"了我,也不要管别人会怎么样。要是他们谴责我的话,他们有一定的道理,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由于萨尔茨堡的全部情节最近几年我遭受了多大的伤害。但你是不会有人谴责的,而且,谁站在你一边,我都只能热爱和尊重(虽然我现在讨厌一切在我们之间制造紧张气氛的人)。我个人以为,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当然对于我来说十分痛苦。我们现在要体验和经受的一切还有何意义呢?最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再复返,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沉浸在真正的幸福之中,我的创作也颇有收获。在我们心情郁闷的时候,就想想这一切吧,请你相信我,对于你为我做的一切好事我都是感激的,我现在正在回顾它们,而把那些搅得我们心神不安的不愉快的事情都已经忘记。我对你做得不对的事,也请你忘记吧。请你一刻也不要以为,你已经失掉了我,请你像怀念你的挚友那样想着我吧--但愿我经常有机会向你证明这一点,请你原谅我这次分手给你造成的一切痛苦。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如果我能与你共度或者为了你而度过一小时,那么不管有什么忧郁的阴影这一小时也将是美好的。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年里我们共有的美好的东西。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40年11月30日) 首先祝贺你的生日。你至少还有两年才六十岁,而我则是最后一次享用我的五旬了。不久前我去公安局登记身份证的时候,那里的一位漂亮的小姐写道,"头发:灰白",这是不奇怪的。 关于《巴尔扎克》一书手稿的问题,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①。六百页德文手稿,两千页笔记和四十本划线作了标记的书籍,怎么可能通过官方检查?既然房子已经倒塌,那么其他许多东西也就随之遗失,信札,讲稿,我个人的书籍自传,总之,我拥有的一切由于失去了使用的价值而化为乌有。一切都无可"挽回",形势险恶。《命运攸关的时刻》在英国没有出版,因为加塞尔出版社秋天印的书,包括我的这本已经印好的书,在装订厂里全部被炸毁了。 德文的书我一字不写了,等这场混乱过去以后再说。重要的是,现在必须工作。我肯定要给舍尔茨出版社写信的 ()①,不过,《命运攸关的时刻》应该是《时来运转》 ()②,而且有一部分已经属于别的出版商了。 我内心从不与流亡者保持距离,相反,我对他们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同他们交往只能到一定程度。每天见五六个人就已经使我精疲力竭,结果我想见的人和事反而见不到(就像在巴黎那样)。在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而我害怕的是,人们对我估计过高,他们要我帮助他们在胡布施出版社出书,向报社投稿,等等。凡是我能出力的地方,我都自发地去做了。现在我们在纽约认识了两三百人,这些人我若是不见,就会得罪他们。我越来越觉得疲惫,因此,每日至少要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另外,我在纽约还要找出版商,到牙医那里看病,处理一些其他事务,根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见,然而,人们把这称为高傲。我不像托马斯·曼那么会精打细算,人家来了一小时便让他们离开--在我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呆上三小时。 我给蓝德斯霍夫和蓝德道埃尔弄到一份阿根廷签证,这并非容易。然而,怎么过去呢?只有在英国居住过的人才知道,英国是世界历史上封锁最厉害的国家,你们大家都无法估量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生活比躲在掩体里恐怖得多,因为躲在掩体里六天或者八天之后就能出来,撤回到安全的地带,然后睡觉。在英国则一点儿间歇的时间也没有--这里天气渐渐暖和,里约热内卢好极了,至今生活上不觉困难。这座城市,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如果气候不过于炎热,我将呆到一月底。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41年10月27日·彼得罗波利斯) 谢谢你寄来的两封信,我刚好收到。这里现在阳光明媚,还相当清静。我不能想象,像你这样的工作狂怎能忍受那种绝对与人世隔绝的、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首先,我的感觉良好,身体也好多了。我不再像在那边那样为个人的忧虑烦恼,但另一方面,我对时代的恐惧感在不断增长,以致无法估量。战争才刚刚开始,或者说,这才是战争中期,最后的几个中立国家才刚刚开始真正介入,而且接踵而来的是战后的混乱年代。我感到,我的活动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受到阻碍--我的书几乎不可能再用德文原文出版了,然而,我的整个思想和看问题的方式却与欧洲人的,甚至拉丁族人的气质息息相关,此外,我在各处都缺乏资料。我的《巴尔扎克》手稿一直未到,即使到了也无望出版。我梦想写一本奥地利式的长篇小说,但是,为了搜集具体材料,我得阅读十个年份的报纸,这只有在纽约才能办到,而我近期又不想返回那里。此外,还有一种想法萦绕心头: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再有家,不再有故乡和出版社,再也不能给朋友们提供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帮助了,因为一切都受到限制。这里的优点是,生活简单,需要的东西很少,因此,我可以谢绝为报刊撰稿。不过,我一直为创作状况担忧,得不到补给,必将像蜡烛缺少氧气一样,自行熄灭。关于马瑟雷尔的事我又写了一封信,我认为,去不去哥伦比亚只需要他自己下决心,因为一切都为他安排妥当。关于卢卡 ()①我在这里无能为力,这里已经不再发放签证了。当然,像埃伦斯泰因这样的人,既不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又不具活动能力,他们今后怎么办,我根本不能想象。我高兴地是,现在我的自传已经写完,有些部分生动逼真,有些部分简洁明了,至于如何出版和在何处出版,这自然还是问题。希望你的事情赶快了结,我很高兴,你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是什么滋味了。我们这个年纪还能有什么作为?过去是镇静、从容、回顾和荣誉,如今是奔波、躲避和仇恨。我已经完全心灰意懒,实际上,只有这令人舒心的寂静和孤独使我尚在苟且偷安。倘若我还能着手创作一部新的大型作品,情况就会好很多,然而,每一部作品都要遇到资料匮乏这一障碍。我很想写一本关于蒙田的书,我现在正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许多作品,这是另一个(更好的一个)埃拉思穆斯,一位使人十分欣慰的思想家。但是,这里几乎没有一点儿关于他的资料,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美国是否能买到有关的书籍--为了理解一个时代中的某个人,需要了解这一时代的整个氛围。我总是首先对自己说,要挺过这场战争然后重新开始。但不等战争结束,不等我又定居在随便什么地方,至少又有两年、三年、四年时间已经过去,无法弥补;而另一方面,物质方面的保障也丧失殆尽。我认为,这场战争正在把我们前辈建造的一切消灭干净,唯一留下的是这里深居简出的生活,不需做报刊摘要,也无客人来访。我主要是读书,第一次这么仔细地阅读了《威廉·麦斯特》以及类似的作品。然而,这种静心养性的休歇能长久下去吗?幸好收音机只播送巴西新闻。报刊我只读三分钟,因为想到各种苦难真是太恐怖了。蒙田怀着深深的遗憾谈道,人这一种类只是在幻想中才具有同情心,因此,他劝人要离群索居。如果我在生活中有百分之几的自私,我不抱任何幻想,那对我会大有裨益。现在是不可改变了。随便提一下,我恳求你,不要把我的生日告诉任何人,我热爱所有不提醒我记起这个日子的人。 为了索玛·莫尔根斯泰 ()①因已经给胡布施出版社写信,这之前就已经向他们推荐了那部长部小说。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42年2月4日·彼得罗波利斯)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由于会议 ()①租用了所有运载邮件和旅客的船只,看来寄往巴西的信件也因此受阻。没有太多要写的。看到今年不可能有真正的决战和最后的胜利,而我们这一代人最好年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两次世界震荡中丧失殆尽!我已心灰意懒。战争过后一切都将改变,战争一个月的消耗比过去整个国家几年赚得的还多。我担心,我们晚年的日子将充满忧虑和困难--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比宗教改革或者罗马灭亡时安全。获悉你的女婿和苏姗职业受挫,必须另外寻找机会,我深感不安。这里也在压缩劳动力,并且采取了某些民族主义的措施。 我在享受明媚的夏日,在里约热内卢由于突热而变成一个火炉的时候,我们这里则是夜间清爽,白天阳光灿烂。从纯物质条件看,这里是再好不过了。现在是旅游旺季,而我一如既往,离群索居,读书,写作和带着我的小狗散步,这只小狗非常可爱,不像卡斯巴那么聪明,但很忠诚,仿佛是我把它从小养大的一样。信函越来越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奉告的话,谁也没兴趣写信--况且,比之世界大事,在我们这个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呢!我的自传已经用航空寄往瑞典,但愿文稿准时到达。胡布施出版社不久要发表我的那本论述亚美利哥 ()②问题的小书,我在继续写论蒙田的书,但我对这一切都不再十分用心--当一个人不像昔日那样在隆隆的炮声下也能听到回音时,他就没有真正的激情。 读书是对我最好的解救,而且我只读优秀的、古老的书,我把它们称为"经得起考验的书",也就是巴尔扎克,歌德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们缺少的是,同与我们水平相当的人进行有益地交谈。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将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相信,未来的和平只能是和平时期的继续。有些事情必须经历了之后才能理解。在近来这种可怕的时刻,从思想上来说,欧洲对于他们就像当年中国对于我们一样遥远。 希望你的工作有所进展;我不想建议你给我寄书来,因为现在书籍一类的东西需要许多星期才能到达,而且还不保险。这个国家本身尚未受到战争的影响,对于轴心国的外国人只有几项限制,例如:在公开场合不准讲意大利语或者德语,不准随身携带这两种语言的印刷品。 在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度里,生活资料和一切其他物品绰绰有余。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小别墅的租期是否要延长至四月份;万一我的地址有所变动,我会及时告诉你。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42年2月18日·彼得罗波利斯) 没有别的话要说,只想告诉你我对你最亲切的思念。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度过了非常热闹的狂欢节,但现在这一类喜庆活动对于我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消沉。往昔的一切一去不再复返,而未来绝不会比那些过去的时代给予我们更多。我在继续工作,但只用我四分之一的精力,这与其说是真正的创作,倒不如说是旧的习惯所致。要想让别人信服,必须自己信服,要想使别人兴奋,必须自己兴奋。而我现在如何能兴奋起来呢!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我的心境最佳,我希望,孩子们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并且有所前进。在现在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希望你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希望五彩缤纷的纽约也会慢慢让你分享到一些它丰富的艺术宝藏--我这里只有大自然和书籍,有我一再反复阅读的旧书。 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 (1942年2月22日·彼得罗波利斯)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的感觉将比从前好得多。你是在奥辛宁见到我的。我的心情舒坦平静一段时间之后,意志更加消沉了。令我十分痛苦地是,我再也不能集中思想。此外,确信确信曾经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年,而且由于我们的特殊处境,不知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重返家园,这一切都使我心情沉重。我很喜欢彼得罗波利斯,但这里没有我需要的书籍,寂静最初令人欣慰,现在开始使人压抑--我的主要著作《巴尔扎克》没有两年平静的生活和那全部书籍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想到这里十分难过,而且,这场战争还没有达到高潮。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厌倦。你有孩子,因而必须尽一份义务,你的兴趣广泛,永远积极进取。我坚信,你会看到那个较好的时代,你是会同意我的主张的,我的"肝脏已经硬化",不能久等了。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给你写了这几行字。你不能想象,自从我作出这个决定之日起,我是多么快活 ()①。请你向孩子们转达我的亲切问候,请不要为我难过。想想善良的约瑟夫·罗特和里格尔,我一直很高兴,他们不必经受这些考验。 寄上我全部的爱和友谊,请不要难过,你知道,我是平静而幸福的。 (安书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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