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命运——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

今天，从地球的一头到另一头，人们的看法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一个问题上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世界风气不正，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道德)危机。 看看欧洲，我们尤其会有这种感觉：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都处在一种病态的敏感状态中，稍有一点点由头，就足以引发不可收拾的动荡。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让人听信。不只人与人，而且种族与种族、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好像都更乐于互相仇视，而不是互相理解。在欧洲，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对平静地发展生产都不抱希望，相反，大家都被恐惧的印象所压倒，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这种紧张状态是怎么来的呢?依我看，仍然是古老的芽孢杆菌在引起发烧，引起战争遗留的那种反常的血液循环。我们会记得，战争年代曾使各国人都习惯于感情的大起大落。打仗不可能打得冷冷清清，因此要打完一场为期四年的世界战争--真是长得可怕--就有必要惊人地投入升级的狂热，就必须不断在所有的国家重新激起本能的仇视、恼怒和愤恨，因为用歌德的话来说，狂热就"像腌鲱鱼，是不可能一放多少年的"。仇视、愤怒和好斗，就其特性而言，都只是短时间的感情冲动，这就必须创立一种可怕的学问，也就是所谓的宣传，来人为地使这种短暂的心态延长。原本随遇而安、和平相处的千千万万人，确切地说是三四亿人，--请想想这个数字--四年之间，就习惯了自作自受的互相仇视，互相敌视，压下了固有的天性。终于和平了，奉命去仇视、去谋杀、去发疯的这种义务，像拧死煤气阀一样，忽地被拧没了。这原是与人的天性相悖的，可有机体一旦适应了麻醉剂，兴奋剂，像咖啡、吗啡、尼古丁什么的，突然缺少这些东西就不行；同样，搞军事化，去仇视，去拼杀，这一代人的这种需要，也是会继续保持活跃的，只不过形式上变换了一下罢了。仇视的不是1914年的外敌，但促使人去仇视、去拼杀的，却依旧是那种危险的狂热。仇视，成了制度对制度、党派对党派、阶级对阶级、种族对种族、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仇视。而归根结底，连形式也还是1914年的。这是为需要所决定的，结成集团，并且作为集团声色俱厉去跟别的集团作对。在这种所谓的和平中，我们这个世界就被一种跃跃欲试的好斗情绪所笼罩。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艰危的局势呢?怎样才能使这种持续不退的高烧降下来，使好战的氛围再变得合乎人道呢?怎样才能给被仇恨所毒化的机体解毒呢?怎样才能煞住这种道德沦丧，这像浓云一样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沦丧呢?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超乎一切的大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我是第一个看出这个问题的人，也并不认为我有什么高明的解决办法。我知道，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大有人在。我们特别要感谢美国的民主政体和这种政体组成的政府，是他们一再一再强调名副其实的和平，强调世界持久的相互理解，指出这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我们却对一切协商会议，对一切宣言和号召，都变得过于不信任了，认为这一切也许防止或推迟了个别乱子，但就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而言，却并没有改变它的道德状态，或更确切地说是不道德状态。理性，就其本质而言，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而有组织的宣传，则抓住扩音器向世界大喊口号，相比之下，理性平静舒缓的声音，就显得太微弱了。人类的理性行为和动物的本能，区别就在于，理性行为是老早就预先想过的。对今天这一代人，正在进行战争、在大多数国家还执掌政治领导权的这一代人，要使他们不去颂扬权力，不去推崇战争和仇视心理，这种想法也许我们是必须放弃的。全力以赴，至少让下一代，今天的年轻一代，不再在这种感染和高烧中失落，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的一切努力，就在于使成年人不学坏，不多学坏，而年轻人心灵还像蜡一样可塑的时候，就及时地受到教育。战争闯进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间，把我们弄得心灰意冷。新的一代应当比我们过得更好，过得更有人情味，特别是过得更幸福，因而他们必须受到更好更人道的教育。在这种新教育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新的历史模式，有一种新的历史观，跟我们以往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一部展示人类怎样形成的历史，有关本民族和一切外民族的历史，会使年轻人有新的世界观。形成年轻人对生活的看法--政治的、道德的和个人特有的看法，有决定意义的，莫过于他们学习历史和理解历史的方式。 可我们在中学里，特别是欧洲的中学里，是怎样学习历史的呢?说句老实话，我已经忘了。前不久搬家，事出意外，翻出一本我在奥地利上高中时用过的历史教科书。--顺便说一句，过早地把旧教科书扔掉，这是没道理的，因为若干年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那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和观点以那么快的速度在改变。正是靠这本书，这本翻破的旧书，使我有机会来订正，培养过我们当今这一代人的历史，曾经是怎么个样子。我翻着看着，简直大吃一惊。我的天啊，对我们这些没有经验易于轻信的年轻人，那时候人们竟是这样来讲述世界史的!竟是这样不真实、不正确，这样别有用心！我一眼就看出来--而以前我们这些孩子是想象不到的--在这里，历史是人工制成的标本，是上过色的，是伪造的，就是说，是怀有某种深思熟虑的意图搞出来的。我看出来，由于书是奥地利出版的，是批准经奥地利中学用的，因此年轻人所必须牢记的就是这种观点：世界精神及其种种外射，其最高境界就是奥地利的伟大和奥地利的帝制。然而，离奥地利十二个钟头的行程以外，或者今天两个钟头的飞机航程以外，比如在法国或是在意大利，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历史同样被制成带有民族意识的标本，就是说，上帝或历史精神一起产生影响，都是向着法国，向着意大利，向着各自的祖国的。还在正确地认识世界之前，我们就已经被戴上有色眼镜了；各国的颜色都不一样，于是从一开头起，对世界，我们就只能从民族利益的视角去看，而不能用自由的、合情合理的眼光去看。今天的所谓德国民族教育，还在那个时候，就使人的精神面貌和看法早早地开始一律化，趋向口径一致。只有完全客观才有意义的历史，被勺子乱搅着，剩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造成爱国公民，造成未来的士兵，造成没有意志的奴才。由于这种被灌输的信念，我们有责任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制度忠顺，而对其他一切国家、民族和种族，则应当鄙视，同时不信任，认为我们的祖国是世界各国中最优秀的国家，祖国的士兵是各国士兵中最优秀的士兵，而且统帅是各国统帅中最优秀的统帅。既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的民族一向都是对的，那么今后所做的一切，也就永远都会是对的：right or wrong，my country(不管怎么说，祖国总是祖国)。 这是我们从教科书里接受的第一个错误导向；我把这本旧书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当然不是用以前那种孩子的眼光，天真、坚信不疑地去看，于是很快又看出了第二个错误导向。我们从这本书里记住的是些什么呢?书是这样排的，凡是重大历史事件，书页边上都标有年份，就像公路边上的里程碑，标出一路过来的里数一样。这些数字是必须背下来的。 那么，这特别醒目的都是些什么大事呢?我把教科书翻了一遍，看出来十有九个年份，都是关于会战的，关于战争的。我们必须背会，公元前某某年发生了萨拉米海战 ()①，某某年某某年又发生了坎尼战役 ()②，第一次布匿战争打了多少年，第二次又打了多少年，就这么多少个世纪打下来，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一次战争接一次战争，一直打到特拉法尔加角战役 ()③、滑铁卢战役 ()④、色当战役 ()⑤。终于，上次世界大战的日期也让我们记住了，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感性形式记住的，而不是光从记录下来的日期。 至于说这三千年里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从而使人类由旧石器时代的洞居人发展到文化的载体，这些事这本旧教科书倒是很少提到；同样，那些不善于慷慨激昂，而只会默默地活动着，维护祖国和平、促使祖国前进的帝王，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和英明的领袖等等，书中也很少提到。只有汉尼拔、西庇阿、阿提拉 ()①、拿破仑什么的才重要，只有冲锋陷阵的男子汉们，才被当英雄讲述给我们听。于是，人世间的头等大事就是打仗，而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盖世功勋就是打胜仗，这种思想从我们开始懂事起，就像锤子一样没完没了敲打我们听话的大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担心对所有欧洲国家今天这一代人也一样，从开始懂事起就被灌输，对世界起决定作用的成就，就在于一切使用暴力，包括战争在内的行为；只要对祖国有利，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向往的。这下好了，我们看到了这种后果了。如今，这搅得世界惶惶不可终日的后果，招来了人心浮动，招来了互相仇视，招来了不得安宁。 如今，世界大战要来砸烂一切，砸烂各种有色眼镜--给我们这一代轻信的年轻人戴上的有色眼镜了。而我，只能在这里重复说，如今用另一种眼光来重读这本翻破的旧教科书，我实在是大吃一惊。把历史完全当战争史来写，这到底要怎么着呢？几乎都是令人大为悲观、大为沮丧的事。这种永远打仗、永远打胜仗的历史，到底要说明什么呢?这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支军队打败了另一支，一员大将打败了另一员，一个民族打败了另一个，要塞被攻克，或是没有被攻克，一些国家因兼并而扩大，完了又因被兼并而缩小……站高一点儿来看，我觉得人类这张没个了结的战争年表，无聊得就像讲近五十年来的足球比赛史一样，上一回是汤姆打败了杰克，这一回是杰克打败了汤姆。四千年来，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攻打、掠夺、偷盗、奴役，人类并没有前进半步，相反一直都在祖传的血泊中步履维艰地兜圈子。难道叫我们从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去寻找人类的进步，从泽尔士一世一直找到鲁登道夫， ()①让我们看到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一个用战斧砍杀，而是用机枪整排整排地撂倒?看到被围在城堡里的人，不再从城墙上往下倒滚油，而是用设计巧妙的喷火器，一团一团往出喷火?看到我们也正是按遗传的本能在行事，看到只有我们会使用更得手的器械，看到我们不再是一小股野蛮人在联手格斗，而是千军万马，不像野蛮人那样没腔没调地呐喊战争，而是在收音机、留声机里吼着宣传战争?老实说，翻小时候用过的旧教科书，应能促使年轻人向往崇高、遵循人道的东西，可我在这本书里一丝一毫也没有找到，找到的只是一些恶劣的例证，证明我们总是在退回到古代的野蛮中去。终于我无法抑制愠怒，就把书往角落里一扔，因为我明白，就是教科书里讲的那些，教会我们这一代人走向世界大战的。这是个启蒙读本，能诱发一切危险恶劣、毒害时代的本能。 然而，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我们就是这样学历史的，就是这样受教育的。如今，我们看到这种后果了。总是冲我们耳朵吼，往我们心里杵，说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只要能打胜仗就是功勋盖世，至于取得这种成就用的是什么手段，那完全是小事一桩；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是死一万人，死十万人，还是死一百万人，这也是小事一桩。我们看到，经历了可怕的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不人道、不道德的教育观，并没有被看成几近犯罪，相反，今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这种观点还闻所未闻地紧紧张张、吹吹打打，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推波助澜。我们听得到独裁者的吼叫，一直传到美国这里，主张要有所谓英雄主义的人生观；他们还宣扬，热爱和平就是怯懦，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为国捐躯。他们认为有利于民族的就是可行的，还把这当作公理编制成法典；他们编出一种思想体系，使一切犯罪行为都得到宽谅。我们亲眼看到，时至今日的欧洲，竟有这种自成体系的谎言崇拜，有这种三千年来史无前例的宣传形式；我们也亲眼看到这样颂扬战争，把战争看做生活的最高境界--这是连古代的斯巴达人，连那些最最野蛮的部族都没敢颂扬的。我们亲眼看到这样以民族的名义歪曲历史，使我们憎恶得身上的血液都要沸腾，也使我们害怕得发抖，害怕用这种方式教育天真无邪的年轻人，会把下一代推到更为恐怖的血腥屠杀--彻底毁灭的血腥屠杀之中。 面对这一切又怎么办呢?历史中大部分是与战争有关的，那就从中学的教学计划中把历史课去掉?不行，我压根儿就没这么说过。历史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和，教育年轻人，历史课始终都是最重要的功课。要不，讲历史课的时候，对战争史至少也该尽可能压缩压缩吧?我也并不这么说，因为这样做是歪曲事实；明天的历史必须是完全客观的。这就要求做到，用另一种观点，用崭新的观点来编写历史，把人类生活看成是走向人道主义、走向全面发展的进步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停滞现象；编写历史所突出所强调的事件，首先都应当是有助于最后实现文明的。 我们所要的新历史，编写时必须站在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必须考虑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跟以往所编写的历史不同，那只不过是民族史、战争史。我们会想起来，这类史书是怎么来的，像塔西佗的、色诺芬的、一直到中世纪那批编年史作家的以及晚近时代的。那时候，世界还没有联成一体，这些史学家都生活在狭窄的圈子里，守着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国家--想想希腊看，不是比较大的地图上就找不着。这些人的视野，再大也就是祖国的边界，别的地方还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不知道了。而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同时动作的世界里，地球上再遥远的旮旯里发生了什么事，在同一秒钟里我们就都知道了；我们是从文字、从传声、从传真画面里知道的。那些史学家就像生活在山沟的夹缝里，目光受到崇山的限定，而我们今天，则像从山顶俯瞰万象，连大小和比例都看得分毫不差。正因为把握了世界的全貌，所以不言而喻，我们就应当拿出新的标准来。必须看到，重要的不是一个民族靠损害另一个民族取得了什么暂时的进展，而是有助于共同行动，共同进步，有助于人类文明的。明天的历史应当是全人类的历史，与共同的幸福相比，个别的争争吵吵是不值一提的。这应当是推倒重写的历史，昨天的史书肯定的，它必须否定，昨天的史书否定的，它必须肯定。以前把打胜仗看做最高理想，它必须提出团结一致的新理想来对抗；以前崇拜战争，它必须用鄙视战争来对抗：这是它进行评价的基点。 这不用强制手段能做到吗?我确信能做到。光是把暗示手段做些变换，就有助于说明事实真相，有助于发扬正气，就像讲战争故事，不回避任何事实，也一样能不美化战争。这有事实为证。全世界描写战争的作品，我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最为波澜壮阔的。书中作家写拿破仑进攻俄国的三大战役，没有哪个历史学家写战争能写得更生动、更有神采。读每一页我们都非常投入，看着统帅和外交家们翻文件、查地图，看着部队在行军，看着军官和士兵在会战中的一举一动。我们一起经历着意义重大的事件，激动、入迷，比听人赞美战争还要强烈一千倍。可是，这种重大事件，托尔斯泰心里认为是不道德的，对别人却可能是鼓动。他是怎样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呢? 第一页上他就写道："6月24日，西欧军队越过俄罗斯边境，战争爆发了。这就是说，绝对违反人类理性也违反人类天性的大事发生了。千百万人开始大动干戈，互相欺诈、出卖、偷窃、掠夺、放火、屠杀，世界各国法院几百年收集的犯罪档案又都出台了。可当时干下这一切的人，却根本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 托尔斯泰就这样开始出色地描写俄罗斯会战；说到这里，我前面讲到的变换暗示手段的话，大概也就不难理解了。托尔斯泰在整个行文中反复指出，整体的失去理智，是怎样反映在每一个细节中：天才的作战计划，不管是拿破仑的还是库图佐夫的，都从来没有被准确无误地执行过，意外情况总是百倍地压倒神机妙算，而军官中的无能之辈挂满勋章，英才却不受重用。他连篇累牍向我们证明，我们看到的对战争的描述，有一半是假的，带偏见的，而且那些将军和外交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没一个值得我们把功劳归在他们名下，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发生的，不是由富有创造力的理性，而多半是由偶然事件促成的。所以，托尔斯泰提醒说，对什么好事，什么功勋，我们得少来点儿赞叹，到头来那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讨人厌的。 我认为，明天的历史，如果要有教育意义，就一定要从这样的角度来写，就是说，重大的战役尽管不回避，但也不再当做一个民族最有积极意义的成就来评价。但不是一否定就够了。三千年来没完没了的军事行动，如果我们当做人类历史的阴暗面来看，那就必然还会有一个光明面。我看，能够回顾到的这三千年历史，除了民族之间无休无止的仇视，除了人群之间势不两立的厮杀，总还会有点儿别的什么。总还发生过别的什么事，促使人这种肮脏的动物从洞穴里爬出来，不只学会了杀死动物，杀死别的人，而且学会了征服自然，在陆地和水上活动，随着年光的推移，还学会了利用机器来使自己的手增长千万倍力量。总还发生过别的事，迫使人类去发明文字，发明显微镜去观察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发明望远镜去观察星座，去计算星座的运行，迫使人类去驯服闪电，跨越国界、跨越海洋去对话、去相望、去交流思想。这是文明在征服世界，这是智慧在征服世界。这种征服，难道不比所有一次又一次地征服国家、征服城市的征服史更重要吗?这难道不是唯一能给予我们信心的征服，使我们缓慢地--我承认，非常缓慢地--去克服我们天性中的拖拉，使人类不是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走向隐隐在望的目标吗?这部我们人类进步的历史，步步升高去把握世界、去改进人道主义现状的历史，与大战大屠杀溅血的年表相比，对年轻人和我们大家来说，难道不千万倍地令人宽心，令人振奋?难道它记述的，不是实实在在、唯一富有成效、人类共同分享的胜利喜悦，而取代仅只属于个别民族、个别国家的胜利喜悦? 当然，爱国的中学教科书，能让我们从这种人类共同繁荣的历史中学到的东西是很少的。这种历史教科书，不让上进心和自豪感促使我们成为讲友爱的世界主义者，不让我们产生讲友爱的感情，而教导我们只爱奥地利，只爱法国，只爱德国，总之是只爱祖国，而不信任其他任何国家。这种教科书想培养我们成为好国民、好士兵，因而特别强调各民族在对立状态中所做出的贡献，而尽可能淡化它们协同一致时的作为。欧洲大多数国家昨天的历史书--遗憾地是还包括今天的--都跟着这种造成隔绝而暂时有效的要求走。这种历史书以凝聚力相号召，把世界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跟某一个国家联系到一起。今天在欧洲，由于民族主义占上风，我们都只从国家出发去考虑问题；有人还想强制我们只考虑国家和国家目标以内的事。我担心，历史会无意地、甚至有意地听命于国家，一派奴颜婢膝，就像有的人一样。 我就相信，在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时代，凡是看到了我们这一代和当今这一代所遭受的灾难的，都会尽力使世界从这种催眠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相信明天的历史书--我们所要求的历史书，再不会是为赞美个别民族，而是为友好地赞誉全人类服务的。如果想准确地观察世界的全貌，我们就必须变换视角，必须更上一层楼，这样做，就像看风景一样，有的细部漏了，看到的却是重要的全景。这种变换，我觉得不仅可能，而且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大有可为的。我还记得年轻时得到的一次启示，是从多少年前的一本书里得来的。这本书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曾在博物学中引起过同样的视角变换。那是王爷克鲁泡特金写的书，叫做《人类和动物界的互助》。这以前，连篇累牍的书都只是告诉我们，说"生存竞争"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森林、草地、沼泽、海洋、空中和洞穴等等，都不过是疯狂地进行仇视的场所，残忍地实现弱肉强食的场所。不论在什么地方，动物收拾动物，就像人收拾人一样，强者扑向弱者，都那么气势汹汹，都那么诡计多端。互相消灭是唯一的欲望，这种欲望刺激着整个动物界。可如今出现了这本书，用丰富的事例证明，正是在动物界--我们认为残忍透顶、完全被剥夺了理性的动物界，不仅在每一属内，而且这个种与那个种，个体都会帮助个体。动物对动物，就像人对人，互利的本能都神秘地牵制着利己的本能。如果说动物的行为完全是本能的，无意识的，不可教育的，那么我们人类则是可教育的，甚至还有神秘的上帝在我们心里唤醒我们的良心，我们也就必然在更大的程度上能够步步升高，甩脱兽性和恶劣的本能。难道我们没这么做吗?难道不是做了几千年了吗?近几个世纪来，我们不要历史书不厌其详描绘的战争和争斗，没有兴冲冲昧着良心让人推向战争，尽管官方对战争百般崇拜，特别像今天德国那样教给人去崇拜，我们还是打内心深处就不相信这种英雄气概：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成就?难道我们大家--说句不客气的话--不是千百次为我们的文化成就自豪，为我们进步的文明自豪吗?这样来阐述历史，不是更符合我们的情况吗?这会使我们大家忘掉那些没有下文的胜利，反过来，还会由于这整个生活而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在继续前进。每十年，不，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发明和发现，使我们有更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即便我们有时也会跌跌撞撞，在血腥时刻也会退回到古代的野蛮中去，可我们毕竟没有莫明其妙地兜圈子，而是无所动摇地奔向隐隐在望的目标。 我相信，我们能够把这种认识赋予明天的历史书；凡是使各民族分离并使之对立的，就是谬误的；而使我们共同前进的，文明、进步，这才是重要的。这样，明天的精神气质才会比今天更好、更乐观。我们拿昨天的历史书，就其对人心的推动力，来跟明天的比较比较吧!战争史写的是些什么呢?不过是三千年来，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曾相互造成过什么罪过罢了，像什么法国掠夺过德国，德国掠夺过法国，什么波斯奴役过希腊，希腊奴役过波斯。这样做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好战情绪和仇恨。我梦想，文化史就不同，详细地写相反的东西。这种历史书要说的，不是一个民族归咎另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民族感谢另一个民族。它会说明，几乎所有的一切，我们发明的、设计的、发现的、创作的、信仰的，都是共同的成就。每一种发明和发现，都会在随便什么地方准备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谁胜谁败，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战胜国往往会向战败国学习，终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共同在建起巴贝尔塔 ()①。旧史书--那种战争史，想一再重复去蛊惑青年，使他们把强权奉为最高准则，把眼前的效果奉为鉴定一切成就的最后论据；而文化史则教导我们，去尊重这种人类不朽的精神，这展现为千万种形态的精神，专制制度和检查机构有时能压制、但绝不可能扼杀的精神。在这种明天的历史书中，亚历山大们，拿破仑们，阿提拉们，都不再是什么典范；被作为英雄人物来认可的，是为这种精神服务的人、赋予这种精神新形态和新表情的人、使我们增长知识的人、使我们凡夫俗子有能力征服自然和认识天上地下种种奥秘的人。 有人也许会反对说，只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写历史，对倒是也对，可我们必须考虑这个事实，讲精神的、文明的成就，不像讲战役、讲战争、讲暴动、讲冒险的考察旅行那样令人浮想联翩。这种反驳本身完全在理。还是孩子的时候，阿西比德和亚历山大 ()②以及德摩比利 ()③的那些英雄人物，就比贤人梭伦和哲人马克·奥雷尔 ()④更容易使我们激动。对作家来说，写美德--公正、宽容、博爱等等，不如写激情那么容易讨好人。写美德激发好奇心不那么直截了当，没什么耸动人心，引人入胜的东西。作家致力于写看得见的结局，写残暴的本能，尽歌颂强者，祝贺胜利者，总是要轻松一些的。我从自己的创作经验知道，写温和博爱的伊拉斯谟 ()①，就比写卡桑诺瓦 ()②妙趣横生的冒险和拿破仑的发迹要难，效应也要差。可是，大众就想要廉价的兴奋剂，残暴的、打仗的、耸人听闻的等等，讲述历史的人，真的就应当去迎合他们这种莫明其妙的愿望吗?正因为我们知道偏爱耸动事件的危险性，我们不是才更有责任，不去写残暴的英雄行为，而写我们内心更看重的那些形象高大的学者，那些充满牺牲精神在实验室工作着、贫穷、不为人知、被寂寞吞噬的学者吗?去写全力以赴，按责任感、和解与博爱的要求发挥作用，而从没有发动过战争的那些政治家、那些王公、总统吗?改变对英雄的崇拜，不写为了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怀着利己的想法，把千万人、千百万人赶进死亡的那些人，而去写为理想捐躯，堪称人类典范的人物，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不就因为这个任务繁重，吃力不讨好，才成为明天的历史书真正该完成的任务吗? 这种面貌一新的历史书，会带来多么振奋人心的社会风气啊!当它显示出永恒的创造精神时；当它被阐明，就像链条穿越时代，向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一个民族伸展，使每个新的国家，每个新的年份，都给这根链条添补上新的一环时；当它显示出，有思想的人类经历的这三千年，并不仅仅是一场流血的击剑赛，让醉了的上帝没来由地拖着去表演，而相反，在这宏伟的戏剧中，我们自己就是主人公、就是演员、就是剧作家、就是制作者时；当它让人感觉到，在人类无休的活动、无止的操劳中，有一种思想在起支配作用时；当它指出，人类有人类的任务时；当我们觉察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周围的小天地里，在这部大戏剧中，都分得到一句台词、一个动作时；会带来多振奋人心的社会风气啊!这就像一个人，只有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才会踏踏实实地活着；同样，我们人类也只有人性日益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而且能让逝去的一切都留下这种印记，我们才会认为那一切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明天的历史必须用这种精神编写，写成人类进步的历史，好推动我们自己前进。写这样一部历史是可能的，甚至就要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充满希望的预兆。近几十年来，我们刚进行过一些尝试，不把历史写成战事年表，写成流血的传统意义的暴力循环，而写成人类沿着往上攀登的一条阶梯。我把这看成是美国的殊荣，正是在这里，这类书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最广泛的效应。我只提一提威尔斯的史书，那是第一次全面的尝试，从各民族互相促进的角度来看世界史；我再提一提美国的一部民族史，这部书有意不叫《美国史》，而叫《美国文明的兴起过程》；还要提一提范·隆斯的《宽容史》。像《居里夫人传》这样一本书，在美国这里赢得了千百万人的心，这使我感到特别满意，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新型历史书的典范著作，正是我希望有人去写的。明天这种新型的历史书，记述的英雄事迹不是表现在战场上，而是表现在个人的内心里；是记述内心信念的英勇，而不是士兵迫于命令的英勇；是记述精神上的英雄气概，而不是拳头以及拳头靠枪炮等机械来扩大的那种英雄气概。精神上的英雄气概，原其本意，不是只对某一个民族，而是对全人类都有用的。一个人做出成绩，不是为自己，也不是只为本民族，而是为全人类的，这将是而且必须是对明天的历史书进行检验的标准，是最后的标准。因为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上打败奥地利、攻下阿柯勒和里沃利，这些胜利对我们今天又算什么呢？拿破仑的帝国早已覆灭，化为尘土，成为过去，而被他打败的奥地利，也不再存在了 ()①。然而，就在这同一年，在这同一地区，当时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伏打 ()②正在一架小小的仪器旁工作着。从他制作的第一组电池里，正迸出火花，产生出一种力，照亮了房间，使声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为我们驱动火车，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们今天的整个生活，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一致性，这是我们先人最大胆的梦想也不敢去梦想的。我希望，这种新型历史书首先要记述的，是这一类事迹，而不是地图上暂时的变更。我坚信，等打仗这种流血的野蛮行为终于过去了，写历史也不会没有材料好写，也不会缺新鲜事儿，缺英雄事迹。 前不久，读一本科研成果概述，就是去年的，前言中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句话说："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的发明和发现，从没有像去年这一年那么多过；对其中的意义，认识得也从来没有这么少过。"这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认识得实在不够。我们错误地把政治领袖大大小小的成就，把一小片土地的被占领当成了历史，可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小事罢了。真正改变下一代人外在和内在生活的事，这一刻也许在千百个实验室中的某一个实验室里，正在进行微不足道的实验，或正在进行复杂的运算，那是我们暂时还并不理解的。而把这一切讲清楚，一一都导入当代的血液循环中去，导入我们思维的搏动中去，我觉得，对明天的历史书来说，这正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因为只有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才算是真正的工作，想到这种工作会不断地出现，想到我们在精神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在取得进展，想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也许还看不出成效，想到人类正在精神上取得空前的胜利，只有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时，面对民族和独裁者的愚蠢行径，我们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因为这两种势力，总是当各民族共同前进的时候，就设法使他们互相碰撞；总是当进步不可阻挡的时候，就设法强行造成政治上的倒退。我们只有从明天的历史书将要提供的新观点来看当代，才能不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感到绝望。当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公民感到失望的时候，作为人我们却保持着自豪感。这个溅血的历史漩涡，只有把它看做创造性的准备阶段--进入未来更美好的时代和刷新人性的准备阶段，只有这样，我们看了才不至于感到恐怖。如果说历史应当有点儿什么意义，其意义就应当在于使我们认识错误，克服错误。如果说昨天的历史是我们永远在倒退的历史，那么，明天的历史就应当是我们永远上升的历史，应当是人类文明的历史(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美国的讲演)。 (樊修章译)